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世界，是由两大基本元素构成的。其一为人，其二为物。由此而形成三对关系：一是人与物的关系，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物与物的关系，主要是生物链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三是人与人的关系。人是自然之物，又是社会之物，是生活于一定的环境，一定的社会之中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与生俱来、与生共存的。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所面临的最普通、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相互的，双向的，也就是有我有你，有此有彼。不能一厢情愿，顾此失彼，也不能顾彼失此，必须兼顾彼此。因此，知己识人就成为处理彼此关系的必要前提。知得越深，识得越透，就越有利于彼此关系朝着正向的目标迈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每个人都有特定的生活环境和背景，都生活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具体情形是纷繁复杂、千差万别的。所以，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必须因人而异，区别对待。总而言之，就是要遵循知己识人，区别对待这样一个基本原则。
知己就是清楚自身的境况与资质。具体说，就是知时、知位、知质。
时就是一个人所面临的机遇、时机、时势等。古人云：“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时者难得而易失。”老子曰：“事善能，动善时。”可见认识时势，判断时势，把握时势，是能否恰当处事的关键所在。一个恰当的行动，不仅要谋事，又要谋时。时机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所以，认清时势，善择时机绝非易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苦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拒后，及时采取非常举措逼蒋抗日。这一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西安事变”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和解决，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并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周恩来总理评价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万事生发皆有其时，有恰逢其时的，也有不逢其时的，若时机适宜，就要适时而为，因为时不等人。若时不适宜，就要有信心和耐心待时。人不可以造时，但可以调整自己，以事适时，以事待时，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越王勾践为了一洗耻辱，报仇雪恨，十年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富国强兵，终使夙愿得以实现。“欲速则不达”，时机不成熟，贸然行动是徒劳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要应时而为，选择适当的时机做恰当之事。
位就是一个人在一个组织、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每个人都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做与自己所担当的角色相匹配的事。是领导就要负起领导者的责任，是员工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就像一支足球队一样，是守门员就要奋力扑救，力保球门不失；是前锋就要抓住机遇，破门进球；是后卫就要拼力防守，筑起一道防护屏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样才能彼此协调，组成一个有力的团队。不要自以为高明，好为人师，不请自来，插手他人之事。当别人的事不需要你管的时候，“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要去干那种多此一举、讨人嫌之事。
质就是指一个人的资质、能力。你是一匹千里马还是一头小毛驴？要知道自己是一块什么料，适合做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实践经验。只有正确地估量自己的才智与做事能力，才能充分施展能量。要认识自己的长处、强项，又要识别自己的短处、弱项，以便扬长避短。这样有利于调准自己的定位，调节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每个人都具有美好向上的愿望，这是有理想。鸟要紧的是翅膀，人要紧的是理想。有理想固然是好事，但理想不能脱离个人的现状。脱离现状的理想只能是空想，迟早是要破灭的。一个人做适合于他做的工作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好的。在别人看来是好的，对你来说未必就是好的。一个人擅长踢球，那么踢球对他来说就是好的。一个人擅长唱歌，那么唱歌对他来说就是好的。如果将二者互易其位，对谁都是不好的。做事情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小马拉大车不合适，大马拉小车也同样不可取。要尽量使自身的素质超过所担当的职责要求，这样做起事来就可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若要站在力所不能及的河岸上，是很容易掉入河里的。如果让一位盲人骑上一匹千里马，不但害了盲人，也废了千里马。
