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结束图书馆自学生活之后，偶然发现了一则师范学校的广告：免交学费，食宿便宜，毕业后会成为一名教师。该校招收的大多是贫寒学子，他们吃苦耐劳的品质成就了该校浓厚的学习气氛。因此，该校虽非正式大学，但也不失为一个学习的好地方，毛泽东自然珍惜这改变命运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本人的作文题目是《普胜法，毛奇谓当归功于小学教师，其故安在？》，考试的结果，毛泽东又是第一名，顺利被录取。这所学校就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所在的班级是预科第1班。
1914年3月，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成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初被编在预科第3班，不久转入本科第8班。因四师春季开学与一师秋季开学的同编一个年级，毛泽东多读了半年的预科，到1918年夏季才毕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前身为南宋时期张栻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1903年初，为解决废科举、兴学校的师资问题，经由湖南巡抚赵尔巽批准设立湖南师范馆。同年2月17日正式开学，学制1年，王先谦任第一任馆长。入学对象为30岁以下乡试落选举子，成绩及格者发给文凭，准予担任中、小学堂教员；共设有伦理、经学、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文学、理化学、英文、图画、体操等10多门课程。师范馆初址租于黄泥街余宅（今五一广场附近），因场所窄小，于1903年11月迁往妙高峰城南书院，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学生达百余人，分为甲乙两班。1904年赵尔巽经奏准，分设湘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中路师范学堂设于长沙，以妙高峰原址为依托组建，招收长沙、宝庆、岳州三府学生。1907年中路师范改为初级师范，后毁于火灾，1912年修复后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3月，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成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资力量雄厚。1908—1918年间，学校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队伍，如徐特立、杨昌济、杨树达、黎锦熙、易培基、杨宗岱、王季范、袁仲谦、方维夏、周震昆、穆海鹏等。1918年时，在职教师58人，其中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有8人，包括杨昌济毕业于英国厄北定大学（当时音译）、孔昭绶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陈时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等，也有毕业于国内安徽省立大学的易坤，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朱公桓，美国人饶伯斯、德国人费尔康、日本人爱甲分别担任英文、音乐和教育教员等。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一直是学生中的佼佼者。毛泽东在学习期间曾引用明代学者胡居仁的联语，书写一对联，以作座右铭：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曝尽十日寒。时刻提醒自己：人难能可贵的是有恒心，没有必要三更睡觉五更起床搞突击，最没有用的就是那种坚持一时却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持之以恒，不断学习，是毛泽东能够成为学生中佼佼者的重要原因。
根据当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章程的规定，学校教育要保证体、德、智“三育并重”。在体育方面，规定：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学生务宜谨于摄生勤于体育；在德育方面，旨在培养学生陶冶性情，锻炼意志，爱国守法，独立博爱（尊品格、重自治、爱人道、尚大公），潜心哲理，志趣高尚；在智育方面，旨在培养学生学好教授方法，锐意研究，养成自学能力，育成对知识更新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这里的“三育并重”，就是后来的德、智、体。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叫“毛奇”。毛奇是世界近代史上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聪明过人，精通七国语言，又很会打仗，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曾与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并列为普鲁士王国三巨头。同学们戏称毛泽东为“毛奇”，不仅仅因为他姓毛，也不仅仅因为他也能写出一手气势磅礴的好文章，更重要的是这个从韶山冲走来的农村青年是师范生行列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志向非凡，与众不同”的奇人。
（二）
在学习方面，毛泽东的求知欲非常强，而且肯下苦功。拂晓，当其他同学还沉浸在睡梦中时，毛泽东就已悄然起身徒步至自习室学习。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修时间到了，离开自习室回到寝室里继续读书。学校吹号熄灯了，他就在那通夜不灭灯的走廊等处看书。他也曾自备一盏灯，下面用一节竹筒垫起，坐在床上看书。夜深，许多同学已酣然入睡，他仍埋头于书中的世界。有时通宵不眠。
毛泽东生活简朴在全校是出了名的，他的衣服穿得褪了色，破了洞，经过缝缝补补还继续穿。学校给每个新生发了一套蓝色的毛制校服，这件校服他穿了多年，直到校服褪了色，磨出了洞还在穿。他还经常穿一件灰色的布制学生长袍，冬天在长袍里再加一件旧式的夹克衫，一年四季都穿一条肥大的布裤。夏天他常不穿袜子，布鞋也是常裂着口子。他经常盖一床很粗糙的蓝色棉被，被里的棉花又旧又硬。然而，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毛泽东仍然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学习之中。
