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借着车头灯拍照的时候，闪光灯随着咔咔声晃着，刺痛着每个人的心，我们听到不远处的山坡后面传来一阵低低的哞叫声，像是绝望中的求救。
“还有一只没有死！”有人惊呼，我们都纷纷往山坡后跑去。
这是一只受了重伤的老公牛，借着周青微型手电的亮光，我们发现那只老公牛头上的一只牛角断了，可能是在反抗中被盗猎者开车撞断的，牛的屁股上散布着枪眼，我数了一下，共有六个枪眼，盗猎者没打中要害部位。
老公牛受了伤，两条后腿不能行走，留它下来就只有死，怎么办？带回去，差不多一吨多的体重，两辆吉普车说不定都会被它压垮。
看见我们手里都拿着枪，惊恐的野牦牛绝望地哀叫着，努力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是它的两条前腿刚撑直，受了伤的后半身就被自己庞大的体重给压塌了下去，呯的一声跌在草地上，血从弹孔里往外冒，野牦牛身上长长的毛被鲜血打了个湿透。
天空，突然飘下了雪，现在是4月底，马上就要入5月，白天的时候还不会下雪，但夜晚气温极低的时候，偶尔也会飘一阵子雪花，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可可西里见到下雪。
下雪在可可西里是最稀松平常的事，一年365天，除去偶有的一些好天气外，几乎天天都能见到雪，有时候天空正是阳光灿烂，突然天色一变，雪花就飘落了下来。
没等周青吩咐，杨钦开车拖了几块厚木板回来。这木板是车子被陷住的时候，拿来垫车用的。我们在木板两侧卡上了四个轮子，固定好后，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滑板。
重伤的野牦牛不知道我们会把它怎么样，瞪大的双眼中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换了平时，没人敢这么面对面地去和一只野牦牛较劲，但现在，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把这个受了伤的大家伙移到木板上。
两辆车子都开过来，借着车头灯的光线，我们七八个人一起使劲，把野牦牛往木板上抬。它真的很重，而且还拼命反抗。我搬着野牦牛的脖子部位，能清楚地看到它惊恐的大眼睛，它眼角浸湿的全是泪水，瞪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我的脸，那种绝望、无助、恐惧、哀伤、哭求的眼神一股脑儿地向我压了过来。
周青大声喊：“肖兵，小心它用角顶你！”
我本能地反应，一把抓住了野牦牛的一只角。它的另一只角已经从根部折断，我猜想，在它的家庭成员受到盗猎者袭击的时候，它一定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射向亲人的子弹，然后在轰然的巨响中，被庞大的卡车撞倒在地，折断了一只角。
还没有从惊恐中恢复过来的野牦牛把我们也当成了盗猎者，开始拼死反抗，它使劲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一扭动，屁股上的弹孔就往外冒血。野牦牛的力气大得惊人，我们七八个人虽然还能按住它，但却没法把它移到木板上面去。周青说：“抓它的痛处，往木板上拖，野牦牛也会护痛。”
我只好使劲抠住那只断角根处，野牦牛护痛，哀声鸣叫，我有点儿不忍心。它一直在用那种绝望哀怜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我扭过头去，终于和队友们合力把它拖上了木板。为了怕它挣扎的时候掉下去，我们用绳子把它固定在木板上，两辆吉普车一起使劲，把受伤的野牦牛拖了回去。
