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本文中舒新城提出一个重要的教育观点，即中国是数千年小农社会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制度、社会习惯，与欧美、日本不同，因此照搬外国的教育建国方针未必适合，中国应建立自己的教育建设方针。
一
教育只是一种工具，可以用它建国，也可用它亡国。不过讲教育的人，除了特殊情形——如英国之于印度，日本之于朝鲜——外，都是主张用来建国的。可是在事实上其结果往往不能如所预期，这是由于教育者不曾看清它的性质所致：中国三十年的新教育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中国自鸦片战争而后，屡次为外患所屈，几至于国将不国，于是国人看得日本之改行新教育制度而强国，也忙着仿照日本的方法以图独立自强。可是当时执政者对于新教育制度，只在应用方面看见它是一面很锐利的斧头，以为它曾经为欧美、日本人用过造就了许多高楼大厦，拿到中国来当然也可以如法炮制。殊不知高楼大厦之造成，其关键之最重要者在有可施准绳的材木与能施准绳的良匠，斧头不过是建筑上应用的许多工具的一种，虽然也属重要，但是仅仅只有它，高楼大厦决不会造成；而且用得不当，反会戕害生命。所以讲教育的人只在教育本身上用功夫，而不注意于教育材料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也不注意于实施教育的教育政策，结果就算不戕害生命，也是徒损材料而已。
百余年来，中国受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国内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教育制度自然不能死守闭关以前的办法。但中国是数千年小农社会的大国，她的经济制度、社会习惯，根本与欧美、日本工商业社会的小国不同；数十年来虽然因世界潮流的驱策，而逐渐工商业化，然而因为地大物博，产业落后，在物质文明上决不是数十年所能与英、美、德、日并驾齐驱；即使在物质文明上追及各国，农业的社会制度终无由消灭。所以建筑的材料，无论何时，中国终久是中国的，在现在，尤其与欧美、日本各国不同。要把这些材料化成高楼大厦，第一要施准绳的大匠胸有成竹，第二要这大匠能善用各种利器，不可单靠一把斧头。这就是说，教育只是建设的一种工具，并不是建设工具的一切。
明白了教育工具的原则，教育家庶可不至中夸大狂，以为宇宙间的一切问题只有教育可解决；同时也可知道一把斧头决不能建成高楼大厦，必得先审量建筑的材料，重视大匠的指挥，接受锯子、凿子等等工具的互助。
二
主张教育建国的人固然要看重教育以外的各种建设事业，同时也要明白所欲建设的国家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特点之所在，更当彻底了解的是教育对于社会国家的三种责任：第一对于已往的文化负继承的责任，第二对于现在的负适应的责任，第三对于未来的负开创的责任。人类的生活是进化的，其所以能进化是因为能踏着前人遗留下来的陈迹，步步上升；可是前人的陈迹，不尽是可用的，必得加以选择；所以继承有两种作用：一种是选择，一种是保存。所谓适应现在，即是把现在世界上各种生活样法，根据个人与国家的需要加以择别，而拣其最切要者介绍给未成年的国民，使之从事学习，而获得愉快美满的生活。至于个人虽要死亡，但种族是永久生长的，倘若只以满足现在的需要为限，而不注意未来的发展，则一面既有负未来的种族，一面更对不住先民的遗业，所以又得根据既往与现在的经验，以创造未来的坦途，使人类为无限的发展。因此教育的目的应有两类：一为普遍的，即人的教育，无种族国籍之区别；一为国家的，以本国需要为转移；而终极的目的，则在促进人类全体的进化。
在促进人类全体进化的大前提之下，自然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各种方法的采用常随个人对于社会现象、历史背景的观察及解释而定。然而也有不逾越的公共条件：即“人”与“国家”的实证事实。这就是说，从生物学上证明人的生活异于其他动物的生活，我们决不能用其他动物的教育来教育人类；又从社会学、经济学上证明农业国家的社会生活大异于工业或商业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们便不当以工业国家或商业国家的教育来教育农业国家的人民。第一个问题为哲学的，我们现在暂不研究；第二个问题是实际的，我们且据以讨论中国的教育建设。