识人就是了解和识别他人。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是说，能识别他人是有智慧者，能识别自己是有心灵之明者。知己不易，知人则更难。知人需要有智慧。智慧其实就是人的认识能力，是人脑认识客观存在正确性的本领。一个人认识能力的强弱，决定了识人水准的高低。高智者较易识透低智者，低智者较难识透高智者。由于认识对象是活生生的有智慧的复杂多变的个体，即使是很有智慧的人，也很难识别得十分清楚和准确。连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诸葛亮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派爱将马谡扼守咽喉要道街亭，结果被魏军打得大败，街亭失守，使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认识一个人，能达到十有八九，就可称得上是很高的水准了。无论认识水准的高低，还是需要认识的，认识总比不认识好，不认识就可能陷于盲目被动，认识了才有可能积极主动，有的放矢。
识人主要是识别人的素质。人的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品，二是能力。识人只能通过观察、分析、判断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听其言，察其色，观其行。
听其言就是通过语言表达来识别人。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反映出他的认识能力。由一个人认识能力的高下，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一个人的素质。从是否言出有据，言之有理，就可以大体判断出一个人的品行。一个正直的、有道德操守之人，大都是实事求是、明理、讲理、是非分明之人，不会说不符合事实的、强词夺理、不靠谱的话。听其所言是否清楚有条理，就可以大体判断出一个人的能力如何。表达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语无伦次的人，绝不会是强力之人。通过语言表达除了可以大体上判断人的素质以外，还可以具体地判断说话者的意图。语言是外在的表达。透过言谈话语可以解读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需求，也就是所言背后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由于每个人的智慧和所处的时机和背景的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也各有不同。有直来直去的表达，也有间接暗示的表达，更有完全相反的表达。对直来直去的表达，一般比较容易理解。对间接暗示的表达，需要听者依据自己的“听力”来分析、判断。“醉翁之意不在酒”，“道是无晴却有晴”，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去领悟其中的真意了。对于完全相反的表达，需要听者头脑清醒明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通过对出言者的动机进行缜密、深入、全面的分析，才能拨云见日，露出真相。骁勇善战的关羽就是因为轻信了陆逊的赞美和谦卑之词，误判陆逊是一个仰赖于他的、羽毛未丰的书生。忽略了他们不是一个集团的同路人这个基本事实，为陆逊的美言所惑，而大意失荆州，惨败于陆逊之手。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的。只有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敏感，才能看得透，断得准，不上当。
察其色就是根据外在展示来判断其内质。这里所说的色就是指个性色彩。人除了语言表达，还有其他的外在表达方式，我们也可以依此来判断一个人。诸如语言的声调，声音的高低强弱，面部的喜怒哀乐表情，各种形式的肢体语言，梳妆打扮，为人处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态度、风格、气质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人的内在特质。
观其行就是通过观察所作所为来判断一个人的特质。语言是行动的影子，行动是语言的镜子。说到容易做到难。言语要有价值，必须落实到行动上。只有行动才能真正体现人的本质。有只打雷不下雨者，有雷声大雨点小者，有雷雨同声俱下者。这些都可以通过行动这面镜子来验证，由此可以观察出人的诚实程度。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否合乎情理，可以大体判断他是否是公道正义之人。在现实世界中，有光明磊落的行动，也有阴险狡诈的行动。阴险狡诈之行多以真诚善良美好的面貌出现，设下一个令人难以发现的陷阱。“欲将取之，必先与之”，对那些看起来纯洁、友善、投其所好者，要特别警惕其内心可能暗藏着的狡诈之计。轻信之日就是上当之时。要仔细解读每个行动背后的真实含义，及早发现在光华外表下隐藏着的阴谋诡计。
有了知己识人的前提，就可以进一步采取分别对待之策。分别对待就是在知己识人的基础上选择比较适宜的处置。鲁迅先生的两句诗说得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要因人而异，把握分寸，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处置措施。就如同医生治病一样，对不同的患者要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不能千篇一律，一药治百病。饭可充饥，药能治病，饥饿者最需要的是食物，患病者最需要的是药物。对通达事理之人，可以心平气和地跟他讲理；对不通事理、胡搅蛮缠之人，跟他讲理就如同“对牛弹琴”。正如孔子所言：“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一个讲诚信的人，通常都是言如其心，行如其人，我们可以听其言，信其行；对一个诚信不足的人，往往是承诺的巨人，兑现的矮子，我们只能是听其言，观其行。总之，要根据对象的具体情况，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