折腾了一个晚上，天色已有些微微地放亮。野牦牛是拖回来了，但伤还必须得治，子弹头也必须得挑出来，虽然野牦牛受了伤，行动不大方便，但它那七十多厘米长的尖角要顶死一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周青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她有点儿担心地说：“怎么办？只有一支麻醉药。”
“暴风”备有平时的医疗用品和常用药品，但麻醉药却备的不多，因为往常队友们受点儿小伤，自己料理一下就完事，没人会去用麻醉药，一般等到要用麻醉药的时候，估计也就差不多到时候了。这仅有的一只麻醉药还是两年前剩下的，听说是木萨治伤的时候带过来的，不知道还能否起到预期的效果。
受伤的野牦牛躺在营房边临时搭起的“牛圈”里，四周围了防水布给它挡风，但它却一直没放弃挣扎，想冲出去，逃离我们的包围。它坚持不懈地用它那庞大的身子把防水布撞得哗啦啦地响，还用尖利的牛角乱挑，防水布都被挑出了好几条大口子。
没人吭声，都围在牛圈外看着，更没人敢接近它。发疯的野牦牛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用仇恨的目光瞪视着我们，鼻孔里喷出两股热浪。
何涛瞪着眼睛，看着大家，说：“咋办？这牛见我们跟见了仇人似的！”
许小乐犹豫着说：“要不，先给它一棍子？打晕了再说？”
吴凯反问：“要是打错了地方，一棍子打死了咋办？你想吃牛肉，我可下不了刀子。”
许小乐照着吴凯屁股就是一脚，冤枉地喊：“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我只好说：“让我来试试吧。”
所有人都同时扭过头看我，反问：“你行吗？”大概我的年龄看起来比较小，模样又有些斯文，所以大家可能在想：“这样的人也敢和野牦牛较劲，行吗？”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但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不救它，它就得死。好事做到底，救人不能只救半条命，救动物也一样。我拉了拉袖子，接过周青手里的麻醉药，为了安慰大家，又说：“试试吧，我养过獒，多少懂点儿和动物沟通的技巧，大黑那么凶猛，后来我都和她成了好‘哥们儿’呢！”（注：我和大黑的故事请参见本人拙著《藏獒笔记》。）
周青立即提醒我，野牦牛和獒可不一样。
我说：“总得试一试，兄弟们搭把手，帮个忙。”
何涛和吴凯找来根绳子，结成个绳圈，先按我说的方法套住了野牦牛的头，稳住它那只角，使它不能轻易地顶到我，马帅和杨钦分别按住了野牦牛的四只蹄子。
麻醉药剂量不够，也没有注射器，我只能把药瓶子打烂，把药剂涂抹到伤口上，等药性慢慢渗入到肌肉组织以后，再用手挤住伤口的两边，用刀尖挑出肉里的弹头。
不知道是不是麻醉药的作用，还是因为野牦牛一直护着它脖子的要害，没有时间分心来理我，我给它挑弹头的时候，它竟然没怎么反抗。野牦牛皮粗肉厚，子弹打在它身上的时候侵彻力下降，弹头嵌入得并不是很深。
我挑完弹头，周青又给它抹上了一些止血的药，医疗条件有限，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松开它脖子上的绳套时，野牦牛依然在仇恨地瞪视着我们，没有一点儿感激的意思，而且还想用尖角顶我们。
折腾了一夜，天都大亮了，周青叫大家都去休息，但大家都已经没有睡意，只是坐在营房前的空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吴凯去做饭，我蹲在牛圈外看那只野牦牛，野牦牛也在瞪着我看，充满了警惕性，不容许我再向它靠近半步。黄豆挤在我身边，一边看着受伤的野牦牛，一边向它吠叫，不是那种张狂的叫，而是一种动物对动物的怜悯，声音有点儿哀哀的，听起来很可怜。
阿依古丽跑过来，问：“叔叔，它怎么了？”
野牦牛警惕地瞪着阿依古丽，我把阿依古丽往身后拉了一拉，预防野牦牛伤到她，然后说：“受伤了。”
阿依古丽看着野牦牛，说：“叔叔，受伤了很痛，以前，我爸爸受过很多伤。”