三
中国自同治元年设立同文馆以来，无时不想利用教育强国，然而结果适得其反：第一是由于大家忘了教育以外的建设事业，如交通、产业等等更重要的问题；第二是忘了中国是一个小农制度的大国；第三是忘了教育上第一第三的两种重要责任。因之，数十年来的新教育，第一，不能得各种事业的辅助而无由发展；第二，现在所有的新教育只是一点外国的形式，根本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第三，新教育对于中国固有文化、未来事业，并不曾有所发扬、创造。今日要讲教育建设，首先当注意此三事。
教育以外的各种建设，自然不是教育家的专责，然而教育家却不可不注意，因为教育在政治上是内政的一种，在人生上是社会活动之一种；它的发展与衰败，无处不为他种事业所影响，其进行的方针并常为政治所决定。倘若教育并不注意实际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如现在教育家之不问国内家庭、工业生产制度的情形而贸然提倡机械工业的教育，其结果自然不独无益而又害之——增加许多游民。我国在历史上原是政教不分，所谓教育家，对于国家政治、社会建设同时负重大的责任；自前清改行新教育制度以来，因种族问题、思想问题的种种原因，教育界乃常与政治界立于对敌的地位。执政者既不愿教育界参加实际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教育界亦常在教育万能的迷梦中，以为教育改造之后，其他自会跟着改造。谁知学校教育的势力与实际政治、社会环境相较，实不啻沧海之一粟，根本不能昂然独立。所以数十年来，教育界虽时时与政治界及社会作激烈的混战，结果则教育无不弃甲曳兵而走。这是现在言教育者应当深切反省的。
“中国以农立国”数字，也不时有人道及，然而数十年来的教育家，却始终不曾注意于此立国的根本教育，并且不知道此立国之特点何在。自光绪二十八年建立新教育制度以来，教育宗旨、学制系统虽都曾变更数次，但宗旨自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定之教育宗旨，以至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两次所拟的教育方针草案（许崇清、韦悫），始终不曾有人提及专门发展农业的事情；在学制上自张百熙奏订的学堂章程至十六年北京政府修改的学校系统，及国民政府屡次所公布之各级学校条例，都只在模仿所谓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的教育制度上用功夫，从不曾有人从中国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上创立一种中国的教育制度。中国以农立国是人人所承认的，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工商业国家的产物而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又是人人所不能否认的。则我们应当新辟一条路径，似乎也是无疑的。
因为数十年来，教育家不曾看清中国社会的特质，所以各种教育设施都只于应付临时问题而止。历次也曾由教育行政机关公布通行全国的教育宗旨，但实施上却从无一种确切的方案。世俗的潮流要整理国故，初中学生亦施以国学教育；世俗的潮流要反科学，于是教科学、学科学者便是反革命。这样的教育，应付问题还不暇，哪能负继承文化与创造文化的责任！
四
三十年来新教育的源泉短浅即如上述，所以一遇骄阳，便立见枯竭。此数十年来骄阳之最厉害的要算五四运动。
在五四以前，新教育自然也和五四以后一样地不适于中国社会的需要，然而那时社会上的传统思想尚能保持其相当的威严，世界新思潮还不能尽量输入，而新教育的弊端也还未完全暴露，所以社会上对于教育效果，虽感不满，但只不满而已，并不为急剧的破坏，甚且在不满的情态中求补苴的方法——如职业教育。自欧战发生，世界思潮即已发生急剧的变化，国内思想界自民国六年《新青年》对于旧思想、旧伦理、旧习尚为激烈的攻击而后，从前所恃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礼教逐渐发生动摇。及欧战停止，世界潮流即逼迫于外，国内青年对于社会、政治各方面均感不满而发生改造的自觉。