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巴黎
1
一九八八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了巴黎，至今，已五进巴黎了。在世界上的所有城市里，我和巴黎最有缘分。
我喜欢巴黎，是因为它的灵魂。我常对朋友说，巴黎是座有灵魂的城市。它的灵魂连着巴黎圣母院的拱顶，连着卢梭、孟德斯鸠、雨果、巴尔扎克的文章，连着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罗丹、凡·高、莫奈们天才的名字。巴黎的灵魂还有厚实的躯壳，这就是罗浮宫、凡尔赛宫、奥赛宫和读不完的博物馆，每一座艺术之宫，都是我心中的太阳城。
世界上有许多城市只有躯壳而没有灵魂。例如美国的Las Vegas，就只有躯壳和躯壳里燃烧的野心和狂泻的欲望。还有许多城市，灵魂或被权力所压碎，或被金钱所吞没，在显耀着无上权威的帝国王座与帝国银座里，只有肉的膨胀，而灵魂则已像荒原似的空空荡荡。然而，巴黎的灵魂却还健在，而且像星空一样灿烂。只要你心中还有一点美的“灵犀”，一种人类摆脱兽类之后而积淀下来的基因，你就能与巴黎的灵魂相通，并注定无法抗拒它的魅力而倾倒于维纳斯与蒙娜丽莎之前。我就是一个痴迷的倾心者，并在倾心中感叹：人类的创造物，竟然如此精彩。
人类诞生之后，经受过无数次残酷劫难的打击，神经所以不会断裂，就因为有这些温柔而精彩的灵魂的安慰。一九八九年夏天，当我第二次走到维纳斯与蒙娜丽莎之前的时候，突然感到一滴一滴的星光落进我的心坎，浑身滚过一股暖流，而且立即悟到：我已远离恐惧，远离沧海那边的颠倒梦想，一切都会成为过去，唯有眼前的美是永恒永在的。
五十年前，当纳粹的强大铁蹄踏进巴黎的时候，巴黎人也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维纳斯与蒙娜丽莎是无敌的，她们的光彩不会熄灭，时间属于至真至善至美的至情至性者。“天下之至柔可以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的古哲人老子早就这样说。这是真的，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摧毁艺术，最有力量的不是挥舞着钢铁手臂的暴君暴臣，而是断臂的维纳斯，她才真的是不落的太阳。
在动荡的一九八九年，我确实得到古希腊女神和其他古典女神们的拯救。我从她们身上得到的生命提示有如得到火把的照明。当我看到她们那双黎明般的清亮而安宁的眼睛，就知道自己已穿过暗夜并战胜死神的追逐，又回到人类母亲的伟大怀抱，用不着继续惊慌。我在漂泊路上的满身尘土是维纳斯的眼波洗净的，我的已经临近绝望的对于人类的信念是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里复活的。
就在拂去风尘和复活生活信念的那一瞬间，我想到，如果地球上没有巴黎，这个星球将会何等减色。而如果人类社会没有至美至柔的维纳斯与蒙娜丽莎，假如连她们也没有存身之所，那么，这个世界该会何等荒凉与空疏。我相信，没有她们，历史将走进废墟，世界将陷入比战争和瘟疫更加可怕更加悲惨的境地。
我爱拯救过我的维纳斯与蒙娜丽莎，爱拯救过我的温暖的巴黎。对于她们，我将永怀敬意和永存感激。
2
巴黎属于法兰西，又不仅属于法兰西。倘若要推举世界的艺术之都，只有巴黎才当之无愧。巴黎是开放的，它总是敞开温馨的怀抱欢迎人类群体中的精英去加入它的创造。
罗浮宫坐落在巴黎，但宫中的许多天才艺术品并不都是法国人创造的。维纳斯出自古希腊的艺术家之手，蒙娜丽莎出自意大利的达·芬奇之手。巴黎珍藏了那么多毕加索和凡·高的无价杰作，而毕加索是西班牙人，凡·高是荷兰人。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大智慧都在这里汇聚，成其灵魂的一角。法兰西的文化情怀是博大的，她不善于嫉妒，不善于说“不”，而善于伸出手臂去接受一切人类的骄傲，不怕异国的天才会掩盖它的光辉。
中国血统的大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所设计的透明的金字塔，就坐落在罗浮宫之中。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奇迹。贝聿铭的胆子真大，他竟然敢在人类心目中最神圣的艺术殿堂里构筑另一殿堂。然而，他成功了。他的透明的金字塔是一种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建筑，最现代和最古典的美和谐并置，遥远的时间凝聚在此时此刻透明的空间中。古埃及的文化灵魂在二十世纪重现时，竟是水晶般的明亮。金字塔的尖顶可以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无尽的天空，不会让人觉得它占据了罗浮宫门前那一片有限的珍贵的地面。而且，塔一透明，就不会影响游览者的视线，使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原有的艺术宫的全貌。何况透过玻璃之墙观赏罗浮宫的旧建筑，朦朦胧胧，又增加了一层历史感与神秘感。金字塔下又别有一番天地，这样配置，使本来只是坐落于地平面上的罗浮宫，增加两个层面：地下的层面与天上的层面，变成一个立体的、引人浮想联翩的艺术大楼阁，使巴黎的灵魂散发出新的灵气与奇气。贝聿铭的名字，成了巴黎灵魂的一部分。由此，我在罗浮宫的喷泉下游思，不仅听到远古文明与当代文明的对话，而且总是想到贝聿铭和我共同的故园，想到东方智慧与西方智慧结合时，人间的确更美。
3
