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开始，那声音很轻，很轻，几乎听不见，悄悄地钻进了她的意识之中，慢慢地长大。挥挥手，想把那个恼人的声音赶走，身体在半空中沉浮，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她挣扎着，保持着平衡。但是，那个声音赶不走，反而越来越响，最后，响得连墙壁都颤动起来，她猛地坐了起来。窗外，警车呼啸而过，房间里一片黑暗，有那么一会儿，她想不起来自己在哪里。渐渐地，她的眼睛适应了黑暗，看到了自己身上盖着的厚厚的被子，还有身下的榻榻米，她一下子清醒了过来。
抱膝坐在那里，警车过后，四周落入格外的沉寂，夜色又包围了她。这是一个小小的日式房间，两侧是滑动拉阖门，对着小阳台，是一扇沉重的玻璃移门。木质天花板很低，借着外面时不时打进来的灯光，都能看得清木板上的纹路。来到东京已经十天了，但她还是不能完全相信自己离开了中国。
拉阖门断开的隔壁房间，住着她的母亲，她能听到母亲均匀的呼吸声。现在，在这个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廉价家具的逼仄小公寓里，她和母亲又住到了同一个屋顶下。她睡的这个房间，是公寓里唯一的一间卧室，她来了之后，就占据了这间卧室，母亲搬到厅里睡去了。来到东京之前，珮吟一门心思想的就是离开中国，等了那么多年，离开中国成了她的心结。可是，到了日本以后，她才发现，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并不自在。她觉得母亲对她一点都不了解，这让她很沮丧，动不动就会发火。前一天晚上，母女俩就大吵了一场，起因是陈燕给她做了一碗鱼煨面，上面撒了葱花。
“我不喜欢吃面，尤其不喜欢吃鱼！”珮吟看了一眼，就嫌恶地把那碗面推到了一边，转身气鼓鼓地打开了冰箱，翻找半天，终于翻出了一个便利店里买来的饭团。“我讨厌面食，我喜欢米饭。”珮吟像发表声明一样地又吼了一句，接着，把饭团的包装纸剥了个精光，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让她恼火的是，母亲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动不动就把她当作那个当年被丢下的小女孩。更可气的是，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多花一点时间来了解这个女儿，她怎么就不来问问她想吃什么，想玩什么？最起码，也该多花点时间和她聊聊天吧。可是，没有，母亲就是自以为是地替她做主，烧那些她不爱吃的饭菜。
“哟，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米饭，不喜欢吃面的？”正在洗碗的陈燕，听到珮吟的话，不禁把脸转了过来，不认识一样地看着女儿说：“你以前可爱吃鱼了，面条么，是你最喜欢的。”“妈，那都是什么陈芝麻烂谷子啊！”珮吟不耐烦地叫了起来，“你想一想，这都多少年过去了？这三十年来，你对我不管不问，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又讨厌什么呢？”
被女儿一抢白，陈燕噎住了，张了张口，话却接不上。过了阵子，才幽幽地说：“我好心好意给你做面，怕你放学回家肚子饿。”陈燕皱了眉头继续说：“可你一点也不领情，还说上这么一大堆，也太没良心了吧。”珮吟听了，什么也没说，沉下脸，别过头去继续啃饭团。
“珮吟？我在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看看女儿无动于衷的样子，陈燕有点恼火，朝珮吟走了过来，“你怎么啦？你心里有气，就说出来嘛，说啊，你到底在生什么气？”珮吟起身，漠然地绕开陈燕，走到冰箱前，一把拉开冰箱门。她伸手拿了一罐大麦茶，打开，喝了一大口。才转过身，冷冷地盯着陈燕说：“难道，我没理由生你的气吗？”
“你是说把你留在大连吗？是不是？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何尝不想啊，可我没办法啊。可当时的中国，正在搞运动，谁都出不来……”
“又来了，”没等陈燕说完，珮吟就打断了她的话，“你别老拿‘文化大革命’做挡箭牌，这都什么年代啦？‘文革’早就结束了，现在都九十年代了。”
“那你也得讲讲道理啊，我八〇年不是回去找过你吗，那时候可是想好了要带你出来的。可你那时候呢，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你叫我怎么办？我可能把你一家大小都带出来吗？”陈燕越说越激动，声音不由得高了起来，“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在外糊口不容易，日本的物价这么高，我靠着做清洁工，拿那么一点点薪水维持生计，如果一下子多出来四张嘴，我能喂得饱吗？”
