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文心雕龙》的英语翻译(3)

黄兆杰指出，此书的目的是帮助大众读者理解原文，而非为专家提供出处和阐释，因此只有必要的注释才被注出。纵观全书，注释确实不多，不过和《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相比已详细、客观了很多。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可能有助于读者流畅的阅读全文。然而，是保证读者不被大篇幅的注释打断思路，还是尽量保留原文全部信息，这本来就是译者难以取舍的问题，何况《文心雕龙》又是这么一部体大虑周的作品。译事之难，可见一斑。

与《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的翻译相比，此书对细节的考虑已经更为慎重。仅从同录的《神思》、《序志》来看，此书翻译有了较大的改变。

首先，篇名有了变化。原来“神思”被译作“On Imagination”(论想象)，可算一个泛论的题目；现在为“Magical Imagination”(神奇的想象)，显然是为了突出“神”的特别之处。“序志”原译为“A Postscript to Wenxin diaolong”（《文心雕龙》后记），仅表达了该篇所处的位置，不能突出《序志》的功能和重要性；此书中改作“Declaration of Intent”（表志），则更强调作者的原意。从前后变化来看，译者希望读者了解作者用意的苦心尽显。其次，文章结构有所变动，主要是在分段之处作了一些改变，比如原来《序志》第一段到“心之美矣，故用之焉”止，在此书中则到“岂取邹奭之群言雕龙也”止，其他部分也有类似调整。另外，“赞曰”是刘勰承袭古人的一种特别用法，黄兆杰原来译为“Thus”，只表示一种承接关系，而在此书中则用“summary”起头，另置文尾，使其在文中的地位得到凸显。段落起止的变化和对“赞曰”的处理，都表明译者对原文篇章结构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对原文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译文本身和原来相比更为准确，一些错误的地方得到修正，模糊之处也解释得更为清晰。

施友忠译本出版以来，毁誉参半，但一直是研究者唯一可参考的英文译本。黄兆杰译本的出现，使感兴趣的英文读者终于有了比较、借鉴的机会。

$第三节 杨国斌对《文心雕龙》的英文翻译

杨国斌早年为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博士生，曾师从王佐良。后来取得纽约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在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早在1992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杨国斌完成了《〈文心雕龙〉英文新译(30篇)与理论探讨》的博士论文。在该论文中，他对《文心雕龙》的理论进行了探讨，比较了已有的翻译，并完成了《文心雕龙》30篇的翻译。杨国斌原为英美文学专业的博士，因此对英美文学理论及术语烂熟于心。在讨论《文心雕龙》理论时，他经常采用西人的观点和术语以求互证。在阐释《文心雕龙》理论及关键词时，他分别提到柯立芝、济慈、霍普金斯、艾略特等西方文人学者的思想以作参照，这使论文颇具比较的特色。此后杨国斌对其博士论文进行增补和修订，于2003年正式出版全译本，译名为DragonCarving and Literary Mind。严格来说，此译本并非在海外出版，但译者现旅居海外，且此译本主要针对英文读者，故此处也一并收录。

该书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大中华文库”系列的一部分，是中英对照本，包括原文、今译和英译，其中今译取于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今译》，英译以此为底本，广泛参阅了各类注本和现代汉语译本，对原著有较深刻的理解。该书的前言最直观地显示出作者对《文心雕龙》的了解。杨国斌对刘勰生平及作品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分别从文学观、文体论、创造论、风格论、修辞论等多个方面入手，对《文心雕龙》整部著作进行探讨。在此书中，杨国斌继续发挥自己在欧美文学方面的优势，仍然不时以西方的观点来佐证《文心雕龙》。比如“论神思”时，杨国斌认为这和柯立芝的“想象”概念有相近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用西人所熟悉的观点来介绍刘勰的思想，对西人了解刘勰作品有一定的帮助。以西方的术语来解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并且不显得唐突、生硬，这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化的深深了解。通过对刘勰文学观等的分析，杨国斌认为，刘勰是一位“人文主义的批评家”，他渗透在《文心雕龙》中的人文精神使这部著作的魅力经久不衰。

杨国斌在前言中还对《文心雕龙》的现代版本作了简单的介绍，但是他只提到几个流传最广、最常见的版本，而现实存在的版本远远超过他所提及的内容。

从翻译的内容来看，杨国斌的译本既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又参照了今人的见解，翻译时有更多可参考的资料。以往的译本中，施友忠的译本年岁已久，随着《文心雕龙》研究的发展，翻译也需要更新；黄兆杰的译本又主要针对毫无基础的初学者，故许多细节处理得过于简单；相比之下，杨国斌的翻译显得中规中矩。正如岭南大学的欧阳桢教授评论说，此英文翻译“可读、清晰，诗意之处适宜，分析之处恰当，可以适于任何感兴趣、有智识的非专业读者”