毛泽东学习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不动笔墨不看书”。这句话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在一师做教员期间一再倡导的，因为当时一师的学生大多喜爱自修，课外阅读风气较浓，但好多学生读书贪多图快，不求甚解。因此，徐特立课内课外一再对学生强调这一点。毛泽东可以说是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老师的倡议，“不动笔墨不看书”也成了毛泽东特别赞赏的读书格言。他逐渐养成了一个很好的读书方法和习惯，那就是写课堂笔记和读书心得。在他读过的几乎每一本书上都密加圈点和写眉批，或写读书笔记。特别是在他喜爱的《伦理学原理》中，书上的空白处和字里行间全是密密麻麻的批注，最小的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并且，全书中重点的地方都用红笔加上了着重号，有的甚至是圈上加圈，点上加点。每当他第二次拿出来再看的时候，思路就非常清晰，并且也能把第一遍看时没弄明白的地方重点细读，决不一知半解。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的认真刻苦劲头和独立思考精神。《伦理学原理》全书约10万字，毛泽东在上面的读书批点就有12000多字，其中许多批语是联系中国实际状况所作，阐述了自己的伦理观、历史观和世界观。这本书后来被一同学借去一直没还。约30年后，这位同学把这本书带到北京面交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翻阅自己在上面的批语，回忆说：
“我当时喜欢读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这本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
今天，在一师青年毛泽东纪念馆，展出了毛泽东当时读过的一些书，其中校史上记载：“在一师的五年半读书时间内，所写的《讲堂录》《读书录》《随感录》《日记》和抄本就有一大网篮。”这些笔记和抄本毛泽东非常爱惜，几次搬家他都带在身边，后又带回韶山老家。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老家人为防意外，把这些书和笔记全烧了，只有两本教科书和一本读书笔记被一个同族老先生从灰烬中抢出。这本读书笔记共47页，有1万多字，前面11页是毛泽东手抄的屈原《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36页冠名《讲堂录》，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听课笔记，讲授者为毛泽东崇敬的杨昌济和袁仲谦老师。
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毛泽东更是有自己的学习理念。在学校的课程中，他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他刻苦读书，认真思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哲学是枯燥无味的，多数同学把哲学课视为睡觉课。然而毛泽东却在课堂上听得津津有味，格外专心。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1916年2月29日，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认为“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包括人格修养和智慧，都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
对于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毛泽东经常只是应付了事，当然，得的分也很低。对于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则学得津津有味且有独到见解，常得100分。
毛泽东一直在坚持自己的学习方法，并为自己量身打造了学习计划。他既善于“静中求学”，为此可以一个人跑到山林里，静静读书，也能够“闹中求静”，如有时他特意坐在车水马龙的街心看书，犹入无人之境。
毛泽东在听课方面，也有自己的计划。他注重自修，反对死读书，一些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他根本不去上课，学校碍于校规，认为他品行不正，几次想开除他，但都被喜爱他的教员说情后，才留了下来。
（三）
在学期间，毛泽东除刻苦学习外，非常关心时事政治，立志探索真理，被同学们称赞为“时事通”。师范的5年半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使毛泽东的文化科学知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治思想得到提升，同时也使毛泽东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认为，人之所谓立志，应该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志。他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
毛泽东通过广泛阅览报刊，了解和关心时事政治，也为自己打开一扇又一扇开眼看世界的窗口。毛泽东算过，在湖南一师，他一共花费了160元，其中有三分之一的钱用在买报上。学校订了上海和长沙的两份报纸，人数多，报纸少，毛泽东就自己订了一份。毛泽东在读报室往往一读就是几个钟头。当时同学们都知道，如果有事要想找毛泽东，要么在运动场，要么在自习室，要么在阅报室。无论新闻长短，毛泽东都会十分耐心地把报纸从头到尾读完。毛泽东读报关注最多的是国内国外的政治、军事、外交新闻。读完后，他会裁下报纸四周的空白处，把这些白纸条装订好，在上面写上读报时遇到的一个个陌生的地理名词。有时他会一手是报纸，另一手是中国地图或世界地图，每逢一些不熟悉的地名、山川、河流，他就随手查阅图册，并记住其相应的英文名称。
当时正值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国际上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很激烈的年代。毛泽东认真地读完报纸后，就给同学们讲解这些时事：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等等。
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首当其冲。北洋军阀盘踞湖南以制两广，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枢纽。多年中，南北军队来来去去，湖南战祸兵灾几无宁日，学校常成为驻兵的场所。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亲身经历了军阀混战，当地百姓多次遭遇蹂躏。这种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局势自然使他更加关心时事，倍加关注政局。