巴黎是天才之地，也是凡人之所。它有灵，也有肉。它固然神奇，但不是神话里的王国。巴黎的灵躲藏在罗浮宫和数不清的书籍里，当然也在法兰西人的精神里。而巴黎的肉则显露在金碧辉煌的红灯区，巨大的灯光“水轮”转动着另一世界的故事。巴黎的灵与肉都有磁力，都能吸引万里之外的游客。游客里有的是灵的崇拜者，有的是肉的寻觅者。梦巴黎者，有酷爱艺术以至爱到癫狂的痴人，也有向往“肉术”向往到变态的“肉人”。社会总是不纯粹，有各种颜色的共生，有高雅与鄙俗的共存，才叫做社会。在塞纳河畔，在艾菲尔铁塔下，男男女女，都在说笑，白人、黑人和黄种人都在承受今天和追求明天。到处都有生活，到处都有期待。巴黎尊重各种存在方式，并不想用一种存在方式统一其他的存在方式，因此，成为各种人都寻找慰藉、宣泄，展示灵与肉的处所。社会本来就是这样，似乎毋须太看破，用不着刻意地讴歌，也用不着蓄意地诅咒，溢美和溢恶都无济于事。
当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发表《近世文明与法兰西民主》时，当他发出法兰西式的启蒙呼唤时，是否想到法兰西也是一个社会？是否想到在豪华的大街里也有乞丐、娼妓和失业者呢？是否想到法兰西在推翻巴士底监狱的革命之后并没有同时建立人间的极乐园？鲜血曾经流了一百年。而当浪漫主义诗人们在大梦破灭之后，是否也想到巴黎也是一个社会，这里虽有乞丐、娼妓和失业者，但却有看不完读不尽的艺术太阳城呢？还有为人类苦难一直感到焦虑和不安的法兰西精神呢？
可惜，好些梦巴黎者，竟遗忘维纳斯与蒙娜丽莎。他们不喜欢巴黎的灵，只喜欢巴黎的肉。但是，红灯区的大门是需要黄金的钥匙开启的。这一点，浪漫者们常常忘记。因此，他们总是充满粉红色的梦幻，以为巴黎乃是肉的天堂，他们可以像骑士那样任意驰骋。可是，他们很快就绝望，因为那里的“天使”只服从金钱的权威，并不优待革命的诗人。在空中旋转的、流光溢彩的红灯巨轮，只管刺激欲望，并不管欲望的满足。于是，浪漫者感到绝望，由迷狂转入颓废。颓废与革命本是两兄弟：心路息息相通。于是，颓废者立即又变成革命者，诅咒巴黎，宣布梦的破碎，然而，所有梦的碎片，都只有肉的腥味。
4
一个有灵有欲的社会，一个有罗浮宫也有红灯区的社会，这种文明是真实的，但并不完美。在罗丹的“思想者”雕塑面前，我想到世界最后的归宿。世界最后是归宿于罗浮宫还是归宿于红灯区呢？在灵与欲的搏斗中，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呢？我曾把自己的这一思索与忧虑告诉一位法国朋友，但他不能接受我的担忧。法国朋友的浪漫气息是很浓的，他指着新建的凯旋门说，那才是我们的归宿。法兰西在拿破仑时代建立了第一个凯旋门，纪念战争的胜利，而现在他们又建立起第二个更大的凯旋门。友人说，这是维纳斯和蒙娜丽莎的凯旋门。世界上到处是坦克和原子弹，但至今没有把她们摧毁，这难道不值得庆贺吗？法兰西人是乐观的，他们的蓝眼睛能看到各种凯旋，从不动摇对于人类的信念。我虽然悲观一些，但在新凯旋门下也被法兰西精神所感染，也愿意人类文明真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最后将布满美的星辰和爱的星辰。这种凯旋的预言也将支持我不断前行，不激烈，也不颓废，只是不断前行。
初见温哥华
1
从纽约到温哥华，印象非常不同。纽约给我的感觉是庞大与严峻，而温哥华给我的印象则是温暖与亲切。
纽约到处是高墙绝壁，从地上仰望天空，便发现天空只是一条裂缝。蓝天和彩云全被割切成碎片。我是农家子，从小就拥有辽阔无垠的天空，不大习惯这种裂缝与碎片。纽约是繁华的，但是，它离大自然太远。在时代广场的霓虹灯下，我暗自呆想，要是有一个城市既繁华而又离大自然很近，这个城市该是多么可爱。
仅仅一个月，我就到了温哥华。这里正是一个繁华而离大自然很近的城市。在我远游的岁月中，每漂流一站，总要向关怀自己的异地朋友报报平安。在几十封短笺中，首先报告的都是：“温哥华真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海，还有挂满大地的枫叶，天空是完整的，地上是洁净的，到处都有草香和海香，从白石城的海桥上俯瞰，还可以看到浅海里游弋的螃蟹。”
我无意贬低纽约。然而，在纽约生活的确不容易。要在那里生存下去，必须做一个善于攀登高墙绝壁而不怕被摩天大楼所异化的人，年轻或年富力强的创业者都想在纽约感受竞争的风天雨天，一赌神秘莫测的命运。他们相信，能在纽约站得住，就能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站得住，于是，他们奋斗，如天地征鸿，充满生命的激情与抱负。我的大女儿剑梅和她的男朋友就在那里奋斗。每当他们从热腾腾的地铁里钻出来就诅咒纽约，但是，他们又留恋纽约，觉得自己的生命力可以在这个大都市里得到证明，潜藏于身内的血性可以在无数机会面前碰撞出火焰，他们天天感到筋疲力尽，又天天感受到筋疲力尽后的满足和活力的自我发现。我羡慕他们，又同情他们。
而我是一个绝对不适宜在纽约生活的人。我知道纽约有巨大的音乐厅和无数的大戏院，但我踏不进去，因为，通向大戏院的道路也是高墙绝壁。我害怕这种比悬崖还要陡峭的墙壁，害怕裂缝般的天空。也许因为带着纽约的印象来到温哥华，因此，立即就感到温哥华的轻松、亲近和广阔。一到这里，就觉得时间的长河流经这里的时候，显得从容而和缓，潺潺有序，在纽约的那一种紧张感，顿时松弛下来。这一两个月的经历，竟像跨过喧嚣的急流险滩然后进入了安静的海湾。
2
这几年我东西行走，经历了更换生命的远游岁月，在时间与空间的洗礼中放下了许多浪漫的期待和欲望。有力量放下欲望，是值得欣慰的。此时此刻，我别无所求，只求心的安宁，能够从容地想想过去，想想自己走过的路。我有许多文字要写，要拷问时代也要拷问自己，兼有法官与罪人的忙碌，并不偷懒。
然而，我已毋须紧张，毋须在心中再紧绷一根防范他人的弓弦。在以往的岁月里，我曾着意地追求过，也苦心孤诣地攀登过高墙绝壁，总忘不了那个高高的若有若无的“险峰”，孜孜于毁誉荣辱，汲汲于成功与失败，伟大与平凡的世俗判断。倘若自己的文字引起“轰动效应”，心里竟然美滋滋的，以为桂冠和掌声真有什么价值。而今天，这种人生趣味已经过去，此时，我只想把幸存的生命放到实在处，以生的全部真诚去感受人间那些被浓雾遮住的阳光，时时亲吻大自然和大宇宙的无尽之美与无穷的精英，把身外之物抛得远远的。我相信，拥抱山岳拥抱沧海拥抱星空比拥抱名声地位重要得多。
