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学们，我今天在这儿和大家交流，谈谈文学，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刚才校领导给我介绍地质大学，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地质大学自成立五十三年以来，出了二十三个院士。现在我们国家年纪最大的院士有九十三岁高龄，就是我们学校的。所以我想在地质大学给你们这些学工科、理科的学生们来谈文学，可能会有一些智慧的火花出现。为什么呢？我从初学写作时开始，就一直喜欢倾听文学圈外的意见，他们往往是客观的，纯粹以读者的身份来阅读你的文学作品，谈他们的看法和他们欣赏的一些人物、一些故事。昨天校领导问我来给同学们讲什么，我想了想，便说讲一讲中国的权谋文化。这个题目对同学们来讲，可能有点生疏，但我想，谈一谈还是有现实意义。我谈权谋文化，当然不是泛谈，而是结合我创作《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的感受来谈这个问题。
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多分支。权谋文化属于政治的范畴，是其中一个分支，而且是重要的分支。这两年，“国学”这两个字被知识界谈得多了，国学与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回事。只不过国学更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辨的学问，而传统文化却要宽泛得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民俗风情、典章制度等等，都可纳入传统文化的范畴。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国学是逐步衰落的状态，这种衰落是有很多原因的。所以我有一次讲，国学的日渐式微，表示了传统文化的断层的出现。这对于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甚至于我们两岸的统一，都是不利的。大陆与台湾，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现在存在着两个政治实体，但两岸文化的脐带却是相同的，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我经常说，只要文化是趋同的，任何分裂行为最终都不会得逞。认祖归宗，首先认的就是文化。振兴中华，首先就应该振兴中华文化。这个题目很大，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讲了，我还是通过《张居正》来谈谈中国的权谋文化。
我先给同学们讲一讲张居正这个人，就是我的小说《张居正》的主人公。我曾经在西安交通大学与同学们做过一次交流，有一个女同学说：“你来之前我还不知道张居正是谁。”我听了以后，觉得这位女同学很可爱，因为她很率真。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读历史了。为什么呢？她不必要知道张居正，她可以知道超女，因为这是电视上每天都有的。电视一宣传，超女的粉丝就多了。张居正不可能在现代传媒中每天与观众见面，他只能藏身于我们的线装书中。但是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功绩非常之大，他领导了1572年开始的一场万历新政改革。这一场改革同今天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非常关注老百姓的利益，关注经济领域中的诸多弊端，以及如何去解决这些弊端，从而让老百姓在改革中真正得到实惠。这是一个封建时代难得的有清醒认识的政治家，也是从商鞅开始，一直到清代光绪这两千多年来，所有封建时代政治家进行的改革中最成功的一次。完全可以说，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为今天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范例。