此时学术界既无中心思想，足以领导群伦，而政治界的设施，更与民意相背，于是以种种原因，竟酿成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在当时可算是一种成功，因其成功，所以旧思想、旧信仰完全破坏；因其成功过速，事前无充分的预备，所以于破坏旧思想、旧信仰以外，竟无新道路可走。于是凡世界上各种政治主义，各种经济思想，皆于此时乘虚而入。自八年而后，思想界的紊乱达于极点：在政治上有倡无政府主义者，有倡政党政治者，有倡法西斯主义者，有倡苏维埃组织者；在经济上有主张共产主义者，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者，有主张基尔特主义者，有主张集产主义者；文艺上则更有所谓人生之艺术与艺术之艺术及革命的文学与文学的文学之争。教育在此混乱的潮流中，也时而趋重民治主义，时而趋重国家主义，时而主张军国民主义，时而主张大同主义。自十一年而后，国内政党发达，因中国人民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政党不能向一般人民宣传，乃以青年学生为唯一的对象，于是教育成为政争的工具，而更扰攘不安；弄到教育者应付不暇，而有“愿世世生生不再投胎作教师”（吴稚晖语），学生则“变为政争之用品，由互争而互斗，由互斗而相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语）。这种现象，实为历史上所少有，“历时愈久，流毒愈深，不但教育破产，一切社会机能皆将濒于绝境”（同上），所以先觉之士，看不过这教育亡国灭种的情形，乃有教育建设的呼声。
五
我个人不信只有教育方能建国，然而却深信教育是社会建设中的一种要务。我国自清末以来，在政党史上，教育从不在任何政党中占得重要地位；即有所谓教育政策，亦只是“有那么一回事”的配门面，根本不是教育的教育政策；而注意于教育建设事业者更是极少极少。十七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特别注意建设事业，并将教育建设列于内政建设之次，国民经济生活建设之前，而占六个方针之第二位。从事教育的人，大概都会欢欣鼓舞，日望教育建设实现。然而在我看来，这次的教育建设纲目即能实现，仍是与中国的国计民生无与。原文对于五四以来的教育弊端诚可谓说得明晰无遗，但对于未来的方针仍是无关大计的枝节问题。为讨论便利计，兹引其建设纲领之全文如下：
“救济之术，首在保障教育之独立，充实教育之内容，防止青年之腐化恶化，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民众知识，以造成健全之国民，方为建设国家之基础。而对于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
现代青年变为政争之用品，要防止恶化腐化，自然是应该的；在这误解男女平等、女军国民思想流行的时候，主张女子教育以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为目的，亦未尝不是救时之药；其他如保障教育独立，充实教育内容，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民众知识，也都是中国教育上应有的事情。但是，凡此种种，当本什么方针进行？教育内容的具体事项何在？教育建设最后的目的到底怎样？这些纲目除了应付目前的问题外，在中国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有什么根据？这些纲目全部实施了，对于中国前途的利益何在？对于现在国际的经济压迫是否能解放？对于中国的产业是否能发展？对于中国未来的文化是否能创造？我以为决不能有确定答复。而且我敢说即使这些纲目完全实现，亦只能使现在政争用品的青年稍能安心读书，扰攘不宁的学校略能安稳维持，“愿世世生生不再投胎作教师”的教师暂能安于其业，于国计民生固无重大关系！
六