这几年，我像负笈的行者到处漂流，登览另一世间的兴亡悲笑，眼界逐渐放宽，不再把一国一乡一里当作自己的归宿，而把遥远的另一未知的彼岸作为真正的故乡。有人说：你走得太远了。不错，过去的自己真的离我很远。我已拒绝了一切自我标榜的伪爱和一切外在的诱惑，而重新领悟真正的爱义。我这些年喜欢写些散文，就是因为我的心思已脱樊笼，所有的文字都出自己身的天性情思和再生的爱义。我觉得必须把自己炼狱后的灰烬，心灵中的苦汁掏出来给今人与后人看。我在冥冥之中感到有一种力量指示我这样做，我不该拒绝这个绝对的命令。
我相信温哥华能够给我自由的游思和领悟，相信这里的无数枫叶能帮助我抹掉心灵中最后的阴影，为我沉淀血气中最后的浮躁。
3
我真喜欢加拿大秋天的枫叶。把枫叶作为自己的旗帜真是天真而精彩的构思。我相信加拿大国旗的设计者一定如痴如醉地爱过枫叶，一定倾心于这个国度如梦如画的山峦与原野。我漂流到温哥华，一大半是为枫叶而来的。我相信一个以枫叶为旗帜的国家一定很少火药味。我早已从内心深处厌倦人间的战火硝烟，并已拒绝任何暴力的游戏。
当六十年代北京处于“文化大革命”硝烟弥漫的年月，我和一位好友曾悄悄地骑着自行车到百里之外的香山去观赏秋光，并采集了几片枫叶夹在笔记本里。而这位朋友正处在热恋之中，他还把枫叶作为珍贵的赠品送给当时的恋人，把情感交付给赤诚的红叶。很奇怪，在阶级斗争那么严峻的岁月里，我和朋友的心灵被残酷的理念浸泡得那么久，但仍然充满着对枫叶的渴念，可见枫叶所暗示和负载的情思与人类的天性紧紧相连，而天性深处那一点美好的东西又是那么难以消灭。
今天，我真的来到枫叶国了。眼前到处是枫树林。上一个星期天林达光教授和他的夫人陈恕大姐带我们一家到Queen Elizabeth公园观赏秋色，我一见到满园的枫叶，就恍如走进了梦境。每一片叶子都那么纯，那么干净，红的红得那么透，黄的也黄得那么透。园谷中的一棵挂满红叶的枫树，竟像挂满红荔枝，阳光一照，闪闪烁烁，又像童话世界中的红宝石。我不仅喜欢这里的枫叶，而且还喜欢被枫叶过滤过的空气，这是绝对没有硝烟味的空气。我的思考需要这种空气。
我知道枫叶国不是理想国，并不完美。它不是地狱，但也绝不就是天堂，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社会：有美境，也有困境；有豪华，也有豪华包裹着的冰冷与腐恶。但我知道它是一个宽容的社会，它的文化正像枫叶上所暗示的那样，乃是多角多脉络的文化，它不会把来自异国的知识者当作“外人”和“异端”。我在枫叶下的思索绝对没有人来干预和侵犯，我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由，还有一张平静的书桌。我可以说自己应该说的话，拒绝不情愿说的话，让心灵像枫叶似的保持着大自然赐予的一片天籁。
4
温哥华使我感到亲切，除了飘着清香的枫叶之外，还有在岁月的风尘中依然保持着正直与真诚的朋友。温城有这么多中国的朋友，真使我高兴。小女儿曾问我：世界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我愣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世界眼睛的颜色，但我知道世界的眼睛是势利的。尽管世界是势利的，但总有一些超势利的保持着真纯眼睛的朋友。没想到，在温哥华，这样的朋友很多。无论他们是在大学的研究室还是在个人的写作间，无论他们是身居闹市还是隐居山林。
前些天加华作协的卢因先生、叶嘉莹教授和其他朋友欢迎我，让我说几句话，我就讲了一个四年前的小故事。在芝加哥中国城的一次夜餐上，最后抽到的纸签上写着：“你将被一群真诚的朋友包围着。”果然应验，这些年我从美国到瑞典到加拿大都是如此。真诚的朋友给我很多生活上的关注，知识上的启迪，精神上的慰藉。对于这一切，我报以的只是什么也没有的沉默，“心存感激”是没有声音的。
然而，我今天想打破沉默，告诉这些朋友说，你们给我一种连你们也未必知道的东西，这就是信念，对于生活的信念，人类的信念。如果不是友情在我心中注入力量，我也许会在历史的沧桑中失去对生活的兴趣，让精神像燃尽的火把一样熄灭。
走访黑山四总统
1
赶到南达科他州（South Dakota）的黑山已近黄昏，但参观者仍然络绎不绝，停车非常困难。夕阳的斜晖照着各种肤色的来访者，也照着拉什莫尔山冈上巨大的石像，看得很清楚，那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阿伯拉罕·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雕像。这四个由大花岗岩所雕成的石像高达四百六十五英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石头雕像。我和来访者站在山冈面前的看台上，仰望着美国人爱戴的领袖，欣赏悬挂于峭壁上的大手笔。这不是集体的创作，而是一个名字叫做Gutzon Boglum的父亲和一个名字叫做Lincoln Boglum的儿子用一刀一锤制造出来的。从一九二五年开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完成。两双生命之手，竟可创造出这种耸立云端、俯视千古的巨像，人类真不简单。完成这一杰作，除了靠气魄和才能之外，恐怕还得靠感情，这就是对于带给美国人幸福的杰出领袖衷心敬佩和感谢的感情。政治常常是肮脏的，但也有正直的政治和美好的政治，政坛上的政客让人鄙视，但为苍生造福的政治家却让人衷心景仰，这巨大的石像就是证人。它证明历史不会遗忘为人类创造幸福的政治家。我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也卷入过领袖崇拜的潮流，看到故国大地到处都是毛泽东的雕像，从数量上说，恐怕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将相可以相比，也不是华盛顿、林肯们可比的。然而，数以千百万计的雕像，经过一段历史风雨的吹打，几年之间便在中国土地上消失得几乎一干二净。这种消失的速度之快，使我暗暗惊讶，后来我明白这完全是无数的雕塑皆没有根，即被崇拜者的根没有伸进人民的心底。人民的心坎，才是真正的大地。倘若深进人民的大地底层，那是任何历史风暴都难以卷走的。面对眼前的黑山石像，我想到，这几位缔造民主政治的历史人物毕竟把他们的根深深地扎进美国人民情感的深处。美国人从心底里觉得必须记住这些领袖，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开辟的道路。可以预言，美国很难突发一种政治风暴来摧毁这座石像。时间只能给这雄伟的杰作不断地积淀下敬意。在这个短暂的黄昏里，我意识到，人为的造神运动是没有用的，即使是亿万人所造的神，也是脆弱的。一切坚固的，都必须站立于人民的心中。人的心灵最柔软，但也最坚实。