因此我在长期研究过程中，觉得张居正这个人了不起。另外还有一点乡情在起作用，因为张居正是湖北人，我也是湖北人。我们之间隔了四百多年，可是这并不要紧，心与心的相契，是可以超越时空界限的。我在写他之前，曾到他坟前去凭吊，那是1998年清明节，他的坟在荆州城外，非常破败。我们在清明节祭扫祖先，会把祖坟整理得很好。可是，他却被历史、被人们遗忘了。所以当时我有一种苍凉感，我觉得我有责任让张居正复活在中国的历史中。当时在他坟前，我就想到了唐代诗人杜甫经过荆州的时候，写下的缅怀宋玉的诗。宋玉的故居传说也在荆州，可是杜甫什么都没有找到，所以他吟唱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现在想寻找宋玉，可是我什么都没有找到。我所有的想法，对他的追思，也像这些落叶一样漂泊无依。尽管这样，但是你宋玉的风流儒雅，你当年的忧患意识，依然是我的楷模。当时，我站在荒坟前对张居正的追念，如同杜甫对宋玉的追念，是隔代的精神交流，是心灵的碰撞。
在《张居正》这部书中，我除了浓墨重彩地描绘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种种艰难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侧面，就是我始终是以清醒的态度来批判皇权的。我的志向是为中国所有的有利于民族复兴、为人民谋福祉的人树碑立传。《张居正》之所以能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大约与我的这种追求与写作态度有关。因此，我非常珍惜专家与读者对我的肯定。我在写作《张居正》时接触并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其中作祟于政坛的以皇权专制为主导的官场的权谋文化，引起我长久的反思和批判。
二
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一谈我对权谋文化的理解。
第一个方面是权谋文化的特征。权就是权利，谋就是谋略，统治者为了巩固他的权力而采取的手段，或者某一个政治集团为夺取政权而采取的策略，都称为权谋。这里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勾践成了吴国的俘虏以后，必须俯首称臣。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听从吴王夫差的安排，离开自己的都城，从越国的绍兴，来到吴国的苏州，在苏州城里给吴王夫差当马夫。一个诸侯国的国君，给另外一个诸侯国的国君当马夫，这已经是非常耻辱的一件事。勾践多少次受不了，甚至都不想活了。他的大臣范蠡劝告说：“大王，你一定要忍受住，为了越国，你今天受的所有的屈辱和苦难，都是应该的。”勾践听进去了这句话。有一次夫差得病，几个月没见好转，吴国的大臣都非常着急，但着急也仅仅只是着急而已，并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办法来解决。勾践却不同，他天天跑到宫殿门口去跪着说：“我为夫差大王请安。”有一天夫差拉了大便，他的内侍拿着便盆走出来，勾践说：“你等一等。”那个内侍就停下来了。勾践站起来把夫差的粪便拿了一点放到嘴里去品味，然后说：“请转告吴王，我有事告诉他。”内侍进去给吴王说：“勾践吃了你的粪便，说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夫差感到非常奇怪，他说：“他怎么能这样呢？好，那叫他进来。”勾践进去后对吴王说：“贱人尝了你的粪便后，感到你的粪便苦中带涩，证明你的内火很重。而且里面还有两粒饭没有消化掉，证明你的胃气很弱。因此你要吃鱼腥草，减轻你的内火。”夫差说：“那就把那草弄来试试。”吃了之后，真的好了。从此夫差对勾践印象极佳，起了念头要放勾践回国。他的大臣伍子胥说：“勾践这人阴险至极，你不能放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你，你不要相信他。”夫差说：“你怎么不尝我的粪便啊？人家尝我的粪便，多忠心啊。”说完把伍子胥骂了一顿。就这样夫差下达了放还勾践的命令。勾践知道后非常高兴，他的大臣范蠡说：“陛下，你不要这样，你要装得非常哀伤，表示舍不得离开。”勾践立刻明白了。