远远地就看见了旗杆，进得大门，跨过一座石桥，行走在水边的小径，走户穿屋，绕巷过弄，扑面而来的自然是古雅的骑马墙，层层叠叠，精雕细刻。滴水瓦上，叽叽喳喳的鸟雀，互相交流着觅食的经验；偏房的菜地里，鹅们骄傲地顶着高高的鹅冠，对着游人兴奋地叫唤着。跨越过一道道门槛，抚摸着一把把红木太师椅，眼前就浮现出男主人精明的身影、少夫人妖娆的腰肢，飘逸在小桥流水间。我还仿佛看到那个仓皇逃窜的赵构，带领随从躲避于这个叫澥浦的民居里。
郑氏十七房的历史，要追溯到700多年前的南宋时期：据考证，郑氏十七房的先祖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郑桓公，到南宋时，其子民受金兵四面追击，分散向南方迁移，他们中的一部分从河南隐居到余姚龙泉乡，尔后又迁徙到镇海澥浦——这就是郑氏的第一代先祖，叫靖侯。因为是北方人，他们的建筑糅合了四合院、骑马墙的遗风；因为是皇室亲戚，他们的建筑很气派。
据清光绪七年（1881）刊刻的《澥浦郑氏宗谱》记载，郑氏十七房一族是宁波帮中发源最早、绵延时间最长的商业家族。一代代的郑氏族人靠耕读捕鱼起家，尔后外出经商，积累财富，扩充了郑氏十七房的建筑。值得一提的是，郑氏十七房族人文商并举，经商不忘文化上的追求。如郑氏商人倡导的经营理念有：诚信为本，和气生财，敢冒风险，克勤克俭等，这应该是后来宁波帮儒商风格的雏形。
自明朝后，郑氏家族陆续往外延伸商迹。一个个聪明年轻的后生，或跟着同乡长辈，或大着胆子独自闯荡江湖，或摸索着看事情如何再有样学样，慢慢形成了一股浓厚的经商风气。郑氏宗族经商，实力雄厚，并创造了一批中华老字号和众多的中国第一，如创设四恒银号、老凤祥银楼、全盛民信局、上海茂昌蛋业冷藏公司、上海民生墨水厂（即后来的“英雄牌”墨水）等名店，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氏十七房的儒商文化，犹如一滴墨水，在洁白的宣纸上渗透开，于是有着许多的书画延绵在周边，渐渐地铺陈出了一幅宏伟而秀丽的江南水乡特有的山水画——宁波帮。虽然我这样的说法，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镇海籍的宁波帮人士在整个宁波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所有闯出天地的宁波帮人士，一定受到过郑氏十七房儒商文化的熏陶。
郑氏十七房，不仅仅是一处建筑群（下）
在郑氏十七房，我看到了墙面上的四幅浮雕：龙首凤身，灵动如生，破墙欲飞。据说，这里有“三多”：旗杆多，骑马墙多，小河多，且三年不下雨也不干涸。不过，我惊讶的，还是一组“龙首凤身”的浮雕。
作为皇亲国戚的后裔，在墙体上雕刻飞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只是为什么要把龙与凤糅合在一起，有些费解。龙代表男性的至高无上，凤则表示女性的典雅富贵。难道在这里，女性的地位很重要？等看过了郑氏十七房的族谱和参观了女祠，这样的疑惑就迎刃而解了。
在封建社会，男权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女人是不得进祠堂的，而要建造女祠，更是谈何容易。郑氏十七房里女祠洽礼堂的出现，起源于郑氏十四世郑溥仁的妻子戴恭人，她悉心服侍丈夫，抚育孩子，后来丈夫和儿子不幸去世，戴恭人没有立嗣也没有再嫁，把钱投入慈善事业，造福社会，从而赢得了族人的敬重。洽礼堂由戴恭人出资三千两，于清光绪七年（1881）动工，光绪八年落成。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地方的女祠都是为了纪念某位杰出女性而建，而且一般在人死后才建，所祀的女人不是贞女就是烈女。十七房女祠，是在女人活着的时候就存在的，这在男女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是相当难得的。走入洽礼堂正厅，高挂着“松龄柏节”的匾额，可见这里的女性，是依据这样的生活信条为人做事的。本族女子可以在这里识字读书、学习礼仪、攻习女红、看戏听书甚至于组织游乐活动等等，体现出江南水乡男女平等的早期的民主意识。在郑氏十七房，女性的名字也可以载入家谱，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为什么女性在郑氏十七房有这样高的地位？细想一下，可能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一是郑氏十七房的多数男性，都外出做生意了，家里的事情就得由女性来打理了；二是嫁到这里的女性，大都为大户人家的闺女，知书达理，品味高雅，颇具“领导”的潜质；三是这里的男性比较开明。