2
这四位总统，除了西奥多·罗斯福之外，我都有好感。我不太喜欢西奥多·罗斯福，他在本世纪的头一年因为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之后而入主白宫，在这之前，他就宣称，对付拉丁美洲人“说话要客气点，但必须带一根大棒”，执政之后果然实行大棒政策，警告拉丁美洲邻居：“在西半球，美国坚持门罗主义，因此在发生严重的作恶不端和孱弱无能的情况时，美国尽管勉为其难，势必要使用国际警察的权力。”一个大国总统，对着其他弱小国家挥舞大棒，扬言不惜使用国际警察的权力，这真是有点仗势欺人，过于霸道。我拒绝人世间的一切霸道，不管它是霸在东方还是霸在西方。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棒和他对门罗主义的引申，也许有利于美国，所以黑山石像的作者也崇拜他，而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者，我则完全不能认同挥舞着大棒的美国领袖，并觉得把西奥多·罗斯福放在其他三位民主政治的开创者行列，实在是令人困惑的。到黑山之前，我还以为这个罗斯福是二战中对日宣战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西奥多·罗斯福，真使我失望。
3
其他三个总统：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和林肯，这些是美国也是全世界公认的英雄，石像作者的选择自然是对的。华盛顿是美利坚的国家之父，杰弗逊是年轻国家的灵魂，他体现了美国的民主理想主义和国家独立的深刻内涵，而林肯则是农奴的解放者，用民主理想统一美国的革命家。无须争论，历史用如椽大笔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时空的大石壁上是理所当然的。
而就个人而言，我并非全是用历史学家的眼睛去看他们，我对他们的好感，全因为他们三个人均是具有人性的总统。这些年我常常反省历史，而我的反省完全是一种人性的反省，包括对美国的总统，我也喜欢用人性的眼光去观赏。当我看到华盛顿的石雕时，我首先想起的竟是他的用象牙骨做成的假牙。在美国的总统群中，华盛顿是最受人崇敬而且也最少人性疵点的人，他作为最高的统帅和国家的开山之祖，想的竟不是如何永远保持一顶总统桂冠而是自己无法掩盖的缺陷——只剩下两颗牙齿。他有自知之明，知道牙齿的脱落是身体衰老的明证。一个只有两颗牙齿的人是不足以支撑一个新生的百业待兴的伟大国家的。因此，他担任了美国的第一届总统之后便提出辞职，战争一结束，便解甲归田，回到自己的家乡弗吉尼亚（Virginia），生于斯也死于斯，平静安详得如同黄昏徐徐的落日。美国的一本史书在介绍华盛顿时特别突出他的两颗牙齿的照片。华盛顿真诚地正视脱牙所指涉的事实。人都是有缺陷的存在，总统也是有缺陷的存在，正视自己只剩两颗牙齿的缺陷，并不会丢失总统的尊严。相反，这种正视，除了说明华盛顿作为一个人具有纯真、诚实的品格之外，还说明他对其他健康生命的尊重。他领导下的千千万万生命那么年轻那么有朝气，牙齿那么好，为什么一定要让一个没有牙齿的人作终生的统帅呢，他真诚地希望有牙齿的人赶快接任他的总统的位置。
4
面对杰弗逊与林肯时，我想到的也是人性的奇迹。历史真是充满偶然。宇宙的发生，地球的发生，人类的发生都是偶然的。美国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偶然的。这种偶然，就是在历史进程中突然出现了影响历史命运的杰出人物，出现了人性的奇观。杰弗逊和林肯就是这种奇观。
暂且把时间颠倒一下，先说林肯。这位美国的第十六任总统，天生有那么大的一颗慈爱之心，天生地感悟到人降生之后无论是谁都拥有人的权利，无论他是属于哪一种族哪一肤色，因此把黑人作为奴隶，对他们进行压迫与剥夺是绝对不可以的。农奴的悲惨生活使他感到不安，在他的人性世界里不能容纳两种相反的制度：自由制与奴隶制。“要么，自由制彻底胜利，要么奴隶制彻底胜利，二者势不两立”，最后他为废除奴隶制而投入战争，罪恶的子弹也穿进他的胸膛。历史从心灵深处敬重林肯，不是因为林肯是位总统，而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烈士，为千百万长着黑色皮肤而被奴役的人类的解放而战的烈士，为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而战的烈士。如果林肯是一个无限鄙视黑奴的人，美国的历史便是另一种面貌。一个国家的命运与一个国家领导人胸襟中流动着怎样的血液、燃烧着怎样的情思竟如此息息相关，这是历史宿命论者怎么也想不明白的。