我说：“知道，你爸爸是个大英雄。”
阿依古丽说：“嗯，英雄受了伤不会哭鼻子，叔叔，它在哭，你看。”阿依古丽说着，伸手一指野牦牛。
我惊讶地发现，受伤的野牦牛瞪大了眼睛，眼眶里有一种亮晶晶的东西在闪烁，像是在流泪。它很不安，拼命想要站起来，挣扎着出去，但却是有心无力。它一次次地尝试，又一次次地失败，一次次地把头从防水布的裂口中伸出去，又一次次地缩回来，像是要去寻找什么，又像是心里在挂念着什么。难道它还在担心它的家人？它的家人都已经被盗猎者打死了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难道跟一个年幼的孩子说，昨天晚上，这只野牦牛的家族成员都被盗猎者打死了，满草坡子都是血？这么天真可爱的小姑娘，不应该这么早就面对血腥，那些是大人的事情，和一个孩子无关，我沉默无言，心里只剩下难受。
阿依古丽忽然跑回屋里，回来的时候，拿来了她上次画的那幅画，她指着画上那对藏羚羊母子，说：“叔叔，这是小羊，这是羊爸爸，羊妈妈被打死了。”
我说：“嗯！”
年幼的阿依古丽忽然很老成地反问我：“叔叔，‘嗯’是什么意思？它的家人也被打死了吗？是不是也被剥了皮？”她说着，伸手一指圈里的野牦牛。我瞪大了眼睛，不相信地看着她，在眼前这张漂亮可爱的小面孔上，流露出的竟是一种对生命的无奈和伤感，我不敢相信这是一张才十四岁的孩子的脸。
阿依古丽忽然老大人似的叹了口气，说：“我见过被打死的羊，很多很多，羊爸爸、羊妈妈，还有小羊，它们身上的皮都被剥了，红红的，晒在太阳下，乌鸦和老鹰从天上飞下来，吃它们的肉，肉吃完了，就露出白白的骨头，很可怜……到处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红红的血，还有肉……”
我说不出话来，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在这个年幼却过早成熟的孩子面前，我变得口吃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她的话。我匆匆地逃离了牛圈，跑过去帮杨钦擦车。
车子停在小河边上，杨钦正用盆子打了水，往车身上浇，我找来一块布，使劲擦车轮子上滚的血。杨钦说：“这只是几只野牦牛，你还没见过真正的大屠杀，放眼望去，尸横遍野，赶上藏羚羊产崽的旺季……”他停了下来，站着没动，望着远处，像是在回忆，过了一会儿，轻轻叹了口气，接着说，“很难想象，那会是人干的……人，怎么会那么残忍？……为啥？就为了钱？……没人性啊！”我坚定地说：“什么时候再去巡山，一定要算上我！又有几个月没开枪了，手痒痒。”
杨钦看我有些不大对劲，他知道新来的队员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受不了极端的血腥场面而变得冲动，一冲动，就很容易犯错，于是他岔开了话题，问我：“肖兵，你来可可西里之前，都在哪儿混？讲讲你以前的故事吧！”
我把抹布洗干净，绕到车身的另一边，擦轮胎上的血迹，说：“也是在草原上混，那里虽然有狼有野兽，有时候它们也会去吃牧民的羊，但却比这些盗猎的人善良多了，它们只是为了要填饱肚子，不会去灭绝一个物种。”
杨钦又故意问：“听说，你在那儿养了只獒？很威猛吧？”
我说：“嗯……不仅仅是威猛，更重要的是，她能让一个把自己扔进绝境里的人再看见希望。她有灵性，也通人性，会用眼睛和你说话。和她待久了，你会觉得，她不是一只獒，而是一个站在你面前的活生生的人……”
“还有呢？接着说嘛！”杨钦故意把话题岔得越来越远，我知道他是在宽我的心。我想了想，站起身把抹布上的血洗干净，说：“算了，下次吧，有机会再和你说大黑的故事，太多了，这一时半会儿也讲不完。”（注：我和大黑的故事请参见本人拙著《藏獒笔记》。）
半夜下了雪，中午的时候却又出了太阳，车内的气温还有点儿高，我们两辆吉普车开到昨晚野牦牛被杀的地方，按着车轮印一路追下去，发现那帮家伙越开越远，已经追不上了。
