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惩治腐败最为严厉的朝代之一，有数据为证：
清朝自1644年至1911年的267年当中，因贪污受贿、走私等各种经济犯罪案件而受到刑事处分的一、二品官员，据统计有165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71人；判处死缓（斩监候、绞监候）的有52人；判处其他刑事处分的有42人。统计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其中有明确案发时间记载的有53案。其中一百天内判处结案的有26案；一百天以上至两百天判处结案的有17案；两百天以上至三百六十天判处结案的有6案；一年以上判决结案的有4案。[1]可见，清朝对贪腐毫不手软，对暴露出来的高官大案从严、从快处理。
另一方面，清朝始终未能摆脱腐败的旋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大贪巨蠹前仆后继，从早期的明珠、隆科多，到后期的和珅、奕劻等。一边是编织制度的藩篱，同时不断杀戮贪官，一边却是贪腐案件如泉涌般出现。杀贪官杀到手软的乾隆皇帝，晚年纳闷：“朕御极五十余年，未尝不时时以整饬官方为务。而贪纵骫法，如恒文、蒋洲、良卿、方世儁、王亶望、国泰、陈辉祖、郝硕诸人，接踵败露。”
重典治贪的清朝为什么无法遏止贪污之风？为什么惩贪愈严，贪风愈烈？
一、清朝反腐简史
如果把腐败定义为对政府赋予的公权力进行私用、滥用或者不作为，那么，清朝的腐败行为可以对应分为三大类：私用公权力的贪污侵吞、中饱私囊等经济犯罪；滥用公权力的腾挪枉法、胡作非为等行政犯罪；公权力不作为的昏庸无为。
经济犯罪比较容易理解。本书将提到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威宁铅厂亏空案，就是典型的损公肥私、敲诈勒索案件。又比如，咸同年间贵州巡抚张亮基，在巡抚衙门内添设内粮台，凡有解款，先交内粮台，再发军需总局。历年来，湖南解往贵州巡抚衙门的白银有50万两，而发往军需总局的仅有20余万两，张亮基仅此一项就侵渔不下30万两。再比如，贵州绥阳县知县邓尔龚，“初任绥阳即无恶不作，假劝捐为名，肆行搜刮，下至妇女簪珥等物，为之一空，其间侵蚀肥己，数逾巨万”。邓知县所作所为就是赤裸裸的鱼肉百姓，都有敲骨吸髓之嫌了。
清朝的优势之一，在于它站立在之前朝代的肩膀上，可以汲取历朝历代优秀的制度成果，高起点地构建反贪倡廉体制。早在顺治朝，清朝就建立了成熟的官员考核制度，定期对京官进行京察、对地方官进行大计，奖优汰劣；吸取前朝宦官乱政的教训，严格管控太监，将太监置于文官集团的掌控之下，并且严禁宦官外出与参政——清朝自始至终没有发生宦官干政的现象；同样的，清朝也严禁后妃和外戚干政，明确后宫不得过问前朝事务。之后，清朝制度在高起点上增减修订，堪称是中国政治制度之集大成者。
清朝建立之初，贪腐案件还集中在经济犯罪领域，比如顺治朝的顺天乡试案、卢慎言贪污案，康熙朝的侵没逆产案、噶礼贪赃案、赵凤诏贪污勒索案，等等。
康熙皇帝是清朝的圣祖仁皇帝，平三藩，定台湾，又南征北战，建立了伟大的功业。统治后期，康熙对吏治并不重视，或者说有心整肃却力有不逮。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二月，皇帝谕大学士等：“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这一问，问得好！一个穷秀才，为什么当官没几年就成富豪了呢？难道当官就能发财，或者就为了发财？康熙无力追究这背后的原因。
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月，康熙皇帝谈到对地方督抚的要求时说：“山西巡抚苏克济、直隶巡抚赵弘燮、山东巡抚蒋陈锡历任俱久，未闻清名，亦无贪迹。而地方安静，年岁丰稔，此等便是好官。”这话，把康熙的晚年心态暴露无遗。他口中的“安静的好官”，很快就被证明是腐败分子。雍正继位后，查出苏克济亏空450万两，蒋陈锡亏空200多万两，赵弘燮亏空340万两。