珮吟听了，沉默了很久，之后，叹了一口气：“对你来说，我永远是一个包袱，对不对？对不对？那时候去香港，你说不能把我们三个孩子都带走，是因为香港有规定，一家只能带两个孩子。这几年来，我想明白了，这都是借口。真正的理由，是钱。我说得没错吧？”珮吟说着说着，声音都变得刺耳了：“姗姗妈都跟我说了，你们之所以把我像个破布包一样地扔下，是因为你和爸爸担心香港生活费用高，供养不起三个孩子。这才是真正的理由，对吗？”珮吟盯着陈燕，这双眼睛里，流露着陈燕熟悉的痛苦和失望，也流露着陈燕陌生的敌意和质疑。陈燕想说点什么，可又说不出话来，女儿的质问，让她无言以对。“你这个残酷的决定，夺走了我多少机会？”看母亲没反应，珮吟冷冷地接着说，“你看看我，今年都三十八了，再过两年就是四十岁的人了。可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老公没了，孩子也不在身边。现在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什么都得从头开始，这些，你替我想过吗？”
“珮吟，你说话可得有点良心。我可从来没叫你离开家人，这是你自己的主意。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扔下他们跑出来了，现在可别在这儿埋怨别人。”
“那是，要不是我不顾一切地跑出来，这一辈子就困在大连了，那我死了也不会瞑目的。”“珮吟，你还有完没完？”陈燕忍无可忍地打断了女儿，“大连有什么不好？但你非要觉得是我亏待了你，那我也没办法。今天就不要再说了，就此打住吧。”
如今总算跟家人重聚了，可是，经历的那些磨难，已经烙在脑海里，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母亲却以为过去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可能吗？她怎么会忘记，小时候，住在舅舅家破烂又冰凉的棚屋里，天天盼望着妈妈来接她，夜夜流着泪入睡。她又怎么会忘记，那些滴水成冰的冬天，两个表兄弟和舅舅舅妈挤在一张热乎乎的大炕上，而她却孤零零地蜷缩在冰冷的钢丝床上。妈妈带着弟弟妹妹离开的那一年，她才八岁，那时候她懂什么啊，真的以为妈妈过一两年就会来接她的。可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直到八十年代，北京的门户开放政策正式下来之后，母亲才姗姗来迟地赶来看她。可那时候她已经是快三十岁的人了，早就结了婚，还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在二十多年的等待中，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就这样流逝了。
你走的时候对我说，过一两年你就会回来接我的，可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珮吟还记得，那次母亲回国来看她的时候，她悲愤地质问母亲。一年又一年，她在大连等着妈妈来接她，却一次次地失望，妈妈的食言，带给她的是漫长的孤独和绝望。
母亲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表情十分尴尬。后来，她才结结巴巴地说，一九六四年，也就是离开大陆两年后，她的确考虑过回去接女儿的。可是，那一年夏天，大卫突然受到严重的病毒感染，情况十分危急，她脱不开身，错过了时机。再说，当时她自己的香港居住证还没办妥，怕回了大陆之后，就再也去不了香港了。但是，母亲越是找理由，珮吟就越是生气，她生气的是母亲还把她当成八岁的小女孩，随便哄骗。怎么可能平时都好好的，临到要出门了，大卫就病了呢？
那么六五年呢？你怎么不来？珮吟不依不饶地追问下去，母亲脸上的尴尬她不是没有看到，但是她不想轻易地放过她，毕竟，她吃了那么多的苦头，她有追问的权利。她还是希望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一个体面的理由，这对她自己也是一个安慰，哪怕母亲编一个，可是，没有。后来，珮吟慢慢地意识到，她自己真正渴望的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理由，而是要宣泄一下这么多年来一直郁积在心的愤怒和沮丧。她无非是要呐喊一下，为什么这一家人可以在纸醉金迷的香港享福，而她一个人却被遗弃，成为唯一的替罪羔羊呢？