1916年5月29日，湖南督军汤芗铭突然宣布湖南“独立”，并电促袁世凯引退。不久，袁世凯死去，黔桂湘联军进入长沙，将汤芗铭逼走。6月26日，学校放暑假，第一师范内驻有广西军阀部队，毛泽东离校返家乡，夜宿银田寺，当晚给萧子升写信，叙述一路见闻：“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睹〈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车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一苏鸣鹄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从这封信中，也反映了毛泽东为国为民担忧的心情。
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一年，毛泽东的一个行动显露了他的政治抱负，后来他回忆说：“有一天我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同时，这期间也是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形成时期。正如多年以后他所回忆的那样：“我在第一师范学校读了近5年的书……我在这里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在领导学友会工作期间，充分锻炼和显示了他出众的组织才能和踏实的工作作风。1917年10月13日，学友会改选，当天，“新老班子”就举行交接会，会上担任“总务”的毛泽东提出了8项提案交会议讨论，第二天又组织召开第一次部长会议，作出关于会费征集，开演（即活动）日期、次数，教员之聘定，预算之编制，成绩之保存及发表，作学友会记事录，筹设学友会图书馆等决议。据后来同学们回忆，学友会的各种重要文件无一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而且这期间学友会的工作也是空前活跃。当时的《校志》记载，从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32天时间内，各部开展的活动就达64次之多！真可谓“人数踊跃，成绩优良，颇极一时之盛”。后来，学校组织“人物互选”，即选举优秀学生，毛泽东是当选的34人之一。这次评选的内容分6项：敦品、自治、文学、语言、才具、胆识，34名当选者中，大多只是在某一方面领先。毛泽东是多项领先，因此，得票最多。
要改造中国，就必须认识中国，这是自毛泽东学生时代就非常重视到工厂、农村调查的重要原因。毛泽东一方面积极办工人夜校，推广体育活动；另一方面，亲自到农村搞社会调查。例如，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同学萧子升一同去农村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从中了解了农村社会现状，熟悉风土民情，增长了新的知识。为以后开展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四）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与老师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结交了对他一生都产生很大影响的一批优秀老师。直到晚年，他仍不时地提起令他难忘的那些老师们，如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袁吉六等。
杨昌济老师，又名杨怀中，长沙县清泰乡的板仓人，被毛泽东称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杨昌济1898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1903年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9年进入苏格兰，主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又在德国考察了9个月。1912年回国时，杨先生面对疮痍满目的祖国，毅然决定回到故乡湖南。友人劝他，湖南已为立宪派头子谭延闿所控制，不如留在大城市工作好。杨先生坚定地回答：“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到了长沙，已经当上都督的谭延闿想让他当教育司长，结果被他严词拒绝。相反，他却接受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聘请，甘愿当一名普通的教员。
杨昌济老师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对学问，他认为要
“贯通今古，融合中西”，先生要求学生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他教授修身、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他教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往往是一字一句地照念讲义，既不重复，也不讲解，唯一的要求是大家可以自由讨论。毛泽东认为杨老师虽然不善辞令，但其讲义却很有价值，言简意赅，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常常去拜访他，向他求教。杨昌济也十分欣赏这位思想活跃、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尤其是对国家大事乃至国际大事都很关心的学生。可以说，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从这位恩师那里受益良多。由于受杨昌济老师道德救世思想的熏陶，毛泽东写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许多人羡慕的100+5分（满分为100分）。
黎锦熙，他虽为毛泽东的历史老师，但他和毛泽东讨论问题时却无所不谈，从读书的方法到改造社会，莫不渗透着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注。毛泽东曾在一封致萧子升的信中这样评价黎锦熙：听说黎先生好学，我前往征求意见，很多问题我们都很谈得来，而且有条理又详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极为完备。毛泽东认为黎锦熙是他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把学习方法讲得最有条理、最完备的人。在毛泽东读书迷茫无序时，他指导毛泽东读书要有计划、有秩序进行，如先近后远，克服偏科。黎锦熙不主张毛泽东专攻古籍，认为“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要注重各门科学与社会实际的联系。毛泽东读报随身带着笔记本、地图和英汉字典三件宝的阅报方法也是黎锦熙言传身教的。1915年9月，黎锦熙调往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分别之后，两人并未因路途的遥远而中断联系。
