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0年，湖南大水，谷米收成锐减，昔日的鱼米之乡也出现了遍野饿殍。水灾歉收的邻近省份却仍然沿袭过去的做法，前往湖南采购粮食。洋商更是趁火打劫，竞相携带巨金来湘抢购大米。湘米大量外流，湖南粮荒日益严重。长沙城里的地主奸商更是囤积居奇，哄抬米价，使贫穷的人家难以维持生计，长沙城里竟然出现饥民全家投水自尽的事例。
4月13日，湖南巡抚岑春蓂不但拒绝开仓平粜，反而下令向围攻巡抚衙门的灾民开枪。当天晚上，愤怒的灾民忍无可忍，涌向街头，一夜之间将长沙城厢100余家碓房、米店一齐捣毁。次日，他们又焚烧巡抚衙门，焚烧、捣毁大清银行、税关、官钱局等盘剥人民的机构。斗争的锋芒还指向帝国主义的教堂、洋行以及一些洋货商店，参加斗争的人数达2万以上，并波及益阳、宁乡、湘潭、湘阴、安化、岳州、宝庆、常德、浏阳各地。
风潮发生后，清政府惊慌万分，连忙调集军队，开进湖南。4月15日，负责巡抚事务的布政使庄赓良开始了对群众的残酷镇压。刽子手们举着“放火捣乱者，就地立杀无赦”的高脚牌，扬起沾满鲜血的马刀，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在大街小巷杀气腾腾地对人民进行恐吓。英、日、美、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帮助清政府镇压，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最终被中外反动派残暴地镇压下去。
这一事件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他是从学堂获悉这一事件的。一天，在他读书的学堂外面，学生们看到许多贩卖豆子的人从长沙回来，学生们问他们为什么要离开长沙，他们说长沙城里闹出大乱了，并把事情的经过一一告诉了他们。
毛泽东后来告诉斯诺：“这件事在我的学校里议论了好些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者’，但他们只是从旁观者的观点出发，而不明白这也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关，他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件很有刺激性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不久，在韶山也发生了粮荒。穷人要求接济，他们发起一个“吃大户”运动。尽管本乡缺粮，毛顺生仍然运粮食到城里去卖，其中有一批粮食被穷苦的村民扣留，毛顺生怒不可遏。而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但他也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已有反抗意识的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910年农历三月，毛泽东因为抖搂族长毛鸿宾倒卖稻谷的事件，大闹毛家祠堂。毛顺生生怕再惹出事来，就想让毛泽东停止读书，送他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起初，毛泽东并不反对，认为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但不久之后，他听说湘乡县办了一所新式学堂，他的一个表兄在那里上学，说那里不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很“激进”。母亲文氏同情并支持毛泽东的求知欲，她和毛泽东一起劝说毛顺生，并请来毛麓钟、文正莹、李漱清和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等人一起到家里劝说毛顺生，让毛泽东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毛顺生终于同意了儿子的要求。
（二）
1910年秋天，毛泽东离开了闭塞的韶山，走向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这首诗的内容就是：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表达了当时毛泽东立志求学和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壮志。
东山高等小学堂在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台山下，前身是东山书院。东山书院从1890年开始筹建。当年，湘军骁将、收复新疆的前敌总指挥、后任甘肃新疆首任巡抚的湘乡籍人士刘锦棠返回家乡，捐款倡修书院，全县士绅纷纷响应，并选址风水宝地——莲花屋场，拟名“东山书院”。起初，他们打算沿着传统的方法，让湘乡学子做秀才、举人、进士，走出一条光宗耀祖、光大乡里的路。然而，就在书院正式动工之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刘锦棠被朝廷召回北上抗日，病逝途中，许时遂等湘乡士绅继续筹办书院。
1895年，清廷战败，李鸿章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了包括湘乡士绅在内的中国人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以许时遂为首的筹建人员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决定办一所经世致用的新式学校——东山精舍。
1896年，东山精舍动工兴建，并于同年开课。相对于传统书院的学生皓首穷经而言，东山精舍的课程设置正是一种翻天覆地的改革。它效仿湖北自强学堂，分科造士，设算学、格致、方言、商务四门新式课程，注重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发展，了解世界大事。
1900年，东山书院建成招生，1903年，书院改为校士馆。书院辖田854.2亩，房屋6座，林牧场2处，岁收租谷1355石，作为办学经费。书院正厅三进，东西各五斋，合计60余间。整个建筑规模宏伟，屋宇轩昂，环境幽雅。