七八年来，我的时间大半用在治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凡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有关系的材料无不尽量搜集。自国民政府建立于广东以后，其重要教育文件，大概都曾过目。十四年后党化教育问题发生，国民党党员之作文著书论党化教育（现在此四字已由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及政治教育委员会议决不用而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的很多，然而都是无关大体的。惟十五年许崇清发表的《教育方针草案》一文提及产业教育，注意到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而谓产业教育的奏效“必定要革命的实际政策、现行经济秩序里面展开了新经济秩序的诸要素，学校教育同时又与这些进步的要素相协动，然后才能成功”。这几句话已略示教育建设必得社会上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建设同时并进方能收效的见解，要可视为近时教育政治家的特见。惟其论产业教育只泛称农业工业，而忘去了中国立国的本源，所以提出的方针十四条，仍无何种颠扑不破的根据。也惟其忘去了中国立国的本源，所以对于中国现行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制度都完全不发生问题，更说不到具体方案。总括说来，十三年而后，中国国民党于执政时期尚能注意教育建设问题，自然比置教育于不问者超越多多；然而统观他们所发表的教育建设方案，仍然不得要领，还须有深切的研究。
七
自近年国内政团繁兴而后，或因政见的根本冲突，或因政权的利害冲突，在教育见解上亦发生许多歧论。但在我看来，除了在政治哲学上根本不承认国家存在者外，不论政团的政见有若何差别，但其总目的都是“为国为民”；所谓政见不同，不过是“为国为民”的手段不同而已，并不是最后的目的有何种差别。因此，除了政治上的教育政策，还有中华民国的教育建设。本篇的结论即在提出此种根本的教育建设之方针。
此处所谓中华民国的教育建设，第一认定中国应当独立存在在世界上；第二认定教育是建设中国的工具之一种；第三认定要谋中国独立，非先从经济上着手不可；第四认定中国历史上是小农制度的国家，现在的社会组织固然如此，而且将来亦不能推翻此农业制度，故教育设施的一切要素，均当以此为根本。本此认识，故对于中国的教育建设有下列的根本主张。
第一，中国自鸦片战争而后，无时不受国际经济势力的压迫，近年军匪横行，民不聊生，就是这种经济压迫的结果。中国此时要求经济独立，对于外交上之取消不平等条约与内政上之关税自主等等，固然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然而仅止于此，还是不能独立；因为从近年海关统计看来，中国历史上所自豪的家给人足的饮食品如五谷类、衣服原料如棉花等，进口率均年有增加（详见《新生命》创刊号、武堉干：《中国进出口贸易之比较观》），很足以表示中国农业的衰败。衰败的原因自然有许多是属于内政不良；但农业保守故常，既不从积极方面以改进生产率，又不能在消极方面抵抗天灾，以致供求不给，实为要因。我国在工商业上固当利用保护政策，以求制造发达与原料品输出之减少；然而中国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为农民，我们不能而且不当将此大多数的农民尽使之变为工人商民，即使将来工商业发达，也不能将地大物博的农业本位制度推翻。所以要求中国经济独立，无论何时都当以改进农业为主，改良工商业为辅。教育方针亦不能外此。
第二，中国以农立国固有深长的历史，即在将来亦不能推翻此种农业社会的根基；故社会上一切文物制度均有其特殊的精神。最显著者是家族观念与均产思想之发达。此种观念与思想之发达，其缺点在保守依赖，缺乏竞争心；其优点则能维持社会上各个分子均齐发展，无阶级的斗争。在教育上则以正心诚意推而至于治国平天下的人本主义为主潮，所以师生的关系亦以家族关系衡之而称之曰“师父”“弟子”，朋友则列为五伦之一；而顾念亲戚、体恤邻里更为日常生活中之当然德目。以与西洋工商业国家以自然主义为教育上之主潮而重视个人竞争的情形相较，完全立于反对方面。现在我们自然不当专守历史传衍下来的人本主义的教育，而演那庭前格竹子的笑话，应当采取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制驭自然；然而也不可专重外力发展，置内心修养于不顾。所以今后的教育在哲学上应当注意于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调和。