雍正面临着的是一个吏治疲软、贪腐渐渐成风的局面。他强力整肃吏治，刷新政治。登基一个月以后，雍正皇帝就下令在全国清理钱粮。除陕西省以外，其他省限令三年，各省总督、巡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揭发还是没有暴露的，三年之内务必如数补足。三年补完之后，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亏空问题不是一时一刻产生的，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来解决。雍正皇帝并没有真正解决清朝官府的亏空问题，但是遏制了府库继续亏空的局面。他真正的反腐制度创建，是推行了“养廉银”制度。雍正把原先地方通行的、在正税之外征收的耗羡（各地巧立名目的附加费用）“火耗归公”，由各省统一标准、统一征收，再发放给地方官员作为“养廉”费用。一来补贴官员行政开支，二来弥补俸禄的微薄，保障官员的物质生活。虽然在执行之初，就有人认为养廉银制度会增加百姓的税负，并不能真正养廉。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我们不能否认，养廉银的确缓解了清朝官员的财政压力，更不能否认雍正为了杜绝贪腐所做的努力。
雍正的另一项反腐创举是追赔制度。贪腐的不法收入，官员要如数退还，如果不能退还，就抄没家产，再不够数额就勒令其子孙世代赔偿。追赔制度在清朝执行了下去，我们会发现清朝是官员抄家没产最频繁的朝代。官员和朝廷之间，在转移资产与反转移、隐匿财富与挖掘赀财之间反复攻防，几乎是每一桩贪腐大案的必备曲目。
变革朝廷监察体制，是雍正的另一创举。之前监察制度有台、谏两套系统，前者是御史台，监察百官，后者是给事中，劝谏皇帝。雍正推行“台谏合一”，将给事中并入御史所在的都察院，转而同样监察百官（侧重于百官的行政效率）。此举虽然强化了君主专权，但对官僚集团的监察无疑加强了。
清朝贪腐与反腐的高潮，出现在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坚信：“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钺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重典治吏”，乾隆做得比康熙、雍正更严苛，更是后世子孙无法企及的。
乾隆对贪腐官员冷酷无情，处置起来从不手软。王亶望的甘肃冒赈案发后，涉及官员210多名。乾隆杀了总督、巡抚、布政使3人，道府州县官员66人；判处杖刑流放到三千里以外边远地区服苦役的有6人；发遣戍边的50余人。另有50多名官员遭革职并追罚银两。
对于高官显贵的贪腐罪行，乾隆不但不留情面，还从严从重判处。比如王亶望案发后，闽浙总督陈辉祖之弟陈严祖作为甘肃某县的知县，贪污3700两银子；两江总督高晋之子成德也是甘肃某县的知县，贪污4300两银子。该案其他知县贪污在1000两以上10000两以下的都被判死缓，陈严祖二人按律该判死缓，乾隆特意改判为斩立决。乾隆皇帝就是要在全国官民面前宣告反腐意志，在贪腐问题上对任何人都不会法外开恩。
乾隆皇帝时刻留心官员，尤其是高官廉洁与否，常常通过一些细节发现贪腐线索，然后深挖下去。《清史稿》承认“高宗（乾隆）谴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于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晚清薛福成说过：“高宗英明，执法未尝不严。当时督抚，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之伦，赃款累累，屡兴大狱，侵亏公帑，抄没资产动至数十百万之多，为他代所罕睹。”
可叹的是，乾隆时期的贪腐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经济犯罪，而是在各项制度压力下成为了普遍现象、全局现象。高度集权的制度设计，是官员不堪重负，不得不滥用公权力，或自保或营私谋利的根本原因。最典型的莫过于府库亏空案件，在乾隆时期大量出现，且数额巨大。官员挪用、勒派银两，不是简单地追求物质享受，更有弥补财政缺口、开展工作的形势需要。官员挪用钱财，违规操作，也可能与个人品行无关，而是形势所迫。比如，林则徐操守卓越，历任督抚要职，而始终布衣素食，清廉自律。曾国藩曾说：“闻林文忠公三子分家，各得钱六千串，督抚二十年家产如此，真不可及，吾辈当以为法。”（《清朝野史大观》）但是，张集馨在年谱中记载，其任陕西粮道时每年定期向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奉送礼金数千两。我相信，林文忠公用这笔钱维持巡抚衙门和幕府的运转，并未装入私囊。可严格衡量，这是违法行为。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乾隆坚持简单处理的逻辑，注定不可能对财政困局有根本性扭转。财政如此，司法制度高压下的地方官员举止失措，更是如此。而至于行政犯罪，也已然和经济犯罪交叉混杂。
更糟糕的是，乾隆晚年也犯了和祖父康熙一样“政失于宽”的毛病。精明又贪婪的和珅，就是在其晚年崛起的。和珅的存在，完全可以推翻乾隆朝反贪腐的所有成果。[2]