回国前，他给吴王夫差讲：“我真舍不得离开大王，我就愿意给你当马夫。”夫差对他完全放心了，说：“去去去，你回去当国王。”勾践一离开吴国的国界，就回头用充满仇恨的眼光看着吴国说：“总有一天我要用王者气概来消灭吴国，占领这片土地。”后来，勾践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夫差不但成了他的阶下囚，还被他赐死。这个故事所展现的就是谋略，这就叫权谋。所以说，权谋就是为夺取政权置对手于死地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中国古代的哲人，如和勾践同一个时代的孔子，比孔子稍早些的老子，都是讲求仁义、排斥智术的。但从刚才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看，勾践在夫差面前表现的那一套，并不是什么仁义，恰恰就是智术，用庄子的话说，这叫“机心”。历代的大儒、得道者，都是排斥机心的，但在政坛上，机心却大行其道。因此可以说，由机心所产生的权谋具有非道德的色彩。搞阴谋诡计是不讲道德的。
这里再讲一个故事。战国时代有一个诸侯国，非常渴望得到邻国的一片土地，打了无数次战争，没有夺回来，花了很多时间谈判，也没有谈回来。因此成了这个诸侯国国君的心病。有一天来了一位巫师，他对国君说：“我不需要你动一兵一卒，也不要你用土地去交换，你只要给我三百斤黄金，这块土地保证就是你的。”国君说：“你有这招儿啊？”他说：“我有这招儿。”国君于是召聚大臣议论这件事。大臣都反对，都说这巫师是江湖上的人，不要信他的。国君说：“三百斤黄金不算什么，我没有输掉什么东西，我要试一试他究竟本事在哪儿。”他真的给了巫师三百斤黄金。巫师拿了黄金到了邻国，他先拿一百斤黄金收买皇帝跟前的宠臣。又拿一百斤黄金收买一个大臣，这是重贿，大臣动心了。这样收买成功了，大臣便带他去见国君，说有紧急事情。在见国君之前，巫师又花一百斤黄金把国君的隐私都侦察清楚了。所以，他见了国君就说：“你最近身体不大好，你的什么什么儿子不成器，你的家族什么什么人试图反对你。”说的事情全是真的。国君一听觉得这巫师还真有点本事，什么都知道，于是请教他有没有逢凶化吉的解救之方。巫师说有，他说：“我仔细看了，你这个国家所有的土地，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唯独某一个地方，那一块儿土地冒黑气儿，那是你的噩运。你所有的噩运都来自这块土地。”国君说：“我的邻国就是想抢这片土地啊！”巫师说：“你赶紧给他，这样坏运就让他拿走了，跟你就没关系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居然让这位国君相信了。巫师果然没费一兵一卒，十多年战争都没得到的土地，被他用欺骗手法得到了。这道德吗？这不道德。我们今天讲要以国家利益为重，所以这就是他以他的国家利益为重，用一种非常规的手段，用一种不道德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我说权谋文化带有不道德的色彩，这是权谋文化的特点之一。
三
第二个方面要谈的是权谋文化的土壤。古人有这样一句格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皇帝的，所有土地上的人民，都是皇上的奴隶、皇上的子民。这说的是一种君父制，君臣的关系。孔子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就提出来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里面就把皇帝、把君权摆在了绝对崇高的位置，所以说“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君王就代表天。孔子定下了这样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关系以后，所有的臣民在经过漫长的文化传承之后，就有了这样一种潜意识，就是崇拜皇帝。现在你看每个单位，称自己的书记，甚至是县长，都说这是我们老板。你别看这么简单一个称谓，既说明了他对权力的崇拜，也说明了他对财富的崇拜，这是一种文化的基因。从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可以看出整个中国文化中这种铁定的秩序和关系——帝王是至高无上的。