对于杰弗逊，我的心灵与他更为接近。我一直把他视为一个思想者，常常忘记他曾是一个美国总统。美国开国之初，上帝赐予他们一个华盛顿，偏又赐给他们一个杰弗逊，真是幸运。当时华盛顿身边有一个英勇的军事将领，才华横溢的政治组织家，但是他野心勃勃而且极为保守，他劝华盛顿称王，而自己当宰相。在当时他与杰弗逊是并立的英雄，但历史选择了杰弗逊。一九七〇年莫里森和康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上这样写道：“杰弗逊具有魅力的秘诀在于，他诉诸美国的良心：理想主义、单纯、饱满向上的精神、充满希望的憧憬，而不是汉密尔顿推崇的追求实利的荣耀与野心。”两个人的人性世界的差异如此悬殊，而美利坚大地拒绝了汉密尔顿，这一拒绝对于后来意义重大。我很喜欢历史学家能够如此注意杰出历史人物的人性世界，能注意到杰弗逊的单纯和葆有人类的良心。我在杰弗逊的思想言论中强烈地感到这位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的“单纯”，他所以能抓住一个国家——一种人类族群的存在方式最重要的东西，绝对与他的单纯性格有关。他不被繁杂的各种思想所扰乱，而紧紧地抓住人的权利这一最重要的“硬核”，他的思想既丰富而精彩，但只要再重温他的《独立宣言》的几句话就够了：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几句话后来成为美国神圣的经典，每个在美国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必须拥抱这一经典，无条件地接受这一经典。这一经典的核心，是发现人的一种天生的权利，这种权利与生俱来，天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杰弗逊单纯，就是他具有一种美好的天性，在把握世界时不被任何外在的巧言令色所迷惑，一下子就捕捉到人世间最重要的真理，像婴孩一张开眼睛就捕捉住刚刚出山的太阳。这绝对与杰弗逊个人的人性有关，是他人性深处的一种神秘的东西使他扬弃人间暴君的种种学说而直接挺进到造物主的心灵之中。我在《杰弗逊誓词》一文中特别呼吁人类社会能注意他向上帝所作的保证：“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恶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我相信这是美国历史上也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观念。只有这一观念，才能保证天空下的人性太阳不会熄灭，人间的精神万物不会失去它的意义。
面对黑山巨像，我与女儿剑梅谈论着美国和它的过去，瞬间与它负载的永恒，人性的点滴与它辐射的海洋。剑梅说：真的，这个世界非常复杂，但也非常单纯。那把握住世界与历史的，往往倒是单纯的人。
凯旋门与斗牛场
凯旋门批判
在欧洲已游览了十几个国家，几乎每个国家都让我喜欢，也让我愈来愈生出对人类的钦佩。人真了不起。人才是精神万物的创造者。这么美的城市，这么美的海港，这么美的山间别墅，这么美的教堂与博物馆，全都美不胜收，全都让人产生对人间的眷恋。但有三样东西引起我的质疑：一是罗马与巴黎的凯旋门；二是罗马的古代斗技场（斗兽场）；三是西班牙的斗牛场。
第一次见到凯旋门是在一九八七年访问巴黎的时候。因为我是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所以受到特别热情的接待。主人带我们去枫丹白露大街、德尔尼大街游逛，还带我们参观艾菲尔铁塔、罗丹纪念馆、凯旋门等处。参观完主人带着自豪感客气地问我有何感想。主人是真诚的，所以我也报以真诚。于是，我说：“法国的雅文化与俗文化都推向极致，都让我吃惊。雅文化的代表是罗浮宫，太美太丰富太了不起了，一辈子也看不够。俗文化的代表是红灯区，一条大街十里长廊，各种青色的女人弄姿搔首，气魄真大，把我吓得心惊肉跳。”主人听到这里，憋不住情感，他打断我的话，客气地反驳说：“你的祖国在明代末年，在《金瓶梅》时代，不也是很开放的吗？不也是有很大的红灯区吗？只是你们不叫红灯区，是叫什么来着？”我没有与主人争辩，继续说：“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请教你们了。贵国的凯旋门，就建筑而言，确实很美，凯旋门的名字也很好听，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凯旋门是庆祝战争的胜利，是战胜归来的纪念碑，可是战争是相互残杀，胜利的一方也杀人呀。”主人这回脸涨红了，他大约未曾听过这种批评，心理准备不足，一时语塞。我便继续说下去：“战争不是好东西，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大思想家老子就说过‘兵者，凶器也’，‘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战争，就是杀人杀人再杀人，流血流血再流血，失败者杀人，胜利者也杀人，所以我们的先贤老子就教导说，胜利了别高兴，应当‘胜而不美’，所以，从境界上说，凯旋门文化就不如《道德经》文化高。”法国朋友的脸涨得更红了，但因为领队催着我们回旅馆，未能听到他的答辩。那日我很亢奋，但绝不是刻意在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真的从内心深处觉得老子的思想了不起，也从思想深处觉得凯旋门文化乃是一种“胜而自美”的文化，这种“胜而自美”
的文化与我国老子《道德经》中所呼唤的“胜而不美”的文化的大思路正好相反。进行了血腥的战争而遍地横尸之后是举行庆功典礼还是举行哀悼葬礼，这是不同的政治选择，也是不同的人性方向。对此，我国的老子选择了“以丧礼处之”，我觉得，这才是大慈悲，这才是真人道。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思想，他在两千多年前就占领了人道思想的世界制高点。
当然，我也知道，我们中国在老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上，也很少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能做到“胜而不美”。我批评过武松血洗鸳鸯楼时除了杀掉蒋门神等三个仇人外，还多杀了十二人，连马夫与小丫环都不放过，尤其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他杀得遍地横尸以后还用布蘸血在墙上骄傲地写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是典型的“胜而自美”，典型的自我凯旋与自我庆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祖国人民才能抵达老子指示的境界。我在法国友人面前质疑凯旋门文化，只是和友人共勉，并非自炫。