像现在这样的天气，野牦牛的肉存不了多久，所以盗猎者会很快把肉和皮运出去卖掉，等他们折回来的时候，估计就到5月底了。到那时候，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移过来，它们要到北面苦寒之地的太阳湖或是卓乃湖等湖畔产崽。
周青说：“那时，盗猎者就会陆陆续续地出现，由南往北，一路都有，我们到时候会有一次长时间的巡山，每次出行半个月或是大半个月，一路追过去。”
这次出来，我们没有什么收获，何涛恨得牙痒痒，敲了敲枪杆子，说：“要是再让我遇上这帮王八蛋，我第一个先开枪，万一打死了，就说是自卫，妈的！”
许小乐说：“我最怕6月，一到6月去巡山，到处都能见到被剥了皮的尸体，特别是往北去，一路上白骨累累，看得人心酸啊！”
马帅忽然说：“很快就6月了……”
大家都沉默起来，谁都不希望6月的来临，那个在别的地方本该是初夏阳光灿烂的美丽季节，在可可西里，却成了黑色的地狱，屠杀日的开始。
周青打断了大家的话，把我们从沉思中唤醒过来，说：“一辆车先回去，留一辆再开远一点儿，追上去看看。”
我和吴凯、木萨、许小乐先回去，快到驻地时在车上就看到牛圈已经被野牦牛给撞塌了，它正挪着受伤的屁股往荒滩上爬。它撑着两条前腿使劲地往身后蹬，沉重的半截身子拖在地上，拉出一条宽宽的痕迹，它的后腿现在还不能完全站立起来。
许小乐趴在车窗边上，瞅着野牦牛，说：“这丫的，还挺倔，回头得给它打根桩子。”
我本来不想把这个可怜的大个子拴起来，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打了根桩子。可事情还没算完，受伤的野牦牛疯狂地用那一只独角去顶桩子，桩子被它顶翻，滚到了一边儿。要是它屁股上没有伤的话，可能它就会发疯地冲进我们的营房，把所有物品都顶翻。
我只好把桩子再打得深一点儿，几乎完全没进了土里。打桩子很费劲，泥土冻得像硬铁一样，吴凯和木萨都过来帮忙，因为氧气稀薄，几个人都累得直喘粗气。野牦牛仍然不肯安分，它一个劲儿地想往外挣，把身边的防水布顶了个稀巴烂。大家也没办法，和一只有野性的受了伤的野牦牛较劲纯粹是浪费力气，最后只好走开，就剩下我蹲在旁边看它。
闹腾了一会儿，野牦牛显得十分疲累，它趴在地上喘着气，却仍然不肯让我靠近，只要我一向它靠近，它就会竖起头上的尖角来顶我。无奈之下，我只好远远地蹲在一边看它。
就这样，还没算完，野牦牛开始绝食，不肯吃我们给它割来的草。我把草一把一把地扔过去，它就一把一把地顶开，不光不吃草，连水也不喝一口。大家都犯了愁，怎么办？刚救回来，伤还没养好，难道让它饿死吗？到最后，杨钦说：“还是肖兵你来吧，我看咱们这几个人中间，就你耐性好，会宽解人，你把那牛也宽解宽解，宽解好了，也是你一大功劳。”
牛又不会说话，看着我的时候，它的大眼睛里除了恐惧就是仇恨，根本不领会我的讨好。有一次，我喂它吃草的时候，还差点儿被它顶了屁股。三天过去了，野牦牛一口草没吃，一口水没喝，身子渐渐消瘦下去，前胛处的骨头高高地耸立出来。木萨说：“由着它去吧！它全家都死了，估计它也活不长。”
半夜下了一场急雨，说是雨，倒不如说是冰雹更确切一点儿，一颗颗，像弹珠子一样，打在营房顶上，嘣嘣当当地直响。
夜晚冷，没人愿意爬起来，可能大家都把那只倔强的野牦牛给忘记了，或者是不愿意怀着一腔热情起来后又被野牦牛给顶了屁股。刚巧晚上是我值夜，我就跑了出去，发现冰雹虽然不算太大，却硬得像铁一样，打在头上，就像是被人用闷棍子给敲了一记，耳朵里都有点儿嗡嗡地响。
野牦牛站不起来，也没处躲，可怜地趴在地上，把头埋在两条前腿中间。冰雹打在它厚实的背上，又弹出去，掉落到地上，当当地响个不停。它饿得瘦骨嶙峋，又冷又冻，冰雹子打得它不停地哆嗦。我急忙跑到营房旁边的帐篷房里，抽出厚木板给它搭了间小屋，又在外面蒙上了一层防水布，虽然动作已是十分麻利，可冰雹还是打得我缩着脖子，不敢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