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武昌起义后，辛亥革命的起义军沿着粤汉路前进，1911年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逼近长沙。当天，湖南成为“首应”的省区，在同盟会会员、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的倡议与领导下，趁着湖南巡抚余诚格打算分散省会新军兵力、准备将部分新军调往常德之际，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驻长沙城东北城墙外协操坪响起起义的枪声，革命的新军握着步枪，兵分两路，从湘春门和小吴门分别攻进长沙城。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抚署，随即将该署改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军政府”，宣布了湖南革命政权的建立，并在起义胜利后迅速派出湘军援鄂，给武昌革命政权以很大支持，推动了其他各省区的反清独立。这就是湖南辛亥年长沙的光复起义。
焦达峰当上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的都督后，他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征兵，要去湖北武昌与清军打仗，史称“援鄂”，以保证革命的胜利。焦达峰在执政的10天内，一口气招募了6万人，编成4个师。于是，招兵的宣传在大街小巷展开。但焦达峰的政权只维持了10天，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勾结新军中的一个营长在11月1日发动兵变，杀死了焦达峰和陈作新，谭自任湖南都督。
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堂校长的允许，到中学做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讲演，会上人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会场里鸦雀无声。讲演完毕，当场有七八个同学站了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听了这次讲演的5天后，毛泽东准备参加黎元洪的湖北新军。由于当时习惯性的认识，多数士兵认为新成立的政府要有黎元洪这样地位高的人来带头才像个样子，黎元洪在士兵们的枪口威胁下，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毛泽东决定同其他几位朋友到汉口去，而且已经从同学们那里筹到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必须要穿雨鞋，毛泽东就到驻扎在城外的一个朋友那里去借鞋。
原来毛泽东决定到武汉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而努力。现在，既然革命军已经到了长沙，他就不必去武汉了，于是就在湖南参了军，当上了一名列兵。他所在的部队是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
毛泽东参军后，每月军饷是7元钱，每月用去伙食费2元，还得花钱买水，虽然其他的士兵都是亲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泽东却是从到营房来卖水的挑夫那里买水。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我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买。”剩下的钱，他都用在订报纸上。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其奉为至宝。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毛泽东看到曾留学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其他的文章也大谈社会主义是一种重新组织社会的新思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词。其实，那时所谓的社会主义是指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毛泽东非常感兴趣，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以前的同学，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概念，可是只有一位同学给他回过信。
新军操练甚是辛苦，每天三操，点名训话，栉风沐雨，不得稍歇。军营之中没有是非对错可言，一切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稍有辩解，非打即骂。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掌握了军事基础知识和战斗基本技能。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还回忆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程潜）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毛泽东在半年的军营生活中，与队里大多数人都相处得不错，尤其是与副目（副班长）彭友胜、上士朱其升关系更是友好密切。朱其升是老兵，又自以为比毛泽东年长，因而在生活与军事方面，他都处处关照这位新来的弟兄。毛泽东因新入伍，还没有发军衣与军毯，朱其升就将他自己所发的棉衣给毛泽东穿，并让毛泽东先与他同床共被。有时，他还帮毛泽东擦拭枪支。可见，彭友胜、朱其升当年的确是与毛泽东像亲兄弟一样相处，致使毛泽东对他们始终不能忘怀，多年之后，还能对斯诺说到他们俩，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还能高兴地帮助他们。1952年10月，61岁的朱其升揣着毛泽东亲笔写给他的信，用毛泽东寄给他的钱，登上了进京的火车。他来到中南海侧门，向工作人员出示了毛泽东的信，并讲述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工作人员便安排他住下了。两天后的下午，工作人员说毛泽东要见他，并将他带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一见到朱其升，便抱着他的肩膀高兴得大笑。两人谈到了当年在新军的日子，也谈了同班战友的近况与分开后的情形。毛泽东说：“我们在新军的共同生活，虽只有半年，但记忆犹新，特别是你和彭友胜对我的照顾与帮助，我是不能忘记的，我很感谢你们啊！当时，我带有学生气，对军队生活不习惯，你们像兄长一样关心我。”朱其升连忙说：“不，不，是您关心了我们。您像老师一样教我们读书、写字，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畅谈后，毛泽东又嘱朱其升在北京要多住些天，游览一下长城、香山，看一看故宫、颐和园等名胜。
1912年4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决定退出军队，仍回到学校去读书。有一天晚上，毛泽东把要离开军队的消息告诉了彭友胜，彭友胜也深知毛泽东是个有理想、有抱负之人，如果执意挽留，会耽误人家的远大前程，只好两眼噙着泪水，与战友依依话别。第二天，全班战友凑钱办了酒菜，其中有一碗毛泽东最爱吃的红烧肉，为毛泽东饯行。毛泽东与战友们一一碰杯答谢。
（二）
离开了生活半年的军营生活，毛泽东并没有留恋，因为他已将自己的目标定位在继续求学上。上哪所学校呢？毛泽东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开始查阅《湘江新闻》和其他报上的招生广告。
那时候，许多学校都是通过报纸广告来招生的。毛泽东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但他无法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的主见。最后引起他注意的是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于是他就去报名投考。当考试还未举行，他已将目光集中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上，而且不收取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于是，他又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认为这样对中国的清洁、文明有益，对社会大有好处，还可富国利民。可这时，毛泽东的一个朋友劝他考法政学堂，这位朋友自己就是法政学堂的学生，学校的招生广告颇具吸引力：答应在3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可以做官。
与此同时，毛泽东很快给父亲写信要学费钱，并解释上这所学校将会有好前程，今后会当律师或做大官。还没等到家里回信，他又犹豫了。毛泽东不断地接受同学朋友的劝告，今天听这个的，明天又听那个的，他什么都想做，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决定下来，结果一无所获。当然，每一次的报名费也都白搭上了。