乾隆之后的嘉庆、道光、咸丰诸位帝王，都是守成之主，同治、光绪、宣统更是不能与康雍乾三位相提并论。后世完全没有康雍乾三人的雄才大略与执政手腕。而后六位帝王面临的局面却远比祖宗复杂、困难得多。这注定清朝后期的反贪腐工作一团糟。
清朝后期，贪腐在经济犯罪、行政犯罪之上，又加了一层政治黑暗。庸庸碌碌成为官员常态，圆滑敷衍成为他们处事的原则。事已不可为。晚清有某国公使造访总理衙门，寒暄中，公使提到今天天气不错，清朝官员竟然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先是名位最高的亲王点了头，接着排名其后的重臣附和，最后再是一众官员纷纷回答：“今儿天气是不错。”如此做派，老态毕现，哪有一点刷新政治的可能？政治黑暗会抹杀革新的萌芽，会打压对公正高效的追求，掩盖诸多肮脏贪腐，它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二、贪腐重因：清朝财政困局
财权是核心权力之一，清代财政管理制度固定僵化，缺乏必要的弹性，这是导致清朝诸多行政犯罪的重要原因，也给许多官员的经济犯罪提供了便利。
所谓“国家经费有常”，清朝衙门和官员的开支只有符合特定的“例”与“额”才允许报销。而这些标准，大多定于清朝前期，确定后就恒定不变。可是，社会是发展的，很快“例价不敷”就成为普遍现象。不合标准的开支无法正常报销，不削足适履伪造账目，就只能以其他名目腾挪资金。又比如“强干弱枝”，财权操于朝廷，地方上除了官员俸禄外，原则上不能留存其他银两。那么，地方的诸多开支怎么办？向朝廷报销，往往例价不敷，报销不了。地方官员只能尽可能地筹措资金，左右腾挪了。而随着时间推移、朝廷开支不断膨胀，财政压力骤增，户部又把包袱甩给地方。地方原本就压力巨大，如今更是要寅吃卯粮、横征暴敛，及至伪造账目了。上下都越来越苦不堪言。钱粮赋税的亏空，上述原因是重要背景。
乾隆皇帝又给窘迫的官员们压了好几座大山。除了之后会提到的频繁进贡外，还有议罪银制度。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自请认罚银”“认缴银”“罚项”等。相当于官员检讨错误后交纳的罚款，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议罪银的名目太多，金额太大，显然超过了官员的承受程度。有些议罪银名目滑稽，不过是以小过获咎。官员不得不认缴巨额银子，向皇帝表示主动认错、严以律己的态度。例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河南巡抚何裕城以奏折沾污香灰，遂声言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请罚银三万两”[3]。这种未曾奉旨议罪而主动自请缴银的情况到乾隆晚年更为普遍。皇帝习以为常，官员完全不堪重负。
缺钱就得筹措。官员们筹资手法各不相同，但根子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取之于民”。火耗、加征、陋规、摊派、节礼等，都是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官吏们横征暴敛，“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同时不惜侵吞、挪用官库钱粮，导致官库亏空。州县官多方筹措资金后，并非全部据为己有，相当一部分又以陋规、节礼等同样的名义奉送给了上司。上下串通，都靠种种法外收入维持着各级行政运转。
《大清律例》规定，官吏犯赃，根据“枉法”和“不枉法”分别“计赃科断”，有禄人（月俸一石以上）受赃枉法1两以下者杖七十；80两，绞。无禄及月俸不及一石者贪赃120两，绞监候。监守自盗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从《大清律例》的规定看，死刑起点线是白银40两，处决方式为斩首。而且，还“不分首从，并赃论罪”。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执行，清朝中期以后几乎每个官员都是罪犯，绝大多数人应该斩首。
清朝上层对财政亏空的处置，存在两种意见。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皇帝谈到对钱粮亏空的看法，他说：“凡言亏空者，或谓官吏侵蚀，或谓馈送上官，此固事所时有。然地方有清正之督抚而所属官员亏空更多，则又何说？朕听政日久，于各州县亏空根源知之最悉。从前各省钱粮除地丁正项外，杂项钱粮不解京者尚多。自三逆变乱以后，军需浩繁，遂见一切存留项款尽数解部，其留地方者为俸工等项，必不可省之经费，又经节次裁减，为数甚少。此外则一丝一粒无不陆续解送京师，虽有尾次，部中亦令起解，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因而有挪移正项之事，此乃亏空之大根原也。”康熙的意见是，只要官员是一心为公，挪用、亏空钱粮可以默许。
