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安立刻回应：
“小叔，您说哪里话——哪能说‘劳驾’？太太是我的长辈，替她寻访名医是应该效的劳，何况事情一点都不难——我向熟识的朋友问问，很快就有消息的！”
陆天恩连连点头：
“偏劳你了——她的事确实不难办，能找到医术高明的大夫用心治疗，就能改善她的健康！”
荣安却在迟疑了一阵之后鼓起勇气询问：
“老爷……好吗？”
陆天恩微叹一口气，露出一个苦笑，荣安连忙追加上一句：
“我一直悬念老爷，昨天到府上，很想求见，但又顾虑老爷多年来的习惯，不接见——”
陆天恩的微叹变成重重叹出一口长气，但很诚实的对荣安倾诉真相：
“他的情况比太太好，没病——大约是他心中存有一个要坚持的‘原则’，所以比太太坚强；但，他心中有个绝对解决不了的难题，使他总是在强忍痛苦——他决定移居上海的主因是避开皇上联日的事，不卷入任何是非；怎奈，到了上海之后虽然在居处上离皇上远了，但是时时听闻皇上的消息，等于没有避开，因此终日忧烦——”
这个真相让荣安皱起了眉头，目光中掠过一丝沉痛。
“皇上的事——真是个解不开的死结；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文章批评，常常提起这几年来，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的事例，说明日本有图华之心，国人须特别留意，呼吁皇上不可落入日本的圈套——”
陆天恩摇头叹息：
“这些话，不一定能传到皇上耳里，即使传到了，也未必听得进去——前几年，皇上初到天津的时候，陈太傅抱病赶到天津，想劝阻皇上联日，结果徒劳无功——连太傅亲自劝说都徒劳无功，何况——”
话题一到这里，好不容易才萌生的轻松和愉快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又是沉痛、无奈、忧烦……
陆天恩沉默了一会儿，叹着气说：
“其实，太太的病也与皇上有关——舅老爷和毓崙都跟在皇上身边，而且常被派遣去日本，她总是不放心……”
荣安无言以对，但非常了解陆天恩的话——他也是八旗子弟，基本的情怀与陆府成员完全一致：即使离开了北京，远离了溥仪，精神上仍然以溥仪为中心。
註一：一九二七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时值北伐进行中，两广、两湖、江西、福建、浙江、南京、上海等地已平；但国民党成员因“联俄容共”的意见不一致而各在汉口、上海举行会议，各提决议；其时汪兆铭适自海外归来，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主张继续“联俄容共”，并加入武汉政府；而另一方面的成员举行联席会议，决议清党，并于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因而形成“宁汉分裂”。
但，“宁汉分裂”的局面不利于北伐，武汉政府派军出征，先胜奉军，后败于孙传芳；不久，宁、汉双方协商；九月，宁汉合作，改组国民政府。
註二：北伐以后，全国兵额多达二百余万，军费过高，中央政府不胜负担；乃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决定将兵额减至八十万，并规定全部军费不得超过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但，各拥大军数十万、表面上服从中央、实际上控有地盘形成半独立局面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大力反对，中央则下令讨伐，于是爆发战事连亙两年、战火遍及南北十省、死伤二十五万人以上的“中原大战”，是民国以来罕见的大战。
註三：梁济（巨川）本清臣，亦为著名学者，于一九一八年在北京投积水潭自尽；其子梁漱溟亦为著名学者，于一九二五年为父编辑《桂林梁先生遗书》。
註四：一九一一年，清廷以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设《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民国以后改称《清华学校》，一九二二年，曹云祥任校长，于一九二五年创办大学部、研究院，大学设17个系，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日后被称作“清华国学研究院”），此“国学门”以吴宓为主任，聘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均为一时之选，但仅维持四年即告结束。