依此类推，各单位的头头也是说一不二的。这样一来，权谋文化有了合理存在的土壤。因为所有人要取悦皇上，取悦领导。过去女人在丈夫面前自称妾身，如果是丫鬟，称自己为奴婢，女人一点地位都没有。而所有的臣在皇帝面前自称下臣、贱臣。这样一种“臣妾”心理，直到今天还作祟于我们的国民之中。一般来讲，年轻人相对好一点，臣妾心态不多。但是，一旦他步入社会，在生活中亏吃多了，每次由着自己性子做事总做不成功，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于是总结教训，学会委曲求全。在别人看来，这个人成熟了。所谓成熟，依我看来，就是他变得有臣妾心理了。
唐代的大诗人张祜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很能说明问题。诗是这样写的：“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新婚之夜的新娘子，准备第二天早上起来拜公婆，她精心地画眉，把眉毛描得很细，问她的新郎，婆婆会喜欢我这个眉毛颜色的深浅吗？这首诗为什么那么有名，那么广为流传？就因为这首诗有典型的臣妾心态：我活着是为别人活着，别人认为美我才感觉美，别人认为不美，我自己认为美，这就不成其为美，就得牺牲我的个人主张。不像我们今天，你看我们的超女，她们可不管别人认为美不美，只管按自己的喜好穿戴打扮。唯其如此，才有那么多的年轻人追崇她们。这是一种解放。一旦一个社会的个性开始张扬了，那么臣妾心态就会减弱。可是一旦臣妾心态成为国民的基本素质的时候，我们讲所有的制度创新，所有的人才优势，就必将是一句空话。
当年我曾经弃文经商，做过高尔夫球场的董事长，也当过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从用人的角度，对臣妾心态有比较真切的感受。记得有一次，我的公司要招聘员工，其中最重要的岗位有两个，一个办公室主任和一个财务部经理。来应聘财务部经理的是一个正牌的财经大学毕业生，而且已经是大学的老师了。我就问他：“说说这个财务部经理你怎么当？”他说：“你叫我怎么当就怎么当。”我说：“你要根据你学的财务知识来制定一个财务制度。”他说：“你说怎么制定就怎么制定。”我说：“如果让你做假账呢？”他说：“你叫我做假账，我保证别人看不出来，就像真的。”从这段对话中，同学们不难看出，这位大学老师就是很典型的专制权力的屈服者，潜意识中的臣妾心态很严重。今天我们很多人去公司应聘，很自然地就会揣摩老板的意图，并顺竿儿爬，目的是为了应聘成功。这种做法，这种心态，跟封建时代的大臣揣摩圣意，如出一辙，这就是臣妾心态。张居正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可是他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文化的束缚。他当首辅时的年龄是四十八岁，而他辅佐的小皇上万历皇帝才十岁，可是他依然称这小皇上为“君父”。每次觐见，都得行磕头大礼。这种事情在今天看来很滑稽，但当时的典章制度，就是这么规定的。张居正若不遵守这种礼节，就是大不忠。“誉则归君，过则归己”，被称为古代大臣的美德。这样一来，则皇上永远是正确的，大臣永远都是皇上的臣仆。若大臣的表现硬朗一点，激烈一点，则会被称为“权臣”。一个大臣一旦戴上“权臣”的帽子，则被视为异类，整个士林都会咒骂他。可见臣妾心态在中国是有土壤的。在今天的中国，对臣妾文化我们应保持充分的警惕。如果每一个人都保留着这样一种畸形的文化心态，我们民族的精神就会萎缩，无论是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都不会有尊严可言。
四
第三个方面讲一讲权谋文化的影响。很多人通过权谋文化的运用，尝到了甜头，甚至掌握了先机。因此一直到今天，很多人乐此不疲。我们很多的电视剧、历史大片，以非常欣赏的角度来歌颂皇权，歌颂权谋。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侏儒的表现。为什么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取悦上司呢？为什么明知错了的东西你也不敢抵制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屡屡让那些阴谋家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他们不该得到的东西。举明代初期的刘伯温为例。中国古代，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遇到一个有谋略的大臣，称为风云际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徵。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与他的军师刘伯温，也算是这方面的范例。