雍正皇帝跟他父亲的看法完全不一样，雍正认为：“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渔，岂皆因公挪用！”官员“每恃宽容，毫无畏惧，恣意亏空，动辄盈千累万。督抚明知其弊，曲相容隐，乃至万难掩饰，往往改侵欺为挪移，勒限追补，视为故事，而全完者绝少。迁延数载，但存追比虚名，究竟全无着落”。因此，雍正严厉追查亏空，勒令官员填补窟窿。
基本而言，清朝对财政亏空的查办，摇摆在康熙和雍正两种意见之间。暴露问题以后，朝廷会要求相关官员按照责任、品级、任职时间等复杂的标准分配好赔偿的比例，定期缴纳银两，或者干脆扣罚官员的俸禄、养廉银等来填补亏空。摊捐、分摊、流摊、捐赔等名词，指的就是不同的弥补亏空的方法。
随着亏空现象越来越普遍，官员的扣罚俸禄、赔补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款项“年增一年，至繁且杂”，以至初习钱谷事务者“每致茫无头绪，难悉源流”。为此，道光初年，江苏布政司书吏特意编纂《捐摊款目》一册，作为财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光初年官员何耿绳在官箴中写道，州县官到任交接库项时应饬查“院司道府各衙门按年按季按月应解摊捐”之数额，足见摊捐在州县钱谷事务中的重要性。道光二年，浙江会稽知县禀称：“年例捐摊及奉文特派，并在县应捐各款，几及七千金，核之岁入，并应得养廉之数，已不敷甚多。”也就是说，每年的赔补金额就占去了会稽知县的收入及养廉银，同时期甚至有官员收入“全行坐扣，禄入毫无”的情况，他们只能去开辟额外的资金渠道。金银不会从天而降，官员只能剥削百姓，欺下媚上。
财政困局如此，司法困局也类似。清朝的法律既简略又僵化。清代法律主要由“律”和“例”两部分构成。律是稳定的法律原则，几乎不变；而例是判例，因时制宜，相对灵活。例的数量往往多于律，在实践中效用大于律。此外，圣旨也能成为最新的、最有效的法律。判例和皇帝的旨意不断涌现，新的社会情况又不断出现，不可能和条文完全相符，这就给了法官比附的自由裁量权，也给了上司驳斥的余地。加之，清朝在审级、期限、定罪权等方面的严格限定，导致下级衙门司法压力巨大，既不能应对复杂的现实，又不能满足上司的挑剔和重压。而司法权的集中，也让上级机关不堪重负，疲于应付。在上下怨声之中，唯一不受关注的就是原、被告的利益和事件的真相。
三、贪腐的“内隐”是皇权
晚清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乾隆）诛延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在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者也。”[4]那么，到底是什么“内隐”驱赶着清朝官员前仆后继地贪腐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史实。皇帝的出巡和官员的进贡，是引发贪腐的原因之一。康熙乾隆两朝巡幸频繁，特别是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各种巡视竟然达到了一百五十多次。地方官员和绅士为了讨得皇上的欢心，不惜耗费巨资，费尽心思接驾。地方官大兴土木翻建行宫，修建园林，打通御道，搜罗古玩。乾隆皇帝晚年说道：“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这些钱肯定不会是官绅们自掏腰包。康熙四十九年（1710）的江南亏空案就与康熙的多次南巡有关。这起亏空数额巨大却缘由不清。先是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江苏布政使亏空40多万两，后经钦差大臣查验迟迟出不了结果，最后还是康熙皇帝亲口说出：“朕屡次南巡，地方官预备纤夫、修理桥梁、开浚河道，想皆借用帑银。原冀陆续补足。而三次南巡为期相隔不远，且值蠲免灾荒，所征钱粮为数又少，填补不及，遂致亏空如此之多，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