就在毛泽东等候父母的回信过程中，他又看到一则学堂的招生广告——一所高级商业学校的宣传广告。这是一所政府办的公立的高级商业学校，设有很多课程，而且又听说教员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毛泽东又决定最好在那里学成，做一个商业专家，又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并参加了考试，考试的结果是他被录取了。在这期间，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亲，老人家听了很高兴，因为父亲理解经商理财的好处。毛泽东于是就进了这所学校，可只呆了一个月就退学了。因为他发现这所学校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他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英语，他只是曾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英语入门知识。学校也没有专教英语的老师，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讨厌，于是，月底就退学了。
有一天，毛泽东突然发现了一所理想的学校广告，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他去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考了全校第一名。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创建于1912年，是湖南省较早的公立中学，素以名师云集，校风朴实。毛泽东入学后，在普通（科）一班读了一个学期。他发现这个学校很大，是当时办得较好的学校。毛泽东在这里获得不少知识，他的某些特长也得到了发展。他有文学爱好，写了不少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在这里学习期间写下的其中一篇。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认为，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4000多年的历史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这些法令惩罚坏人，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笑。
当时的国文教员柳潜（湘阴人，前清秀才）赞誉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并作了如下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因此，许多国文老师都很喜欢毛泽东，有一位教员还主动借给毛泽东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御批），这本书为他下一步的行动提供了跳板。和课堂上讲的东西相比，他更喜欢这些谕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决定自学一段时间。就这样，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学了6个月，毛泽东就退学了。
（三）
在《毛泽东自传》中叙述了一段难忘的记忆：“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专心求学的好。6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安排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贵。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里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就这样，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寄居于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在这里暂时居住，开始过着湖南图书馆的自学生活。离新安巷大约3里的定王台有藏书丰富的湖南图书馆。他每天在宿舍里吃过早饭后，就匆忙地走到馆里，赶上馆里开门时就进去看书。到下午五六时馆里要关门了才出来。中午就常常饿着肚子不吃饭，有时候口袋里有零钱，就到街上买几个烧饼充饥，这就算是他一天中唯一的休息时间了。从秋到冬，天气逐渐冷下来，有时天空中飘着雨雪，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雨雪中走来走去，到馆看书却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毛泽东在后来回忆这一段生活时也说：“那时进了图书馆，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子，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
毛泽东一走进湖南图书馆，就被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所吸引。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地图，这张大地图名叫《世界坤舆大地图》。他在湖南图书馆每天都要经过这张世界大地图，不知看了多少遍，感慨万千。过去认为湘潭很大，湖南很大，中国被称为天下，那就更大，但是从这张世界大地图上毛泽东看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就更小。湘潭在地图上都看不到，甭说韶山了。毛泽东从世界大地图联想到，世界那么大，人也多得很。那么多的人，他们都是在怎样生活呢？以韶山村的情形来看，一般劳动人民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也有因为没钱吃药而活活病死的，也有交不出钱粮被关进牢狱活活关死的。韶山村如此，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世界恐怕也如此。因此，他想到：“我们青年责任真的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的多！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在湖南图书馆的半年时间，是毛泽东学习生活中最值得可纪念的半年。他的异乎寻常的收获，不仅在于读了几十种新书，增进了知识，还在于提高了思想认识，坚定了为解放痛苦群众而奋斗的目标。在读书方面，他看书的数量既多，种类又复杂，其中，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还是社会科学著作。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及世界地理、历史的书籍，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等。他认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书，立论新颖，译文畅达，经常反复阅读，不忍释手。
毛泽东在《毛泽东自传》中有这样的叙述：“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传奇）、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
在湖南图书馆学习的这段日子是毛泽东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后来他曾经叙述了这段难忘的记忆：“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但我的学习生活中最有收获的时期却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这正是辛亥革命后的一年，我已经19岁了。不但没有读过几本书，连世界上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哪些书是我们应该读的，都一点不知道。直到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3次派人来湖南图书馆借阅书籍。1954年4月，毛泽东派人来馆借阅《湖南掌故备考》和《湖南考古录》。1958年春，毛泽东派人来馆借阅有关科举方面书籍，因馆内缺藏，由孙渊等人去南岳索取。1971年9月，毛泽东派人来馆借阅有关《国际歌》作者的资料。
正当毛泽东继续着他的自学计划时，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影响了他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所带的钱已花完了，而且家里非常反对他自学，不肯再供养他了——除非他进学校读书才会寄钱给他。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会馆里也住不下去了，因为许多士兵也住在湘乡会馆里，那都是些“退伍”或被遣散的湘乡人。他们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钱，住在会馆里的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当时长沙妇孺相传的一句民谣是：“昔年怕丘八，而今怕丘三。”丘八合起来是“兵”字。丘三则八减三指退伍（五）兵。退伍兵自认是创建民国的功臣，以“准伟人”、“活烈士”自称。一天晚上，他们之间发生武斗，士兵袭击了学生，要杀死他们。毛泽东躲到厕所里，直到殴斗结束后才出来。
毛泽东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经过三思，他给自己的选择是：最适宜教书。于是，他又开始留意招生广告，希望去读师范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