这个刘先生可是了不得，文韬武略，样样出众。因为有他的谋略，决定朱元璋生死存亡的鄱阳湖大战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却说朱元璋的开国大典，搞得非常隆重。朱元璋龙袍加身回到休息厅里面，刘伯温和他两人在一起，朱元璋一高兴，说：“老刘啊，我本来是一路打劫，哪晓得弄假成真。”这意思很明显，是说我本来是要当土匪的，哪晓得当了皇帝。刘伯温一听，立即跪下来了，正颜奏道：“陛下，你是天生龙种，君权神授。”朱元璋一听，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他马上把门帘一掀，看到外面太监在扫地，便问太监：“刚才朕说什么，你听见没有？”太监也鬼得很，知道若如实回答说他听见了，立刻就会掉脑袋。皇帝说自己是土匪那怎么行？他就装哑巴，朱元璋这才放心。可是刘伯温从此种下了祸根。朱元璋觉得刘伯温太聪明了，若将他留在朝廷，终究是个祸害。刘伯温当然清楚“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主动提出回家养老。朱元璋说：“你要回去养老也好，你走之前，有什么建议没有？你什么都懂。你懂天文地理，你看我周围这些人，怎么样？”刘伯温心想，既然人家是天生龙种，我还得对他说真话。他说：“汪广洋这个人不能当宰相，胡维庸这个人一旦执政，国家就会衰败。”他就说了这两个人。朱元璋回答：“知道了。你回到乡下以后，看到有可以给我提建议的事，以及你看到有什么贪官，立即单独给我禀报，写密信给我。”这次刘伯温又听进去了。他看到汪广洋的儿子在浙江煮海为盐，牟取暴利，就偷偷地把汪广洋儿子的不法行为写在一封密信里，让儿子亲自送到朱元璋手上。朱元璋看到这封信以后，非常愤怒，就下令处置汪广洋的儿子以及和他一起牟取暴利的盐商。当他的圣旨出来以后，汪广洋就跑去找朱元璋，说：“皇上，这样做不大好吧？刘伯温是功臣，但他现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一个退休的老百姓，怎么说什么你都听呢？国家有一套规矩，你说谁违反法纪，有都察院、六科言官来查。他这一说你就信，那朝廷还成什么朝廷！”朱元璋问：“那怎么办？”汪广洋说：“你赶快把他的儿子抓住。”朱元璋说：“我已经下旨让他回去了。”朱元璋有意袒护刘伯温，他也想借此机会把汪广洋这股势力整一整。汪广洋回来后与胡维庸商量，说刘伯温这个人退休了还不老实，还在这儿管闲事，我们该怎么办？结果他们出了一个毒招儿。第二天，胡维庸跑去给朱元璋汇报，说：“皇上，刘伯温退休是假，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在老家盖房子，他找了一块儿宝地。”朱元璋说：“盖房没有错啊，谁都得住房子啊。”胡维庸说：“他刘伯温不一样啊，他懂天文地理，他盖那个房子是龙宅，将来皇帝就出在他们家了。”朱元璋一听，说：“难怪他要走，去把他叫回来。”那时刘伯温在浙江京华老家，刚盖了一栋房子养老，就被朱元璋叫了回去。朱元璋苦口婆心教导他一个晚上，说：“你作为大臣，你要知道，君臣关系处理不好，对你不利。”刘伯温比什么人都聪明，他一听这话感觉不对了，便对朱元璋说：“皇上，我现在不回去了，就在南京陪您住着。”朱元璋说：“好。”刘伯温说：“我把在金华盖的房子拆掉。”朱元璋说：“好。”即便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又过了三年，刘伯温病了，朱元璋给他送东西吃，还是下毒把他搞死了。这就是权谋文化，是胡维庸、汪广洋之流残害忠良的一种方式。
五