八七年到巴黎时，我忘了凯旋门的历史，忘了凯旋门并非法国人的原创。凯旋门的始作俑者，不是巴黎，而是罗马。
二〇〇五年，我到罗马时，除了观览斗兽场之外，还特别仔细地看了看斗兽场旁边的罗马最大的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此门建于公元三一三年。“征服”，这是罗马帝国的主题，罗马帝国的骄傲，斗兽场既是征服“兽”的表演，也是征服“人”的表演。谁胜利谁就是英雄，谁失败谁就活该被杀死。失败连着耻辱与死亡。斗兽场上最有力量的人，也是最大的杀手。这是罗马帝国的缩影，它的凯旋门是为“征服”庆功，也是为最大的杀手庆功。
西方文化有极其宝贵的部分但也有不那么宝贵的部分，罗马、巴黎的凯旋门文化，就不那么宝贵，至少在我的心目中，它只有美丽的空壳。至于内里所涵盖的内容，我则闻到它的血腥味。正因为有此嗅觉，我才把老子所指明的“复归于婴儿”，看作人生的凯旋，再也不崇拜力量，只崇拜婴儿般的扬弃征服也扬弃贪婪的心灵。
西班牙斗牛场批判
到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李泽厚兄一起看了一场斗牛游戏，这才明白，罗马的斗兽场已在这里变形。此次和泽厚兄一起游览奥地利、英国，最后一站是地中海边上的浪漫之国西班牙。在伦敦时，我们得知好友许子东、陈燕华和他们的宝贝女儿多多刚到马德里，我们可以在那里会合，然后一起去观赏具有原始风情的弗拉门戈舞、斗牛和藏有哥雅画杰作的艺术博物馆。可惜马德里没有斗牛游戏，也未能看到西班牙歌舞，只游览了马德里宫、托伦多古堡，幸而还有普拉多美术馆（The Prodo Museum）在。这座馆阁原是一七八五年查理三世时建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一八一九年才由斐迪南三世改为画廊，经一百八十年的积累，馆中的一百间展室已藏满西班牙绘画的精华，仅戈雅就有油画一百一十四件，素描四百八十五件。我很喜欢哥雅的画，不管是写实的还是写意的都喜欢。临走时买了他的《穿睡衣的玛哈》，这个画中人似乎也是我的梦中人。
子东、燕华还有自己的旅程，我和泽厚兄就一起到地中海边上的巴塞罗那，这个城市的名字我早已熟悉是因为它在前些年曾举办过奥运会，当时就觉得它在西班牙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选择这个城市游玩，主要是想看斗牛。泽厚兄说，专程来看斗牛，要买最好的票，可以坐在最前边。票分三等，一等票相当于一百美元。那天观众很少，坐席的百分六十都是空着，于是我们便坐在第一排的最好位置上。人与牛就在眼皮下，斗士衣服上的花纹、纽扣、皮带，战牛身上的鬃毛、双角、足蹄，全都看得一清二楚。也许坐得太近，缺少“审美”距离，便亲眼看到鲜血从牛的身上喷出，溅落，然后消失在细沙里，也活生生地看到斗牛士把利剑插进黑牛的要害处，最后还看到斗牛士把倒在地下的牛的耳朵割下，然后拿着还在微微颤动的耳朵向观众致意。以往曾在电视电影里看斗牛，看到的其实不是“斗牛”，而是“逗牛”。是斗牛士拿着一块大红披肩，在欢快的音乐伴奏中挑逗傻乎乎的黑牛，黑牛和斗牛士的一冲一闪，一横一竖，刚柔结合，很有节奏，甚至很有诗意。可是这一回的近距离观照，却完全打破我的诗意印象。两个小时左右，我看到的完全是血腥的游戏。人和牛都是生命，在此生命的较量中，两者是不平等的。斗牛士有护身盔衣，骑的马也有护甲，只有牛是赤身裸体；斗牛士拥有长矛和短剑等武器，牛则“赤手空拳”。人对牛是不讲“费厄泼赖”的。人实在太聪明，在拿着大红披肩“逗牛”之前，他们已经把牛的元气剥夺殆尽了。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斗牛”表演，其实，那牛早已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了。此次近看，才看清了斗牛的“程序”与“细节”。原来，斗牛的第一程序是“消耗战”。斗士先充当骑士，他骑着蒙住双眼的骏马，马的身上裹着厚厚的护甲，斗士轻扬红布披肩。气汹汹的牛冲撞过来，却只撞到马的护甲，而斗士却趁机用长矛往牛身上猛刺。我因为坐得近，便清楚地看到血从牛的身上喷射出来，场上观众见到“血柱”，顿时发出一片喝彩。黑牛连中几“枪”后，才进入第二程序。这时另一位手执短剑的斗士准备和牛进行一场“短兵相接”，也因为距离近，我看清短剑的剑头带着可怕的钩，因此，一旦相搏，立即就可把牛“肉”钩住。已经被长矛刺得满身鲜血的牛在新的“战斗”中，每次冲锋过来，都挨了短剑的钩刺，五六个回合后，牛背挂上了五六支短剑。黑牛大约感到疼痛，拼命摇动身躯，想甩掉背上的“芒刺”，然而，愈是晃动，便愈是丧失气力。此时，号角响起，场上一片欢呼，原来，斗牛进入第三程序，即真正的斗牛戏开始了。斗士一手拿着鲜艳的红巾，一手拿着犀利的宝剑，又与遍体鳞伤的黑牛展开激战。黑牛照样冲锋，一边流血，一边战斗。斗士在周旋中看准空当，举起宝剑，对准要害猛刺，这致命的一剑，穿越后脑，直捣心脏。那天，我看到斗士第一剑没有刺中，牛未倒下，斗士很快又补上第二剑，这一剑又准又狠又深，一直插入心脏，黑牛终于倒地，场上的观众才起立欢呼。这个时候，斗士才算旗开得胜。在欢呼声中，一些浪漫的女性观众还给斗牛士送飞吻，扔手帕，斗士捡起手帕，深深鞠躬，彬彬有礼地再现一下中世纪那种崇敬妇人的骑士风度。
此次观赏四场激战，每场激战，都要杀死一头牛，四场四头。斗牛场早已准备好拖拉牛尸的车驾。
终于看到了最真实的斗牛场面。以往看到的是红面黄底的大披肩，这回看到的是血淋淋；以往看到的是牛的凶猛，这回才看到了人的狡猾；以往看到的是假象，这次看到的是实相。看完后，泽厚兄说，不能再看第二次了。走出表演场，我们一路上又谈观感，他感慨地说，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差别真大。中国人恐怕不会喜欢，印度人更受不了。我说，凡是信奉佛教的国家都不会欣赏这种杀生的游戏。它离慈悲太远。中国历史上有过嗜好斗蟋蟀的皇帝，但还没有出现过热衷于杀戮生命的游戏。与古罗马的斗兽相比，巴塞罗那的斗牛多了一副面具，这就是大披肩，这面具的一闪一烁，曾让我以为这是既有色彩又有旋律的图画，到了现场，才明白面具背后全是生命的颤栗和谋杀的技巧。