大臣进献贡品，自古有之。但起初只是两厢情愿的事情，而且都是一些地方特产（方物）。可是，雍正时期，大臣进贡成为一项政治义务，固定了下来。雍正时期，非方物贡品较之康熙时期大幅度提高。广东等各处海关从海外购进西洋制品进贡。乾隆朝，大臣进贡日趋制度化、系统化。乾隆皇帝本人钟爱贡品，大臣的进贡愈演愈烈，达到顶峰。首先，可以进贡的人数增加，还允许越格进贡，乾隆皇帝也不追究驳回。其次，大臣进贡突破限制。一般说来，端阳、万寿和过年是进贡的常例，但是上元、中秋等节大臣也要照例进贡。“非例”直供明显增加。同时，乾隆还会主动要求大臣上贡。比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二月，广东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贡。乾隆皇帝览阅贡品以后，传谕李永标、李侍尧说，此次所贡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此大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你说，李永标、李侍尧两人胆敢不贡？乾隆时期，每年总督按例进贡共计183项，巡抚每年按例进贡共计277项。[5]由于大量的贡品涌进紫禁城，嘉庆皇帝亲政以后，检阅宫中藏品，内府所存陈设物件极其丰盈，“几无可收贮之处”。
乾隆朝多个贪腐大案与进贡有关。闽浙总督陈辉祖查抄王亶望家产，事后解送入京。话说，王亶望未出事之前曾向乾隆进贡大批字画。乾隆按照酌量退还的原则，将部分字画退还王亶望，其中就有宋代米芾的一幅米帖石刻。结果，乾隆在陈辉祖奏报的王家家产中没有发现米芾的这幅作品，进而怀疑陈辉祖贪污，最终揭开了陈辉祖隐匿查抄家产的案子。又有浙江巡抚福崧到任后，命令盐运使柴桢代办玉器、朝珠、手卷、端砚、八音钟等贡品，一次性就花费银子3.8万多两，最后案发处斩。
出巡与纳贡，体现了皇帝的私心。事实上，君主专制制度的核心就是皇帝，一切制度和人都围着皇帝运转。而皇帝的地位与享受，来源于皇权。确保皇权巩固，就能守住皇帝的地位与享受的根本。皇帝不能允许对皇权的任何威胁或挑战。在维护皇权这一点上，皇帝是绝对自私的。
乾隆三十七年（1772），云南布政使钱度贪婪勒索案发。刑部侍郎袁守侗奉旨赴云南查办，在贵州截获钱度送京“进贡箱笼”四只，“内贮金器大小八件，称重四百两零，玉器十一件”。钱度在布政使任内三四年都停发了养廉银，如果不是贪污勒索，这些财富是哪里来的？袁守侗于是扣押箱笼，准备以此为案件突破口。乾隆得知袁守侗等严讯钱度“金玉器件价值，何处置买，何处打造”后勃然大怒，严旨诘问袁守侗等人：“将以此为能问事乎，抑别有意见乎？”并不顾九五至尊，亲自上阵：“上年恭逢圣母万寿，各省藩臬职分原不当贡祝，业已通谕饬禁，嗣因福建藩司钱琦代母进贡，曾酌留香锦一二事，然因其列有金器，即降旨申饬，并因督抚中有以金器为贡者，亦明降谕旨，严切申禁，乃中外所共知。至钱度上年亦因其代母恭进，准留如意、藏香等五件，以备慈览，余俱发还，其贡单现在，收存之件，有圈可考，并著发去令伊等看，不知该侍郎等沾沾以此为首务，是诚何心？”原来，这是给太后的寿礼，你们也敢动？为此，乾隆责令袁守侗、云贵总督彰宝等明白回奏，并要求“各议奏罚来！”[6]结果，袁守侗因为是“新进之人”，不谙事体轻重，取得皇帝的施恩宽宥，侥幸躲过了一劫，而彰宝竟因此被罚了议罪银一万两。
雍正皇帝以“实话实说”著称。他对大臣说：“朕说你好，你才得好。”皇帝掌握着臣下的祸福荣辱，所以官员们对皇帝极尽奉迎之能事，法律、制度等都是一纸空文。只要把皇帝伺候好了，贪腐是次要的；但是把皇帝惹生气了，再清廉也白搭。这就是清朝官员的“内隐”。
这个“内隐”主导了官员的贪腐，也解释了诸多的反贪腐行为。我们发现，清朝的许多贪腐大案，从重从严从快处理，并非是严格依法办案，更多的是出自“政治需要”。皇帝要把某件案子作为执政的需要、意志的宣示，或者干脆就因讨厌某个涉案官员，此案就能得到特殊处理。皇权隐藏在所有贪腐大案的幕后。政治办案，超过了依法办案，有时甚至达到了颠倒是非黑白的地步。举个例子：雍正二年（1724），四川巡抚蔡珽和夔州知府程如丝贩卖私盐、毙伤商民造成惨案。蔡珽更是逼迫重庆知府蒋兴仁自杀，而谎称自缢。年羹尧对蔡珽和程如丝揭发参奏。雍正看了年羹尧的参奏后，再三审问后经刑部判处蔡珽斩监候。当年年底，雍正皇帝为了利用蔡珽打击年羹尧，将自己亲自审问并判处死缓的蔡珽立即释放，并提拔为都察院左都御史；而程如丝则被雍正帝提拔为四川按察使。有了如此案例，清朝的官员们更加会把皇权放在清廉之前，把忠诚放在实干前面，甘心受到“内隐”的驱使了。无怪乎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曹振镛，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