在现代的法制社会，权谋文化是没有市场的，但在封建专制时代，权谋文化却影响巨大。权谋文化将政治变得很肮脏。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正直的政治家，为了社稷与朝廷，也不得不借助阴谋来铲除奸佞，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明代的嘉靖皇帝，非常喜欢道教，一天到晚在皇宫里面架个炉子炼丹。每次炼成丹药，所有的大臣都得写贺信与贺诗。炼丹时，还有大臣写青词来祈祷，青词写得好的，便能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朝中有一个大臣叫严嵩，就因为善于揣摩圣意，青词写得好，所以深得嘉靖皇帝赏识，当上了内阁首辅。他当首辅的时候，还有一个次辅是松江人徐阶。此人是状元出身，比较正派，他心里头认为皇上炼丹并非好事，所以写青词不积极。嘉靖皇帝对他就有点不满意。
有一天，嘉靖皇帝又炼成了丹，严嵩及时写了贺词。可是徐阶第二天才写了一封贺词，一看就是应付文章。嘉靖皇帝把徐阶找了去，说：“你这个贺词我看了，好像在应付啊。”徐阶说：“皇上，最近有很多国事，很多奏本要处理，因此比较忙。”皇帝说：“我知道，你在忙着治理国家。”徐阶一听，感觉这话不对。国家是谁的啊？不是他嘉靖皇帝的吗？现在国家的第一件大事不是黄河发大水，也不是哪里有地震，而是大小臣工争着给皇上写贺词。徐阶是聪明人，他知道这是严嵩在皇帝面前告了刁状。这个严嵩长期窃据首辅之位，卖官鬻爵，搜刮钱财，培植私党，已成为最大的国蠹。他看出徐阶不肯阿附，在朝廷上下有清望，便想将其除掉。徐阶审时度势，经过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改变自己这种勤勉政务、为国效劳的孤臣心态。从此，他每天天不亮就上班，不是去内阁的办公室，而是到皇宫的门口等着。干什么呢？他等皇宫开门他好进去，主动给皇帝生炉子。
他这么一做，严嵩又吃醋了。严嵩当时的党羽遍天下，各省各部全是他的死党。徐阶手下的几个人，有张居正、高拱，还有那个清官海瑞，都很书生，没有掌控实权，所以他知道斗不过严嵩。斗不过怎么办呢？徐阶想了一计。有一天他去拜访严嵩，他说：“我老家那儿不好，都是些商人，那一块儿人没文化，还是江西有文化，那儿出了你这样的朝廷柱石，真是了不得。”严嵩问：“那你想怎么办？”他说：“我想搬到你老家去住。”严嵩一听，他跟我攀老乡，而且愿意迁籍搬家到我的老家去，就说：“那好啊。”这样徐阶硬是把自己的家从松江搬到了南昌，和严嵩成了老乡。我们中国人就讲老乡、同学、亲戚和朋友。严嵩果然放松了警惕：你看，状元出身的松江大才子，堂堂次辅，如今成了我老乡。严嵩再不把徐阶当作对手了。
从此皇上每天炼丹，严嵩、徐阶两个拿着扇子给他扇炉子，给他写青词。天天干这个事儿，引来士林中骂声一片。张居正也不理解，他就问徐阶：“老师啊，这样怎么行呢？首辅次辅都不管国事，国家不就亡了吗？”徐阶说：“年轻人，你懂什么？你现在回去歇着。”张居正当时是翰林院编修，是个六品官，三十岁。他看不惯官场的龌龊，真的回到老家湖北江陵，住了整整三年。后来徐阶写信让他回来。张居正又回到京城，徐阶安排他当国子监的教务长，并叮嘱这个得意门生说：“你看不懂的事就不要说，书呆子话你也不要说，好好儿读书，当闷嘴葫芦。”
徐阶还是天天陪着严嵩玩儿，给皇上炼丹。又熬了一段时间，严嵩老了，七十多岁了，说话不利索了，脑子也没有过去反应那么快。有一次他过门槛儿磕了一下，嘉靖皇帝一看，说：“严嵩你老了吧？”徐阶听了这句话以后，感到时机成熟，可以组织反攻了。他手下的一帮人听了，高兴得很，说：“我们现在就写本子弹劾严嵩。”徐阶说：“不行，得投石问路，皇上只说他老了，还没有说讨厌他啊。”此时，徐阶见机行事，采用了一个非道德的手段。
有一个道人叫蓝道行，非常得嘉靖皇帝的信任，徐阶让他的手下用重金收买蓝道行。有天早上，嘉靖皇帝要接见蓝道行。徐阶已经知道，严嵩为了一个边境问题要在同一天早上来请示嘉靖皇帝，于是他就给蓝道行讲了一番谋略。蓝道行见了皇帝以后，皇帝说：“你看我最近身体怎么样？”蓝道行说：“你的身体非常好，但是你的印堂上有黑气。”皇帝说：“那怎么办？”蓝道行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待会儿会有一个人进来，这个人长着大胡子，系着一条玉带，七十多岁了，这个人是害你的人。”嘉靖皇帝听进去了。不一会儿，严嵩走了进来，要汇报北方军事问题，嘉靖见他的样子与蓝道行说的很相像，便说：“今天朕累了，就不谈了吧。”徐阶看到严嵩进去没五分钟就出来了，便知道大计告成，回去就对门生讲：“现在可以动手了。”