$第四节 《文心雕龙》的其他英译

施友忠翻译《文心雕龙》以前，早已有人对《文心雕龙》产生兴趣，因此，个别篇章、片段的英文翻译时常散见于各种论述中。

1945年，戈登（Erwin Esiah Gordon）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理想模式》（Some Early Ideals i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试图对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介绍和阐释，其中第三章专门对刘勰的“文心”进行阐释。为了更好地说明“文心”的含义，戈登差不多全文翻译了《原道》（除最后的“赞”以外）。戈登把“原道”翻译为“Emanation of Tao”，Emanation在英语中有散发的意思，比如气体、光线等从一个点辐射分散出去。此外，该词在基督教中还常用来表示圣灵的显现。戈登用这个词语来翻译，一方面强调了“道”的强大辐射力量，另一方面也给“道”抹上一些神圣的宗教色彩。全文的翻译大致符合原意，不过有些地方也表现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比如“玄黄色杂，方圆体分”一句，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应该知道玄、圆与上天的联系以及黄、方与大地的联系。《易?乾卦?文言》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戈登意识到方圆是天地的关系，因此翻译为“Earths square shapes and Heavens round shapes were differentiated”，表明方是地的形状，圆是天的形状。但是，对于玄黄，他就没有做过多的解释，只说“dark and yellow were variegated”，仅表示两种色彩的交杂变化。事实上，不论是玄黄还是方圆，都指代天地，从而延伸为宇宙自然之秩序。刘勰此处正是用玄黄方圆暗指从天地之不同延伸到万物之异。

此后，1947年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翻译了一篇关于俄国学者阿历克谢夫（V. M. Alexeev）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原道》中阐释“文”的一段话。柯立夫的翻译是对阿历克谢夫俄文翻译的转译，由于双重的语言间隔，译者不可能准确把握汉语原文的意思，因此，这段话采用了十分自由的意译法。译文对《文心雕龙》中“文”的含义的理解基本上还是准确的，但是有许多重要的信息都一笔带过。

休斯（E.R. Hughes）在其著作《文的艺术：论陆机〈文赋〉》的附录中也对《原道》有较为成形的翻译。本书是对陆机《文赋》的细致研究，包括翻译、评论和比较。作者颇有将中国文论介绍给西人的雄心，但是翻译和论述中错误较多，遭到众多批评。休斯认为《文心雕龙》是继《文赋》之后又一重要文论作品，而且《文心雕龙》50篇涉及文学的方方面面，“都是直接来源于陆机《文赋》”。正因如此，休斯认为有必要在附录中对《原道》进行介绍和翻译。休斯指出，从《原道》中可以看出，刘勰对“文”相当偏爱，因此他着力将“文”的意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休斯的译文也有些理解上的疏漏。比如“玄黄色杂”，休斯和戈登一样没有准确的理解。他的翻译是“with dark and the light there is variegation of color”，将“玄黄”处理为“明暗”，指称不明。又如“无待锦匠之奇”一句，他的翻译为“...without waiting for the embroiderers genius”。显然此处他将“待”字误解为“等待”，实则“待”此处应理解为“依赖，依靠”，大致相当于“depond upon”。此类错误不一而足。

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戴乃迭也曾翻译过《文心雕龙》的部分篇章，发表在国内出版、对外发行的Chinese Literature 杂志上，共包括《神思》、《风骨》、《情采》、《夸饰》、《知音》五篇。在篇头，译者选择了“Carving a Dragon at the Core of Literature”的标题，这表明译者把书名理解为“在文心之处雕龙”，重心放在雕琢上，也就是主要在文学创作技巧上。译者所选的篇章，直接涉及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自身文字又极为华美，历来为人称颂。这五篇恰恰都是有关创作的，由此再次体现出译者对《文心雕龙》论文学创作技巧的部分的重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哈佛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翻译。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中，宇文所安选译了《文心雕龙》中《原道》、《宗经》、《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章句》、《丽辞》、《比兴》、《隐秀》、《附会》、《总术》、《物色》、《知音》、《序志》18篇的全部或部分。除头两篇以外，其他都是下篇中所谓创作论部分的内容，可见宇文所安最关心的仍是刘勰关于文学创作本身的讨论。此外，文化差异是他选篇的另一个出发点。上卷的文类中出现大量人名、作品名，对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可能会影响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和兴趣，所以他弃而不译。

宇文所安很清楚中西文论术语及论说方式的差异，知道对西方读者来说，哪些问题最容易引起迷惑，哪种解释最容易被接受。他既深谙西学，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学方面又有较高的造诣，故此作确有融贯中西之势。以《文心雕龙》为例，作者首先做了总的介绍，然后分章节翻译、解释。一段中文原文紧跟一段英文译文的形式保证了文本的连贯性，同时又便于读者对照理解。宇文所安认为繁琐的注解很必要，但又往往会打断读者的思路，因此将注释通通放在文后，而在文学史话上有重要地位的关键词则专门收入附录中另作解释。最有特色的要算每段文字后的逐句解释，对文字缘起及刘勰可能的思路进行详细解释，颇有中国传统学者注经的遗风。正如作者所言，他所采取的方法是“用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的故事”。在讲述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故事时，他指出此书体系相当完备，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异数”（anomaly）。同时，他又指出《文心雕龙》结构之完整对称是其最大的优点，也是其最大的缺点。关于《文心雕龙》结构受“话语机器”影响的问题，他后来另撰专文讨论。

除此之外，《文心雕龙》的片段翻译还见于其他一些研究中国文论或《文心雕龙》的专著与论文中，如刘若愚之《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杜克义之《中国三至六世纪文类理论：刘勰的诗歌类型论》（Genre Theory in China in the 3rd6th Centuries: Liu Xies Theory on Poetic Genres）、吉布斯之论文《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n Tiaolung”）、蔡宗齐之《比较诗学》（Configurations of Comparative Poetics:Three Perspectives on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等。王佐良先生2003年出版的《翻译：思考与试笔》中，也对《明诗》和《才略》的段落进行了翻译。事实上，中国古代汉语辞简意繁，学者在研究讨论《文心雕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都会遇到翻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