清廷于1905年9月颁旨，废除科举，广兴学校。圣谕传至湘乡，时任东山书院山长龚翼鹏发起将东山书院改为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学制为3年（1921年后改为2年）。东山高等小学堂订有校训，谱有校歌。校训为“公诚勤俭”，制以黑底金字匾悬挂在正厅。两旁在柱上有楹联一副：“公毕方将私治，师严然后道尊。”高等小学堂的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和教学方法均是按照现代学校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的。当时课程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体育、图画、音乐等。教学方法强调主导和主体、教与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做到了循循善诱，生动活泼。
然而，当毛泽东肩挑行李，步行50里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时，却遇到了难题——按规定，他不能在这儿就读。因为毛泽东是湘潭县人，东山高等小学堂却隶属湘乡县。毛泽东没有退却，他以才气和自信，挥毫拟就一篇入学应试作文《言志》。高远深邃的立论，华美典雅的词章，纵横捭阖的笔法深得当时东山高等小学堂堂长李元甫的赞赏，惊叹他为“建国材”。在学校部分董事反对收纳外县学生的情况下，李元甫据理力争，称如果不录取毛泽东这样的旷世英才，就辞去堂长的职务。在他的坚持下，毛泽东被破格录取。
东山高等小学堂坚持“唯才是教、通识教育”的原则，强调独立思考、积极创新，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学堂的学风严谨，引导教育学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因此，吸引了大批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少年，也造就了一大批国家民族的有为人才，除毛泽东外，陈赓、谭政、萧三、易礼容、毛泽覃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早在东山精舍开办之初，即十分注重选择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其章程规定：“师以传道解惑，山长须择品学俱优、中西兼通之士，不得用本县举贡轮充。永杜于求钻营、请托、情面诸弊。”因此，毛泽东在东山求学期间，幸遇了一批思想进步、慧眼独具的教师。如时任堂长李元甫，热心教育事业，积极倡导新学，支持教师在课堂上开讲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鼓励学生仿效康梁文体作文；龚翼鹏治校严谨，教学勤奋，在他担任堂长时期，学生成绩优良，受到了湖南省提学使司的嘉奖；萧岳英一生清贫，淡泊名利，他和儿子萧三、萧子升给了毛泽东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沈春农早年参加民主革命，1925年入党，大革命时期投身农民运动，最后慷慨就义。此外，还有游学四方、学识丰富的贺岚岗先生，正直善良的谭咏春先生及留学日本思想先进的萧先生等。
（三）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毛泽东当时最爱听李元甫堂长“中国一天天贫弱是遭受列强欺侮之缘由”的时事训话，也爱听贺岚岗先生运用新观点解释旧经文的经学课，特别对李元甫关于“中国的地形像一片桑叶，日本的国土像一条蚕子，中国有被‘蚕食’的危险”的讲述，感触更是深刻。从此，在毛泽东的心里就播下了两颗种子：一是解除农民痛苦，一是打倒列强。每天课余饭后，毛泽东总是喜欢独自倚着便河石桥上的栏杆看书，并边看边欣赏便河中东台山和文塔的倒影。有时，他也和同学们在这里谈论时事和中国富强之道，还经常把从书报中获得的新思想讲给同学们听。晚自习时，他也常和班上同学开辩论会，各抒己见，谈对时局的看法，谈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毛泽东学习非常刻苦，许多时间是在自修室里度过的。他最喜欢的是国文、历史、地理。学校后斋有一个藏书楼，收藏了许多中外古今的书籍。在学校读书的绝大多数是所谓缙绅和豪富人家的子弟，很多人连正课也懒得学，哪里还有什么兴致光顾藏书楼呢？而毛泽东一来学校，就成了藏书楼的常客。毛泽东到校后经常去借阅中外历史地理书籍。他喜欢《曾文正公集》《饮冰室文集》，对康有为、梁启超关于变法图强的文章更是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下来，并时常写出心得和批语。他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给自己取号“子任”，意为“以天下为己任”。1955年，毛泽东与同学谭世瑛谈起那段往事说道：“那一年，我是‘土包子’进了洋学堂，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哟！那时候懂什么？连孙中山都没听说过呢！人的思想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就跟小孩子一样，都有一个学习走路的阶段……”
由于毛泽东求知欲望强烈，看书量非常大，除了读学校藏书外，还向表兄文运昌借书来读。特别是《新民丛报》等宣传维新变法的书刊。现在保存着的一张他向亲友归还《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11本书的借书条子，据分析考证，这张借条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求学时写的。毛泽东注重且读得最多的要算《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在1907年已经停刊，表哥文运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从《新民丛报》的有关文章中，他对美国这个遥远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许多著名人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比如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着重宣传的西方“十贤”之一（梁当时介绍的西方“十贤”包括：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当·斯密、伯伦知理、达尔文）。从毛泽东一生中多次谈到富兰克林的事迹看来，他在早年就已经熟知这位美国科学家和外交家，并被其与众不同的经历所吸引。