她更想让母亲知道的是，自己对她的失望。身为母亲，无法实现对女儿许下的唯一一个承诺，却给女儿带来了无数个痛苦的日夜。的确，一九六五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那时候出入中国已经很不容易，把她接走的难度是很大的。可是，即使这样，母亲和弟妹们不是已经在香港了吗，如果抓住时机，好好想办法，毕竟有三年的时间可以周旋。三年，在大陆关上大门之前，如果他们愿意，如果他们努力，是可以把她接走的。说白了，他们就没有把她放在心上，正因为母亲心不诚，一家人从此分开，音信不通。留在老家的那些年，她在孤单中度过了动荡不安的“文革”十年，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关在笼里的野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孤独，无助，绝望。应该还在爸爸妈妈面前撒娇的年龄里，突然间最亲近的家人都不见了，她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敏感的小人儿从此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心心念念的就是等着她母亲来接她。但是，希望一次次地落空，年龄一年年地增长，失去的，再也回不来了，就冲这一点，她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她。
嘀嗒，嘀嗒，嘀嗒……榻榻米上的闹钟不缓不急地走着，珮吟伸手抓过闹钟，凑近一看，才四点半。她转身整了整枕头，又躺了下来，身子一缩，整个人钻进了被窝，她想再睡一会儿。被子压在她的身上，又厚又重，她翻了好几个身，怎么都不舒服。日本人怎么把被子做得这么笨重，她想念家里的被子，松松软软地裹着身子，多么熨帖。珮吟把衬在被子下面的毛巾被抽了出来扔到一边，减掉了一点分量，可还是不舒服。她又把一条腿伸到被子外面，搁在凉凉的榻榻米上，可还是觉得热。她心里烦躁起来，干脆又坐了起来，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床被子。被子上，银色的线条，勾勒出云朵的图案，连绵不尽如同一条翻滚的河流。她伸出手指，沿着那些线条轻轻地描着，描着，打了个大大的呵欠。
珮吟拧开了床头灯，在晨曦中微微显出轮廓的房间，一下子暴露在昏黄的灯光中，再次提醒珮吟，这个小小的居室有多么简陋。一张复合板小桌子搁在角落里，上面杂乱无章地堆着书本和报纸。两张折叠椅，夹在这张桌子和那面真正的墙壁之间，白天拿出来坐，这会儿收拢起来，珮吟才有地方睡觉。书桌的另一边，是一个小抽屉柜，上边放了一台15英寸东芝牌电视机，外壳鲜红。几厘米之隔，是一张日式暖桌，这会儿被竖起来斜靠在玻璃拉门上，那桌子的四条腿像八爪鱼一般张开，正冲着珮吟，好像在表示对珮吟的欢迎。
对面靠门的一边，立着一只简易无纺布衣橱。这种衣橱，是日本人的发明，无纺布外框，金属骨架，装有拉链开合，下面连着轮子，可以随意搬动。凑合着用，可以解决狭小空间里的储物难题，在日本很有市场。为了腾出地方，摆放珮吟的衣服，母亲早就把自己的东西都清理走了。可是，这只衣橱还是太袖珍，折腾了半天，珮吟一大半的穿戴还是留在了带来的两个旅行箱子里，每次翻找想穿的衣服时，她都烦得咬牙切齿。
从踏入母亲家的那一刻起，珮吟就对这里心生厌恶。这间可怜巴巴的小公寓，让她联想到自己人生的失败，这堆破破烂烂的旧家具，折射出她无比的沮丧。她就搞不懂了，张家怎么会潦倒到这个地步？珮吟认识的好些人，无论是去了加拿大还是澳大利亚，人家也是白手起家，过个五年十年就挣了大钱。偏偏她的家人怎么就这么不堪，都出来好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真让她觉得丢脸。说起来，她还可以怪自己命不好，赶上“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好青春。可她家人怪谁去啊，都出来那么多年了，要怪，只能怪自己没有把握好机会，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和机会，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这样的结果，可真对不住她为这个家庭做出的牺牲啊。
她永远不会忘记，几天前第一脚踩进这个破烂家时，她的心里有多么崩溃。进门刚把鞋脱下来，一抬头，直接就看到那个被称为厨房的狭小空间，比窄窄的走廊宽不了多少，挤着脏兮兮的水槽和炉灶，估计进去了转个身都困难。走廊通向她母亲所谓的“两居室公寓”，其实就是一间长条形的榻榻米房间，被一道拉阖门隔出了两块空间。
当她看到厕所时，更是惊得连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这个简陋的厕所竟然是用薄木板搭出来的，小得就像个衣柜，里面就只有地上的那个洞。没有浴缸，没有淋浴，如果要洗澡的话，就要走上十多分钟，穿过一条嘈杂的商铺街，跑到钱汤也就是大众浴室去。难道这就是文明而富足的日本？难道这里住的是有钱有文化的人？虽然大连的那套房子她自己觉得又小又破，可是和她母亲的这套窝囊公寓一比，那可真算得上宽敞明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