王国维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自沉，在清华任教仅两年。
（2）
溥仪于一九二七年七月迁到静园居住，新居的布置和张园有所不同——大厅辟得更大，专门增设翻译官的席位，以方便外国宾客来访；陈设也比张园更讲究，更隐隐暗藏帝王气象。
而因为来访的外国宾客十之八九是日本军、政、警方面在华的要员，又特别增设了少许带有日本风味的装饰，特别是上绘菊花与剑的图案的日式屏风，以及以日式“茶道”为范的茶具，让访客一进门就有亲切感，甚至产生“宾至如归”的幻觉，双方也就更拉近了距离。
果然，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方的宾客每隔几天就登门拜访一次，常是各要员轮流前来问候，馈赠礼物，再谈些双方合作的细节，乃至邀请溥仪赴日本访问。
这种日本式的“多礼”当然让溥仪非常感动，对日方所提出的邀请也很心动，于是认真的考虑这件事，不时与近臣商量这件事。
而他身边的近臣只剩下了郑孝胥和罗振玉——陈宝琛顶多一个月来一趟天津，莊士敦更疏远，其他的“行走”们因为原本就没有实际任务，在无形中烟消云散了；而仅剩的两人中，罗振玉因为王国维自尽的事大受刺激，显得心灰意冷，有气无力，于是实质上任事的只有郑孝胥一个人。
郑孝胥当然是极力主张溥仪应该接受日本的邀请，赴日本访问，反复劝说了好几遍，溥仪终于作出了决定：
“让毓崙和丹珠儿札布再到日本走一趟，和日方商量细则——我出访的名义、日期、行程；还有，出访的目的，都先商量出个眉目来吧！”
于是，金毓崙和丹珠儿札布又重新踏上旅途，去为他探路；但他心里还有一分保留，自己琢磨了几天之后，突然交代：
“这事，应该请陈师傅来商量商量吧！”
说完，还亲自写信——这么一来，陈宝琛不能袖手了。
十二月隆冬，雨雪载途，陈宝琛克服了困难，不辞劳苦的来到天津；到达后，当然受到了隆重的接待；而溥仪体念他年事已高，旅途辛劳，并不立刻与他议事，一迭声的吩咐太监好生伺候，让他先歇息两天再做劳神的事。
这番细心和体恤，让陈宝琛很感动，但是，原本烙在心里的感慨并没有因此消失——他从接到书信的时候心里就在叹气：
“与我商议——这只是摆个样子吧，我说的，他根本听不进去！”
但他不能不来——于溥仪，他既囿于根深蒂固的“君臣大义”，又有十多年师生的情谊——而因为一切都已了然于心，他所抱持的是“知其不可而为”，心里上便没有挂碍，夜里能安然入睡。
不料，第二天一早，刚用罢早餐，郑孝胥就来请见。
郑孝胥的态度非常恭敬，以晚辈自居，口称前来请安、请教、请示……同时奉上一幅字为礼。
对这样的礼数，陈宝琛只有生受，延他上座，命人上茶敬客；而因为不明白他的来意，正好趁他饮茶的时候观察神色。
于是，陈宝琛特意加倍仔细；不料，郑孝胥神闲气定，双目深沉内敛，完全不显露内心的意图，直到半盏茶过去，客套话说够了以后，他才轻描淡写似的随口透露一句：
“太傅德高望重，日本方面极为敬仰，在皇上访日的随行名单中列太傅为第一人，卑职附骥于后——”
话还没有全部说完，陈宝琛先发出一声惊呼：
“什么？”
太出乎意料之外，事情严重得令他如受五雷轰顶——他颤颤的说：
“皇上手谕——说的是要与我商议赴日的事——是尚未定案——”
尚未定案，所以专程前来商议——怎么竟连随行的名单都已定？
他惊愕得心口狂跳，接下去便说不出话来；郑孝胥却很自然的浮起了笑容，一面娓娓进言：
“值此之际，正是兴复我朝的大好时机——太傅请看，国民政府先是自家内讧，开启‘中原大战’，既耗去自家实力，又大失民心，不正是天赐良机给我朝吗？趁他鹬蚌相争，渔翁一出手就得利哪！再看看日本——日本目前正处于新局，很愿意为我朝出力——三年前，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励精图治，使日本国内各方面的发展都达于鼎盛，因此，行有余力，能帮助我朝兴复！”
他自己早已做了许多工作——除了溥仪多次正式派出金毓崙和丹珠儿札布赴日以外，他也私下派自己的儿子郑垂多次赴日，对日本做全面性的了解，并且结交日本各界人士，上至首相和重要军、政官员，下至民间的黑社会组织“黑龙会”……
已经下了好几年功夫，他自认一切都在掌握中，而时机已经成熟，准备的工作已经完成——唯一还没有完成的事，似乎就是眼前这桩劝得陈宝琛点头的事。
他当然明白，陈宝琛一向反对联日，这事得大费唇舌，而虽然陈宝琛点不点头于大局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但因为他是“帝师”，名望、身份都高人一等，有了他，可以增加号召力，增加声势，增加在日本的份量，而且能使溥仪的态度更积极，更加快速度的前往日本访问。