古罗马斗兽，毕竟还有真的“征服”精神，真的猛士，而西班牙的斗牛，虽然也想张扬征服精神，但只剩下屠宰的“花招”。赤裸裸的屠杀变成笑盈盈的诛杀。这也许正是人类的一种进化，双方力量的较量进化为强者一方的机谋。
从纽伦堡到柏林
这是第二次到德国，第一次是一九九二年应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已故）的邀请到鲁尔大学作学术演讲。因时间太短仅到大学所在城市科隆游览了两天。那一次最让我高兴的是见到从未相逢的莱茵河和大诗人海涅的故居，还有建设了好多世纪才完成的雄伟的科隆大教堂。
此次到德国，则是受纽伦堡爱尔兰根国际人文中心主任朗宓榭教授的邀请，前去参加高行健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亚洲、大洋洲、美洲等处的三十多位学者，加上欧洲和德国本地的学者，会场上的“人气”很旺。这年秋天，欧洲的秋色仍然十分迷人，只可惜经济危机的阴影覆盖着整个大陆，让人感到时代的萧索。在这种情境下，德国的教育部还能资助召开这么一个大型的作家研讨会，实在不简单。在欧盟的二十几个成员国中，德国几乎可谓“一枝独秀”，强过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自不必说，甚至也强于法国。我多次到法国，觉得那里的工人阶级仿佛已经消失，社会上只有旅游业、交通业、服务业、高科技等部门，所有的日常用品几乎都是“中国制造”或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所制造。连电灯泡也是中国制造。我和法国朋友开玩笑，“你们的光明来自东方”。其实，意大利、英国也是如此。据说英国的军装有一部分也是出自中国工人阶级之手。与欧盟诸国相比，德国倒是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工厂和制造业，工人阶级尚未消失。
爱尔兰根大学的所在地是举世闻名的纽伦堡。这个城市既是纳粹的摇篮，又是纳粹的坟墓。纳粹从这里兴起，又在这里接受历史的审判。凡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它的名字。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的文化协会大厅召开会议，通过了三个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人法律：帝国旗帜法、帝国公民法和保护德国血统及德国荣誉法。第一个“法”规定只有雅利安血统的人才有充分公民权，第二个“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籍；第三个“法”则严禁德国人与犹太人通婚。这之后，纽伦堡政权还陆续公布了十三项补充法案，进一步剥夺了犹太人的新闻自由、娱乐自由和教育自由等，把犹太人打入贱民阶层。可以说，德国通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血腥之路，就从这里出发。这是人类最黑暗、最可耻的种族灭绝的死亡之路。我们在大学校园里开了四天会，还赢得许多时间与德国的朋友谈论历史。所有的德国朋友都对纳粹的暴行感到耻辱。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七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这一行为语言，典型地表明德国人具有真诚的忏悔意识。德国的忏悔意识，就是确认二战时期对犹太人的屠杀行为乃是德意志民族整个集体的“共同犯罪”，是集体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和一桩历史罪行，每个德国人都负有一份责任。不仅纳粹头子负有责任，普通老百姓也负有责任。这种意识是对良知责任的体认。二战后的德国知识分子和德国人能够真诚地下跪体认，这是德国真正的新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与东方都经历了大灾难，都经历巨大的死亡体验，但战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表现不同，直到今天，日本的政客还在年年参拜他们的靖国神社。他们只想向屠杀中国人的“战神”下跪，绝不向南京万人坑前的三十万中国亡灵下跪。和德国不同，日本对其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恶，一直死不认账。对待二战的浩劫和它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德国人有种诚实的态度而日本却没有。东西方两种行为语言表明：德国战后确实砍断了战争的尾巴，而日本人还保留着，甚至还翘得高高。
在纽伦堡与德国朋友的交谈，总是很高兴，也才明白他们何以具有如此清明的忏悔意识。他们说，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出任政府总理之前，即一九三二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就获得一千三百七十万选票、二百三十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因此，可以说纳粹头子希特勒能登上“总理”宝座，是大家即当时的德国民众用选票把他选上的。纳粹党的名称多么好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是“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又是“工人阶级”，结果民众被迷惑了。他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最疯狂的呐喊和手中的“民主选票”把一个小丑般的暴君拥上历史舞台。今天，德国新一代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教训，不能忘记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狂热导致了罪大恶极的法西斯主义。
