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的教师中最古怪的是法语老师。杜克罗兹先生是日内瓦公民，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皮肤，凹陷的双颊，灰白的头发又稀又长。他身穿破旧的黑衣，上衣的肘部破了好几个洞，裤子也磨破了。他的衬衫很脏，菲利普从来没见到他的衣领干净过。他不爱多说话，教课认真，就是缺乏热情。他上课才来，下课就走。他上课收费很低。他沉默寡言，关于他的情况菲利普还是从别人那儿打听来的。他好像同加里波第[1]一起与罗马教皇斗争过。当他看到自己为了自由，为了建立共和国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国家只是换汤不换药，贫苦大众摆脱不了被奴役时，他便愤然离开了意大利。后来不知道他在政治上犯了什么罪，被逐出日内瓦。菲利普以迷惑、惊奇的眼光看他，因为他的举止和自己脑海中的革命者的形象很不一样：他说话声音很低，待人彬彬有礼；人家不请坐，他从不坐下；偶尔在街上碰到菲利普时，他总是一本正经地摘下帽子；他不曾笑出声，甚至也不曾有笑容，假如有谁比菲利普拥有更完美的想象力，那么，就会想象杜克罗兹当年是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因为，他在1848年想必已进入成年期。那年头，国王们对法国兄弟的下场记忆犹新，诚惶诚恐地四处奔走。也许，席卷欧洲的那股渴望自由的热浪，正荡涤着它面前的诸如专制主义和暴政这些1789年革命以后重新抬头的反动逆流，在每个人的胸中燃起更炽热的火焰。可以想象他热心追求人类平等和人权理论，同别人讨论着、争辩着，在巴黎的街垒后面战斗，在米兰的奥地利骑兵队前面驰骋，到处遭到监禁和放逐。他所期望和坚持的也还是那似乎具有魔力的两个字：自由。直到最后，饥寒交迫，年老多病，再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只好教书，在穷学生身上挣几个钱。他发现自己在这座表面整洁的小城镇里遭受独裁专制暴政的蹂躏，比在欧洲任何城市都厉害。也许，他的沉默寡言正掩盖自己对人类的轻蔑，人类已经抛弃了他年轻时所追求的伟大抱负，如今他沉迷于懒散、舒适的生活，庸庸碌碌，苟且偷生。或者，三十年的革命使他懂得人是不配享有自由的。他想，他已花费了一生去追求毫无价值的自由。或许，他已精疲力竭，只是默默地等待死亡的超脱。
一天，菲利普出于年幼无知问他过去和加里波第在一起的事是否属实。这位老人对这个问题似乎不太重视，只是慢条斯理地回答，声音像往常一样低：
“是的，先生。”
“他们说你参加过巴黎公社。”
“是吗？我们开始上课好吗？”
他把书打开。菲利普战战兢兢地开始翻译他预备好的那篇文章。
一天，杜克罗兹先生好像病得很厉害的样子，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完那么多级的楼梯，他一进菲利普的房间，就一屁股坐下，想歇口气。淡黄色的脸扭曲着，额头上沁出了豆粒般的汗珠。
“恐怕你病了吧？”菲利普说。
“没关系。”
可是，菲利普看到他忍受着病痛，那一节课快结束时，菲利普问他是否待身体好些再上。
“不，”老头以平稳低沉的声音说，“我能坚持，我愿意继续教下去。”
当不得不涉及钱的问题时，菲利普总有一种病态的神经质，这时他满脸飞红。
“但是这对你毫无影响，”菲利普说，“我会照样付钱的。假如你不介意，我就先把下个星期的钱付给你。”
杜克罗兹先生的课每小时收费十八便士。菲利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十马克的硬币，羞怯地放在桌上。他不能把他当作乞丐似的将钱塞给他呀。
“这样的话，那我就等身体好些再来。”他拿起硬币，像往常一样，向菲利普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走出去了。
“日安！先生。”
菲利普有点失望。他本以为自己如此慷慨解囊，杜克罗兹先生定会对他千恩万谢，感激不尽。老头接受这笔赠金，好像是应得的报酬似的，菲利普感到吃惊。他太年轻了，还不理解受惠者知恩图报的心理比施惠者要淡薄得多。五六天后，杜克罗兹先生又来了。他的步履更加蹒跚了，身体很虚弱，但好像已挺过了病魔的最严峻的考验。他还是像先前那样沉默寡言，依然那么神秘、冷漠、邋遢，直到下课了，他才提到自己生病的事。然后当他一手拉开门，正要离开时，突然停下来。他犹豫着，好像话很难说出口似的。
“要不是你给我那些钱，我就得挨饿。我全靠这些钱过日子。”
他庄重而谄媚地鞠了一躬，走了出去。菲利普感到喉头一阵哽咽，仿佛多少懂得这位老人在绝望中的痛苦挣扎，与自己愉快的生活相比，这位老人是多么艰难。
注释
[1]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复兴运动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