第三，农业国家的社会，一般人的生活目的都在于求家给人足，所以不向外发展。这种生活态度，一面维持着家族制度，一面使物质上交通不发达。清末改行新教育制以来，一般教育家、政治家不明此种情形，只努力于模仿工商业国家的教育制度，一面将学校教育工厂化，而以整批生产的方法出之；一面将中等以上学校集中都市，而使乡村青年不能不向都市求学。此种整批制造的学校教育制度，原是欧洲工业革命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我国社会至今还是小农制度，社会环境本无此驱策，而贸然行之数十年，以致弊端百出；现在则此种不合人性的教育的制度，在欧美日趋衰败（美国教育家组织之Progresive Education，与世界教育家组织之The New Era两种季刊，抨击现教育制度与提倡个别教育学的文章极多），中国仍然竭力提倡，而将中国旧日书院制、私塾制的师生的人的关系与独力自学的精神完全抛弃，已算失策。至于欧美交通便利，乡村与都市的生活程度相去甚少，学校集中都市，学生就学，在负担与交通上均无困难；中国则都市生活程度常超过内地乡村者数倍，交通尤极困难；内地学生常有费数十日时间而不能达求学之学校所在地者；在经济负担上既加重甚多，而远适异地又与家族观念相冲突。所以三十年来新教育在数量上可言成绩者只有都市的教育，内地乡村则反而日趋日下。长此畸形发展，不独教育无由普及，而且因都市与乡村生活的差异，在思想上要发生冲突，以致国内人民发生战争，亦属常事（中国之连年内乱，此亦其一原因）。故现在中国的教育，在学校制度上须一面提倡独力自学与师生的人的关系的精神，力挽工厂式整批生产与商业行为的颓风；一面须仿书院制的办法，在乡村设立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延请指导员负指导责任，使农民子弟于不增加生活上的负担而能自由求学；其学业标准完全以考试制行之。各级教育完全免费，并用奖学制度补助贫苦学生的直接生活费，以发展其天才。
第四，中国因交通不便，各地风土人情差异之处甚多，生活需要亦彼此不同，教育行政上决不能采用中央集权制度。从历史上看来，清末改行新教育制度以来，教育行政均为中央集权，不过中央的权力只在民国八年以前能行使，五四以后，便因政治问题而逐渐丧失。但集权制最占势力的时候——光绪三十一年设学部至民国五年洪宪改元——学校在数量上虽较有进步，而其内容则机械地遵守部章，乃至东三省无橘子地方的初小亦完全照审定教科书于十月教橘子，广东十二月教雪，于社会需要、学生经验全不顾及。民八以来，中央集权制丧失效力，各地对于课程教学以至于教育宗旨，均自由试验，自由厘定，而全国教育究无一种公共的目标，致国民意识日趋分裂。所以就中国的情形论，教育行政既不可专采中央集权制，亦不可专采地方分权制，应将二者调和。在立法与行政方面均当严格规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其权限，尤应组织教育立法、教育监察的独立机关；在经费方面更应当将中央、地方及特殊——如不属于二者之学术机关——三方面确立预算，行使独立会计制以保障之。
第五，因为中国数千年以农立国，历史背景、社会环境自然异于其他各国。故各级教育的科目，决不当模仿他人，如从前规定小学亦须有外国语与中学以外国语为主科；亦不当如某种教会学校对于所谓汉文课程仍令儿童熟读“四书”“五经”。教育的功用在于继往开来，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自有其特殊的文化。不过因为是农业的国家，人本主义特别发达，而侧重于正心诚意的内修功夫。此种特质在追踪欲望不及而自怨自艾的物质压迫时代，自然有其功用；惟因重视内修过甚，对于自然不加抵抗，甚至自信为落伍民族，对于国家独立的自信力亦无之，则为害甚烈。故在课程上，一面要从固有的历史中寻求先烈丰功伟绩的事迹以坚定国人对于国家的自信力，一面要特别注重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养成力能遂志的国民，以创造未来的文化。
以上五事，只是一个大纲，然这个大纲，系从过去数十年教育失败的经验中寻出来的道路，在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中均有相当的根据。我虽不敢说：“江山可改，吾言不易”，但我却敢说：要建设中华民国的教育，在最近的数十年中非走此路不可。
此篇只是中国教育建设的发凡，其各项具体方案，当另篇详述，读者如有批评指教，不胜欢迎之至。
192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