也许是受德国朋友的感染，我到柏林顾不得去逛大街和阅览博物馆、艺术馆，先去观看郊外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规模比不上奥斯维辛集中营，也没有奥斯维辛那么多耸人听闻的血腥故事，但毕竟可以再看一遍集中营的刑具、肤发、机枪和纳粹们如狼似虎的图片以及只剩下一张人皮的犹太人的照片。人类是不可以丧失纳粹集中营的记忆的。丧失，就意味着堕落。倘若集体遗忘，那便是集体堕落。
观看了集中营之后，我们才放心地好好地看了看柏林市，看看发生过著名纵火案的帝国大厦，看看勃兰登门和门前的历史性大街，看看让人想起种族灭绝的犹太纪念碑林，看看让德国实现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雕塑，看看马克思和恩格斯铜像，看看爱因斯坦曾经在那里教过书的洪堡大学，看看海森喷泉和柏林大教堂，看看闻名于世的博物馆岛和岛上的老馆与新馆。这之间还到波斯坦看看波斯坦风车和无忧宫。奔走了整整四天，才明白柏林不是纽约，不是洛杉矶，不是罗马，不是巴黎，不是东京，不是上海，不是香港，它没有成群的摩天大楼，没有恐龙似的现代大建筑。它仿佛是无数小镇组合成的城邦。它宽广而不密集，博大而无险峻，在城市游走没有高楼的压迫感，反而有乡间的轻松感。我喜欢这种现代城市，只是困惑于三四十年代它怎么成了那个名叫希特勒的大野心家的跳梁舞台。第三帝国的中心就在这里吗？帝国的无数咆哮，疯子的一个接一个的杀人指令就从这里发出的吗？把千百万人类的仇恨烈火煽动起来、然后投入血海腥风的司令部就在这里吗？让全人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受了两次死亡大体验的策源地就是那一座大厦、那一道城门和那一角落里的地下室吗？柏林啊柏林，柏林中心地带的每一座建筑都有一番故事，我在这里阅读柏林这部书，是在阅读野心史、阴谋史、战争史、血腥史、分裂史、统一史。除了这些“史”之外，还阅读了苦难史，犹太人的苦难史。此次柏林之旅，给我留下最深印象也让我最受感动的是“犹太博物馆”和“大屠杀纪念碑”，尤其是后者。这不是一座碑，而是由两千七百一十一块水泥石碑组合成的巨大碑林。两千多块石碑，每一块都有零点九五米厚和二点三八米高，全镶嵌在高矮不平的路面上。这是了不起的旷世杰作：了不起的思想，了不起的规模，了不起的建构。一看就让人惊心动魄，就想起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大惨案。在观看瞬间，我本能浮起的意念是：这些石碑是六百万犹太人的鲜血凝成的；这些碑石每一块都在见证人类的耻辱；这些石碑是德国经历了战火的洗劫而留下的良心。因为这不是犹太人建造的，而是德国人建造的。一九九九年德国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建造全名为“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这一历史性纪念场。德国人的忏悔是真诚的，他们用钢筋、水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筑这一牢不可破的见证物，每一块碑石都是一面镜子，每一面镜子都在照射自己的良心。除了纪念碑之外，这里还有一个地下“信息厅”，将近八百平方米的展厅里展示着犹太人苦难的命运。德国人在自己的都城里建设犹太人被屠杀的纪念碑和他们造成犹太人苦难的纪念厅，用两千多块坚硬的石碑告诉世界：他们犯下的历史罪恶是铁铸的事实，是不容抹杀、不容忘却的事实，必须永远面对这一事实。唯有面对，才不愧是产生过歌德、康德、贝多芬、爱因斯坦的故乡；唯有面对，德国才能重新赢得国家的荣誉和世界的信赖。
在柏林游览了四五天之后，我觉得应当在这里居住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应当读读这里的每一座著名大厦，每一条著名的街道，每一尊不寻常的雕塑。这才是历史，活的历史，真的历史，让每个人都要想到“责任”的历史。时间太短了，最后只能选择去看看分裂为东德和西德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痕迹了。去看看柏林墙，“不到长城非好汉”，不看看柏林墙，能算到过柏林吗？
刘莲看了柏林墙非常兴奋，立即在墙上写下“奔向自由”四个字。柏林墙早已拆除了，留下让人观赏的只剩下大约百米长的墙壁上，被艺术家与游客涂上的各种图案与文字，小女儿这四个字像四点小水滴汇入大海，恐怕没有人会认真去读一读，但它反映了人类向往自由的天性。如同人类生来就具有爱美的天性一样，爱自由也是一种天性。爱美与爱自由的天性是任何概念、任何学说、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所以，我瞥了一眼柏林墙就升起一个普通的但又是唯一可用的词汇：愚蠢！建筑围墙的当权派多么愚蠢！他们想用一堵围墙堵住千百万自然与自由的心思，想堵住德国人相亲相聚的潮流，这只是一种妄念。如果筑墙者聪明，他们应当给围墙内的人民多一点自由与幸福。自由、幸福等要素才能构成温馨的磁场，才能让人热爱所在地的生活而不去作“突围”的冒险。二战后，德国分裂成两半，这是上帝对德国的惩罚。分裂四十年后，围墙倒下，德国又赢得统一，这是历史给予德国的一种新的期待。是期待“强大”吗？是期待“第四帝国”的兴起吗？不是，伤痕累累的历史所期待的是不要继续东西对峙，是不要再发生战争，是不要让人类再作大规模的死亡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