徐特立也给了毛泽东极大的影响，他不仅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提倡良好的学习方法。当时一师学生有课外自习的风气，但在自由阅读上存在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效果不好，徐特立向来主张读书要彻底消化，注重效果，贵少贵精，提出“读书首贵择要”，为此他倡导“不动笔墨不看书”的方法，这一主张被毛泽东接受。徐特立走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在延安为徐特立先生祝贺60寿辰。毛泽东亲自朗读他写给徐特立先生的祝寿信：“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国文教员袁仲谦（袁吉六），清末进士，学生送他绰号“袁大胡子”。这位注重古文教学，学识渊博，讲解精辟的教员，非常喜欢毛泽东写的文章，常常把毛泽东写的作文批上“传阅”二字让同学们学习。正因为袁老师钟爱自己的这位优秀学生，所以对毛泽东格外严厉。他看不起毛泽东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梁启超半通不通。于是，毛泽东只得改变文风，学会了古文文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曾4次打听袁老师的下落，当知道袁吉六老师早于1943年就去世时，深为悲痛。1952年，他特意为这位严厉的国文老师的墓碑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遒劲的大字。他还多次托人给患病的袁师母捎钱，希望她能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1915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师范学校举行的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他带头写了一份痛斥校长办学无能、贻误青年的宣言张贴出去，提出赶走张干的要求。后来有人告密，张干为此要开除这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袁吉六知道后，同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极力表示反对，并多次出面为毛泽东担保。他评价毛泽东为“挽天下于危亡者”，再三要求张干收回成命。张干迫于压力，只好作罢。
（五）
毛泽东从小就注意锻炼身体，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由于学校特别重视体育，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学校除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运动会外，体育作为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考查均有严格的要求，这一点使学生不断加强体育锻炼。毛泽东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以便将来担当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重任。毛泽东特别喜欢的体育运动主要有：游泳、冷水浴和登山等。
游泳是毛泽东非常喜爱的运动之一。第一师范前面的湘江，江深水阔。毛泽东常邀请同学们到湘江中的橘子洲头畅游。由于他从小就喜爱游泳，所以技术好、胆子大、坚韧顽强。他也能在别人穿棉衣的寒冷季节，毅然漫游江中。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不顾北风呼啸，天气寒冷，坚持在江中游了很长时间。不过，毛泽东游泳也发生过危险。有一次，他将要游到对岸时，突然被一大浪冲入木牌下，幸好被一个同学救了出来。新中国成立后，与老同学谈及此事时，毛泽东诙谐地说：那次如果不是一个同学搭救，我险些“出了洋”。
毛泽东认为冷水浴除了可以锻炼体魄外，还可以磨炼意志，锻炼勇猛无畏的精神。由此，他特别喜欢冷水浴。学校的浴室旁边有一眼清凉的水井，毛泽东常来这里进行冷水浴。每当清晨，东方刚现出鱼肚白，同学们还在酣睡的时候，他即起床，带着罗布浴巾来到水井旁，用吊桶打上井水，一桶一桶往身上淋，然后用浴巾洗擦全身，擦后又淋，淋了再擦，反复20分钟，直至全身发热发红为止。
第一师范隔江相望的岳麓山处处留下了毛泽东和他同学们的足迹。毛泽东常常约一些同学登山游览，每每谈到兴致之处，不觉已是夜色阑珊，于是，大家便席地而睡。有一次，当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和蔡和森等健步登上了山巅。突然冷风四起，他们乘此作了“空气浴”和“大风浴”。在山顶，他们极目远眺四面起伏的绿浪，心旷神怡，天际灿烂的彩霞尽收于他们的眼底。
毛泽东不仅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而且在体育理论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1917年4月1日，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刊登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署名二十八画生，因毛泽东三字繁体28笔画）。他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意志也者，因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第二能生快乐。”他还列举了清代学术大师顾炎武，也爱好运动，到了老年尚能漫游天下等事例。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接见了几位在北京的湖南教育界人士时，谈到了自己当年在第一师范锻炼身体时说：你们办学校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我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就不配谈革命。
毛泽东在求学期间，与同学们积极举办成绩展览会、自由演讲辩论会、各种专门问题学术研究以及聘请名人讲演，还购置、分发各种进步杂志，举办全校运动会，组织学生常备队，夜晚巡逻学校等等，开展了大量的组织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