其实，再往远一点说，中国人本身就对女性是尊重的，只是孔老二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坏了规矩。男人都是女人生下来的，凭什么不尊重女性呢？天有漏洞了，不也是女娲补的吗？而且，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母系社会，那是绝对的女权体系。再比如中国古代的《诗经》里，也有很多赞美女性的诗歌，其《郑风》一共有21首诗，皆可用两个“多”字来概括——情歌多，美女多。《郑风》中的女子不仅“颜如舜华”，而且大胆热烈，敢于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迥然不同于京畿之地女子之忸怩神态，表现出东迁后郑国欲摆脱礼教束缚、寻求自由的崭新气象。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
这样说起来，郑氏十七房的女性，继承了中国古代女性的大胆、坚忍、宽容的魅力。
走出郑氏十七房，我细细回味着生活在这里的女性，她们应该是刚韧果敢而贤淑可亲的人。在生活中是强者，有困难能扛得起；对儿女是慈祥的母亲，循循善诱；对父母、公婆是孝顺的女儿、媳妇，关心备至；对丈夫是贤惠的妻子，体贴入微；对生活持有乐观豁达的态度，能为周围的人缩小痛苦，扩大快乐，带来幸福；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能倾听别人的心声，能与人沟通和交往，友好相处，以真情凝聚、吸引、影响他人，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为这样的女性建造一座女祠，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于是，在墙面上雕刻“龙首凤身”的浮雕，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海涂上的大家
洪荒年代开始，海生就在这里捕鱼为生了。海涂上，就他一个人，看惯了潮起潮落、日升日息。有一天，夕阳西下的辰光，海生看到海涂那边，出现了一个红点。红点近了，是一个娘们，她歪歪扭扭地来到海生的面前，无力地倒在海涂里了。
海生抱起她，回到自己的住处，用鱼汤喂食之。娘们醒来了，挣扎着推开海生的鱼汤，她走到门口，又瘫坐于门槛上了。
后来，娘们成了海生的娘们，生育了5个儿子5个女儿。
后来，北方有一些避难的大族，先后来到了这个叫蛟川的地方。
海生和娘们的5个女儿嫁给了这些大户人家的后代，她们的夫家不是读书就是外出为商；5个儿子不是跟随海生捞海，就是跟着大户人家的儿子们读书，都出息得犹如本领超群、聪明伶俐的海豚。
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地方改名为镇海了。
是勤劳、聪明，造就了这里儒雅、诚信、执着的气场。
近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26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占全国“两院院士”总数的近2%，“密度”为全国之罕见。著名的生物学家，中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贝时璋院士，计算数学专家周毓麟院士，生物化学家杨福愉院士，以及杨福家、倪光南、范立础等院士，他们在生物、数学、物理、通信、医学等诸多高端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翻开镇海的名人录，会看到一串闪光的名字，如世界船王包玉刚、影业巨擘邵逸夫等商贾巨子；贺友直、华三川、陈逸飞等著名书画家；港澳两地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曹其真等政界名人……照人数比例算，每1万个人中，就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镇海还是名扬海内外的著名商帮“宁波帮”的发祥之地。“宁波帮”博物馆馆长王辉说：镇海之所以能够出这么多的商界巨子，是与这个地区敢闯敢拼敢冒险的海洋性格有关。他们捕鱼、晒盐、闯荡南洋，一无所惧。“说过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四千万”的背后，让这些镇海商人赚得了“千千万万”的钞票。孙中山曾赞誉说：“甬（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商儒一体”的地域个性，形成了镇海人以文兴商、以道取利、以义济世、尊师重教的传统，并一代代地传承。而这，或许正是此地人才辈出的谜底所在。
