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挨批之后，那年的期末考试我的学科成绩是班级第一名，但是发奖状的时候我只有一张成绩优异的奖状，并没有像其他成绩好的同学一样拿到另一份三好学生的奖状。我沮丧极了，在回去的路上，静拿出白天大合照的相片，兴冲冲地对我说：“咱俩换换照片吧！”
我没有从懊恼之中回过神来，诧异的问道：“咱们的照片不都一样吗？”
“那不一定，照片分两次照的，我的这张自己照丑了，眼睛都是闭着的。”
我拿出来书包里的照片，仔细看了看自己手里的这张：她扎着两条辫子，忽闪的大眼睛似乎在说话。
静一把夺过去我手里的照片，把她的那张塞给我了，一路小跑消失在岔道口……我看到绿油油的玉米地边朴素的背影：身穿着碎花裙子，扎着马尾辫，消失在了村口。
静总是像她的名字一样，安安静静的，她学科成绩一般，但是很喜欢音乐，村里的惟一的女音乐老师只教了我们三个月就走了，接着还是由50多岁的只会唱豫剧的语文老师代课。
但是从那三个月之后，静疯狂地迷恋上了音乐，她把歌词抄在满是《还珠格格》贴画的笔记本上，那时候尤其喜欢S.H.E的歌曲，我们并没有接触过英文，有一首叫做《Super Star》的歌曲被静音译成“苏包死塔”写在了笔记本上，我惊讶地问静：“这是什么意思？”
她摇了摇头，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说好像是英文，自己不懂只能这样抄写了。
我眉头一皱，说：“我回家问问哥哥，这是什么意思。”
“好的。”她浅浅地笑着。
上高中的刚子告诉我那是“超级明星”的意思，我转达给了静。
“哈哈！”静大声笑了起来，一缕头发凌乱的飘在额头上，她眨巴着眼睛，实在可爱极了，我调侃道：“苏包死塔，塔还能死了。”
两个人笑得更大声了。
后来我更喜欢这个安静的有自己爱好的女孩，她是有灵魂的，不像我们一样只是机械地学习，她不是传统的学校老师眼里的“在学校就是来学习学科知识”的学生，这对我来说深深地吸引了我。
经历过种种，我对独自一个人的生活开始有些厌倦，在家里的时候也开始主动找少诚和少信去玩，中午吃饭早，饭后到上学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堂屋里吃饭的大桌子上铺一张布，趴在上面写自己给自己留的作业。学校留的抄课文抄练习册之类的作业让我感到厌烦，我每次总是敷衍了事，做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题。
临近上学的时候，我才去少诚兄弟家，哥两个每回都压着上课铃响才踏进教室，从不会有一丝紧迫感。少信这回见了我，喋喋不休地讲起了自己的见闻：“亚运家里下面条锅里都不舍得放香油，用筷子淋一点淋一点的，我奶奶做饭我们想放多少放多少，我都是拿着瓶子倒！”
我尴尬地附和着笑。
接下来家里煮的面条出锅了，少信拿起香油瓶往自己碗里倒，他奶奶看到一把夺过来说道：“你这是喝香油啊，我的孙！”
“平时不都是放这么多吗？”少信质问道。
“哪能放恁些？淋几滴就行了，放多了没法吃。”
“不行，我就要放多点，我就吃得多！”少信带着哭腔说道。
“不行，一点都不能多放，放多了还咋吃？这香油这么贵！”
少信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的哭了起来，我意识到可能有一部分我在场的原因，少信才这么闹，我转身离开了厨房，他奶奶把香油藏了起来。他见没人理，默默站起来吃起了饭。
我不喜欢在生活中展示自己的优越感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的做法，似乎也不需要，我只愿意做一个旁观者，越来越不愿意说话，不愿意表现。后来我找他们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再次陷入了一个人的世界里。
旧历的重阳节，恰赶到国庆的前一天，学校里放了假，刚子还得一天才能回来。我趴在堂屋的桌子上，准备把作业提前写完，等刚子回来好好玩。
我把桌子搬到了院子当中，在黄叶飘落的秋天里，我专注于自己的学业，我是认死理的，眼前就只有一条路，我的选择里没有江浙的鞋厂，我固执地认为我必然要站到清北的大门里面，我对知识的孜孜不倦的渴求是我的内动力，这点谁也动摇不了。
爷爷在堂屋里听着豫剧，他在村子后面忙了一天，这才回去躺床上休息了一会，打开电视看戏。爷爷也是孤独的，他一辈子只执着于一件事情：养蜂。他不是一个职业养蜂人，在30岁的时候偶然接触到了这一行，从不抽烟喝酒打麻将的他，对养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养就是30年，硬生生把一笼蜂养成了20多笼，“蜂蜜，蜂胶，蜂王浆都是宝贝，蜜蜂浑身是宝！”爷爷常说这句话，村里村外有谁感冒咳嗽来买蜂蜜，爷爷都不要钱，直接就送，有时候采好了蜂蜜蜂蜡，碰到村里人都送点，爷爷也落得个老好人的称号。
我在庭院里伏案写作，只听到屋子里铿锵有力地豫剧声，第一次感觉这种国粹悦耳且发人深省。流传下来的东西总是有好的一方面，不像当下的流行歌曲，火一阵就没有了生命力，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这秋天的季节显得格外嘹亮，我是感觉悲凉的，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美好的明天，我的明天也注定是长久的。但是爷爷是在生命的末年发出孤独的绝响，我留守还有明天，而爷爷留守，就只剩下孤独了，在生命的末年，除了这些，又有谁来陪伴千千万万留守老人的余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