于是，他再加紧努力，并且从好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劝说：
“卑职原先曾构想过‘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但因时机还不成熟，其它几国反应不热烈，唯有日本的反应积极……我朝目前没有军备，若不借外力，无法成事……难得日本肯伸出援手，襄助我朝……日本所欲得的，是开放市场，开放通商口岸，投资建铁路，拥有路权；这些，和兴复大业比起来，实是小巫见大巫，以这些小利换来兴复大业，绝对是一本万利……将来，皇上成为中兴名主，光照青史，太傅为凌烟名臣之首……卑职也可以含笑九泉……”
他说的情真意切，乃至热泪盈眶；但是，陈宝琛还是一个劲的摇头，哑着声音说：
“借兵……是请狼驱虎……”
郑孝胥却沉沉稳稳的应对：
“只要运用得宜——狼能为我所用，便是利器；事成之后，只要善于驾驭，也能将狼驯为忠心护家之犬！”
陈宝琛没法子与他争辩，只有颓然叹息，索性端茶送客，却在这当儿，一名太监前来禀事，化去了这份尴尬。
“启禀太傅，有日本客人来访；皇上顾着太傅旅途劳顿，需要休息，吩咐奴婢禀告这事，但听任太傅自由决定是否作陪！”
陈宝琛顿了一下，吁出一口长气：
“那么……我就不去了！”
郑孝胥却站起身来：
“总不能让皇上身边没人，我去吧！”
太监笑了：
“皇上原本吩咐我说，见了太傅之后去请郑大人——这下咱家倒省了点两腿的功夫！”
他笑嘻嘻的引着郑孝胥退了出去，两人的脚步都非常轻快，而留在原地的陈宝琛却心情沉重得四肢无法动弹，顿了好一会儿才重新落座；他年逾八十，老迈中隐现衰朽之气，白而稀疏的须眉陪衬着有气无力、若浮水雾的眸光，生命中的苍凉和无奈更是一泻无疑。
坐了一会儿，他心有所感，忍不住喃喃自语起来。
“个人之命运为何……国家之命运为何……时代之命运为何……古往今来的圣哲、智者，竟没有一个人说明白过……”
（3）
溥仪在带有日本风味的大厅里接见日本使者。
日使非常客气的向溥仪行礼，并以日语致敬，由译官以华语复述：
“我仅代表日本天皇及全国国民，向大清皇帝陛下问好，愿陛下一切安好，贵我两方友谊长存，共荣共惠！”
溥仪很久没有听到别人尊称他“大清皇帝陛下”，乍听之下，心里非常震撼，极力把持才能维持住表面的平和，并给日使非常客气的回应；接着，译官复述：
“非常感谢日本天皇及日本全国国民的友谊，我衷心祝福日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愿天皇政躬康泰，愿贵我双方亲如家人，携手合作，共创福祉！”
客套的礼仪尽是表面文章，但双方都表演得很完善，以致气氛非常好。
礼节表演完后，日使入座，谈话渐入正题，日使的真正身份才显露出来——他并不是日本天皇派遣的使者，而是军司令部派遣的使者。
“军部久候陛下访问日本不至，特命我专程前来拜见陛下，亲自传述军部的邀请，并详细说明军部希望与陛下合作的项目！”
溥仪的情绪仍处在激动中，因此不假思索的回答，很诚实的说明真实的情况：
“我亲访日本，是既定的计划，迟未成行，是因我的身份特别，出洋一趟，须先作充分的准备；目前，时机已渐成熟，我已派遣郑孝胥先生为我作周密的准备，我的满蒙两近臣金毓崙、丹珠儿札布已出发赴日，将与贵国的官员们商谈我亲赴日本的细目，相信他们能很快完成任务，我将尽快出访日本！”
日使连连点头：
“我仅先代表军部，热切欢迎陛下！”
溥仪含笑回应：
“为了贵我双方的友谊，我一定设法尽快成行，决不辜负贵方的诚意！”
日使语重心长的说：
“军部对陛下一向敬仰有加，支持陛下的一切计划，近日，军部已经决议，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陛下；因此，希望陛下提供已在中国国内所得到的支持的力量，并加强联络，以便军部能拟定支持陛下的各项具体细则！”
溥仪立刻点头。
“好的，我尽快让大臣们办理这件事，尽快完成！”
日使的态度又加倍客气：
“陛下客居外地，身边人手不足，军部愿派遣足够的人员前来工作，为陛下效犬马之劳！”
溥仪的情绪也依次上扬，笑容满面：
“好的！”
他答应得干脆，而且因为没有深入设想对方的动机和企图，一味以为得到了援助而喜形于色，两眼发亮，有如清楚的看见了未来的希望。
站在他身后的罗振玉因为日使是他所引见，也喜在心头；郑孝胥则非常仔细的聆听日使的谈话，同时飞快的在心中思考、盘算。
日使告辞离去后，溥仪召集了近臣在书房中议事——这回，陈宝琛出席了。
迁到静园后，溥仪的书房的布置有了些许改变；原本象征意义极强的弓与箭改在侧面悬挂，正面换上了大幅的东亚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