2008年6月10日上午，国内第一家以院士为主题命名、以院士风采为主题陈列内容的镇海籍院士风采馆，在宁波市大学科技园科技创业大厦举行了开馆仪式。当时的宁波市政协副主席傅丹说：院士是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衔，镇海籍院士风采馆的建立，将成为宣传和展示院士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铭记和弘扬院士刻苦钻研、永不满足的科学精神，细致严谨、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勇挑重担、敢于奉献的高尚品德的全新平台；成为我市又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普工作基地，对进一步弘扬科学新风、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些，当年的海生和他的娘们，是没有想到的。
虎踞龙盘的文献名邦
余姚的来历，有多种说法：第一，舜姓姚，有一部分舜的后人住在这里。不过他们认为这里是贫瘠之地，故以“多余”之意冠之。第二，余姚，即余女兆也。说的是某朝某年，天下更朝，新帝把旧朝皇帝的妃子、宫女贬为平民，发配到了这里，这里因为遗余女子多而得名。第三，勾践伐吴败退至姚江，叹曰：“我只余下姚这块地方了。”自此，姚地遂称余姚。
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因为乡贤黄宗羲说：“今余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之经余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余姚有历山，上虞有握登山，舜母之名也……有象田，其土中耕者往往得古陶器，舜之古迹在此两县为最多。然大概舜之生在余姚、上虞，故曰‘东夷之人’。”而且，这种说法很有神化味道，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这是比较符合余姚的文化内涵的。
某日回乡，夜临舜江楼，驻于通济桥。宛如玉带的姚江上，通济桥横跨两岸，与北岸飞檐翘角、古朴庄重的舜江楼构成了一个“长虹腾空，飞阁镇流”的联合体，成为余姚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是历史文化名城余姚的徽标。先前的通济桥、舜江楼和县衙的“文献名邦”钟楼，是“各自为政，三位一体”的，现在，那座“文献名邦”钟楼“不翼而飞”了。我走上通济桥，看着舜江楼后面空荡荡的夜空，心里也是空荡荡的。据说，先前考功名的学子，都是经过明清建筑风格的江南直街，恭敬地跨过106级石阶的通济桥，环绕过舜江楼，再进入“文献名邦”钟楼，步入考场去获取功名的。“文献名邦”钟楼所在地，现在是一条叫“秘图山路”的现代化小路，路边多是些时尚品牌的店面。原先的县衙里边，有一座小山，就是秘图山，传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曾经把治水的图纸藏匿其间，故名之。在秘图山东面，原先有一个荷花池——一个县衙里挖一个荷花池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官员要像荷花那样洁身自好。记得少时多次来荷花池这边玩耍，雨中的荷花开得很有张力，雨点啵啵地打湿了荷叶，荷花池上面就会有一层薄薄的雾烟，一些红色的鱼儿有趣地游走在荷花底下，荷花们就乐得腰肢乱颤。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文献名邦”钟楼被拆掉了，荷花池被填平了，惜哉。据史料记载，我国有“文献名邦”之称的，共有五个地方：孔子的家乡曲阜、孟子的故里邹县、明清时期特多状元和会元的苏州、云南的大理、浙江的余姚。
余姚确实是一个很文气的地方，不过，上了年纪的人，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个说法：如果说余姚的舜江楼是这座城市的老虎头的话，那么其周边的龙、凤、龟、蛇四座山，就是虎爪了。龙、凤、龟、蛇即龙泉山、凤凰山、胜归山（圣龟山）、蛇山（白山头）。龙、凤、龟、蛇是代表神圣的物体和人物的，貌似借着这样的神气，余姚有了四大先贤十八学士，历代名人辈出。与之相对的，也会出现妖魔鬼怪，比如余姚一带曾经出现过不少土匪，男的有陈金木，女的有七姑娘。
如此看来，余姚是一个文化气与剽悍气相糅合的地方了。这样的风骨，无不给这里的人们，赋予文气表象强悍底气的品性。严子陵可以把腿搁在皇帝的肚子上，体弱多病的王阳明可以带兵打仗屡战屡胜，朱舜水不食他朝米饭而东渡日本，大儒黄宗羲在朝廷以铁锥击宦官，乃至于结寨抗清……
文气加硬气的余姚人，为人处世则很低调。明朝以来，余姚县衙的门口，一直挂着“文献名邦”的匾额，但一直是朝里不朝外的。这不是一种以故意的谦虚姿态来摆谱，而是隐藏自己的能力，不张扬地显示出来。这种做派，并不是不把事情做好，而是不把做好的事情炫耀出来。有道是“地不畏其低，方能聚水成海；人不畏其低，方能孚众成王”。世间万事万物皆起之于低，成之于低。低姿态处世做人正是一种“终成其高、必成其大”的哲学。因而，为人处世要懂得谦虚谨慎，甘愿处低，这样方可登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