皇权与贪腐的发生难脱干系，同时也主导着反贪腐事业。乾隆后期，大臣尹壮图上疏议政：“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乾隆看后大怒，先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尹壮图“斩立决”，后为避免成全他的忠谏美名，免去死罪，降职处分。皇帝不让办的贪腐案子，你是突破不了的。
四、贪腐伴随清朝始终
雍正皇帝有言：“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其父康熙，从另一面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国之安危，全在官僚之贪廉。官若忠廉，则贤才向用、功绩获彰，庶务皆得其理，天下何患不治。”贪官能够乱政，清官能够理政。政治得失，首在用人。
官员是最活跃的政治元素，也是最重要的元素。一切政治制度都需要官员的运转，所有政治举措都离不开官员的贯彻执行。官员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制的清廉与否，行政的高效与否。
中国传统政治重视官德，讲究对官员的教育。倡廉、勤政等是其中重要内容。紫禁城太和殿有“正大光明”匾，地方官衙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戒石。各地还有各具特色的对联，或官员自撰格言、官箴。比如，桂林知府的仪门有一副对联：“此是公门，裹足莫干三尺法；我无私谒，盟心只凛一条冰。”清代宁波知府衙门对联有云：“念厥职非轻，休戚与六邑相关：曰慎，曰清，曰勤敏；求斯心可问，是非唯群言是度：不宽，不猛，不因循。”清代山东金乡知县王玉池曾撰写对联警醒自己：“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命恩情。”当然了，虽然有了警醒对联，桂林府、宁波府在清朝还是出现了贪腐官员。思想观念固然重要，但仅靠官员自律是不能杜绝贪腐问题的。如前所述，清朝贪腐的重要原因是制度性的重压，而皇权的自私与强悍，也逼迫官员无暇将清廉摆在首位。
纵观清朝历史，虽然历代帝王都强调反腐，也有诸多的制度建设与防范，遗憾的是没有能够在制度革新和官德教育两方面齐头并进。贪腐问题伴随清朝历史始终，最终拖着清朝沉入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元年，即开始修撰大清律例，作为传世的基本法典。大清律例博采前代之长，尽弃历史积弊，加之历代修订，终成中国古代法典的集大成者。《大清律例》的主要内容是“官律”，类似于现代的行政法、政府办事章程与廉政条例的混编。即便少数涉及社会生活的律例，本意也是规范官员的行为。不夸张地讲，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清朝法律法规，组成了最全面、最规范的反腐、廉政藩篱。它和官德教育构成了“白色”的一面，干净透彻。可充斥现实的贪腐、昏庸构成了大清“黑色”的一面，浑浊黑暗。本书《黑白大清》的书名，着意于此。
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清朝的“黑白”两面，本书选取了清朝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详细分析。蒋洲亏空案、威宁铅厂案、浙江亏空案三个案子聚焦的是清朝府库亏空问题，此问题在浙江亏空案中有比较翔实的分析；福建贪腐窝案讨论的是为什么贪腐问题一查就是“窝案”，上下沆瀣一气的怪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李毓昌遇害案谈的是赈灾官员遇害问题，揭示了赈灾弊病；京控自戕案、合州命案、杨乃武小白菜案、三牌楼案四个案子，都是司法方面的腐败案件，讨论了当薄弱的司法能力、严苛的司法制度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时，为何冤案频出，又该如何避免？顺天乡试案和云南报销案，则分别聚焦科举考试中的公平公正问题和清朝报销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案子都是复杂的，都不是只有一面。我在写作的时候刻意突出了某一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尽量兼顾相关的背景与案情。希望大家理解了这些案件的前因后果之后，对思考清朝政治及贪腐问题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