毛泽东不仅学习成绩好，作文更是全校首屈一指。他写的论说文，立论新颖，气势磅礴，教员看后，几乎每次都要在班上朗诵，并加圈加点，批给全班同学“传观”，深受同学们的赞许。例如他写的《宋襄公论》一文，三页格子纸，写了两页半，国文教员谭咏春先生阅后赞口不绝：“毛润之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并用朱笔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破例给这篇文章打了105分。当然，毛泽东仿效“康梁体”作文，也遭到了一些老师的非议，但是，李元甫堂长和贺岚岗、谭咏春等老师却非常欣赏和支持。李元甫堂长曾公开说：“毛润之的文章我都看过了，是写得很好的。”
毛泽东当时的字就写得很有功力，他的草书被称为全校“两绝”之一。学校没有开生物课，但是，毛泽东的动植物学知识也比别人丰富。比如，有些植物的学名和用途，别人不知道，他却晓得。当然，这些都是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博览群书的结果。
毛泽东除了学习刻苦之外，还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他除了经常性参加学校的体育必修课外，还经常组织同学到野外活动。有时登山，有时游泳。毛泽东和萧三、谭世瑛、萧子升等同学每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穿上薄薄的衣服，跑步上东台山，在山上远眺，做操。校园内，有一条便河环绕，河上架了一座白石桥，桥左有一口水井，从东台山跑步回校后，他就打冷水洗脸。他还特别喜欢洗冷水澡，冬天，他就从井里打些冷水擦身，以磨炼意志。
（四）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一个学期后，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认为他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过该校的教学要求，就劝他到长沙去报考“湘乡驻省中学堂”。毛泽东也渴望着更广阔的新天地。于是，1911年春，东山高等小学堂贺岚岗老师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正好带着18岁的优秀学生毛泽东来到长沙，毛泽东顺利考取湘乡驻省中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堂是民主革命活动家禹之谟先生于1905年创办的。
少年毛泽东的性格和学识已经展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的性格属于锋芒毕露型的，且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自尊心极强。叛逆性格的形成最初来自对家庭的反抗。同时，由于他父亲的严厉要求又使他不尚浮华和物质享受，而追求精神上的充实，这些都成为他不断向上进取的坚实动力。
长沙是毛泽东走向人生辉煌的真正起点。楚国故地长沙，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它众多的名胜古迹中，岳麓山下由南宋大儒朱熹创办的岳麓书院无疑是最令湖南人骄傲的。正如书院前赫曦台上的楹联所标榜的“唯楚有材，于斯为盛”那样，湖南学界以其特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尤其近代以来的历次政治风波中，湖南的读书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出身岳麓书院的湘乡人曾国藩和善化人黄兴，前者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而后者却是推翻满清的革命元勋和第一军事领袖。而来自浏阳的谭嗣同和唐才常，一个是为变法而流血的中国第一人，一个是发动自立军实行反清的国内最早的读书人。
18岁的毛泽东挑着行李，来到长沙，顺利地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长沙的繁荣和喧闹使这个农村少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看到了更多讲述着近期所发生事情的报纸。报纸无疑让这个想迫切了解世界的年轻人感到好奇和惊喜，并成了他终生的朋友。
在省城长沙，毛泽东眼界大开，读到了革命派创办的《民立报》。《民立报》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于右任、宋教仁等任主编。该报激烈抨击清政府，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他看到了黄兴领导黄花岗起义，72位烈士殉难，深受感动。又听人说起孙中山的革命纲领，毛泽东满怀激奋，把自己的政见写成了一篇文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声称应把孙中山请回担任大总统；康有为任内阁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当时毛泽东还分不清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区别。他的想法虽然显示了他当时的幼稚，但也证明了他的敢作敢为。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堂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强行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剪掉了。这些事例再一次展露出他自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