门生都说要直接弹劾严嵩。徐阶说：“不行，先要投石问路，先弹劾他儿子严世蕃，他儿子有很多不法的行为。”徐阶怎么想的呢？第一步是让手下的人先弹劾他儿子严世蕃，如果状子一送上去，皇帝批了，就可以再走第二步。如果皇帝一看雷霆大怒，不要紧，把自己手下的这个官员撤职，然后由他出面来摆平这件事情，这就是徐阶的谋略。结果嘉靖皇帝一看，说严世蕃这么贪啊，于是下旨把严世蕃抓了起来，并让严嵩致仕。徐阶从动心思要扳倒严嵩，到严嵩最后真正倒台，儿子被判死刑，整整花了十七年时间。徐阶当上首辅以后，又把家从南昌搬回松江。同学们，你们看看政治家做事有耐心吧？十七年就做这一件事，你说这个徐阶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徐阶是个很好的人，可是他所采取的谋略是不道德的。
我在上面举这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国这个土壤上，无论是坏人搞好人，还是好人搞坏人，无论你是为了这个国家，还是为了个人利益，都得使用这种权谋的手段。中国古代的政坛，从来不以道德论英雄，只以成败论英雄，这就是权谋文化的影响。
六
第四个问题想讲一讲权谋文化的危害。我觉得权谋文化对于今天我们的法制社会、民主社会来讲，是一种毒害，是一颗毒瘤，而绝不是一种健康的东西；是传统文化中糟粕的一部分，而绝不是精华的一部分。权谋文化的第一个危害是言而无信，没有一种制度可言，没有一种健康的感情可言。所有热衷于权谋文化的人，都不会受到道德的制约，也不受人民的监督。权谋文化的最终结局只有两个：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福祉，都可以成为政治家手上的筹码，而不会成为他们的目的。
权谋文化的第二个危害是人才荒废。在帝王的眼中，所有的大臣都是工具，合我的心意则用，违背我的意志则废。国家的人才往往是闲置的多，任用的少。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再说人才若用到实处，也的确会成为造福于社稷的栋梁之材，但其结局大都凄凉，张居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张居正早两千多年，春秋时的楚国，也出了一个有名的宰相，叫孙叔敖。这个人对楚国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知道自己死后，家里人恐怕日子不会好过。因为他是个清官，死的时候连棺材都是用的最普通的，家里没有什么财产。临终时，他给儿子讲：“如果你将来沦落到要要饭的时候，你就去找优孟这个人。”优孟是演戏的，类似于今天的小品演员，名气很大。他儿子记住这句话，过了几年，他穷困潦倒去找优孟。优孟说：“你找我干什么？”他说：“我父亲死的时候说，我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来找你。”优孟感慨万分，于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模仿孙叔敖说话的口气和动作，以及与楚王在一起时的神态和表情。在楚王的一次酒宴上，优孟穿着孙叔敖的衣服去见楚王。楚王一看，大惊：“孙叔敖？你怎么活了？”优孟整个状态完全跟孙叔敖一模一样。楚王说：“天助我也，让良臣复活，来帮助我。”一想又觉得不对，死了几年了，怎么还能复活呢？后来优孟告诉他说：“孙叔敖死后，他的儿子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孙叔敖帮助你让楚国强大起来，他的子孙这么穷，其他的人才还会跟你吗？”楚王幡然醒悟，于是给了孙叔敖儿子一些赏赐。如果有一个正确的制度，决定人才的进退、国家的福利，还用得着一个唱戏的人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让皇帝给予他本来应该得到的待遇吗？“优孟衣冠”这个成语，也说明了权谋的无处不在。
权谋文化的第三个危害是让政治演变成黑暗的斗兽场。这里我再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就是勾践离开吴国几年后，果然以王者之势杀回苏州，并灭掉了吴国。平心而论，消灭吴国的功臣里头，应该有一个西施。勾践当年听信范蠡的计谋，把西施贡献给吴王夫差，让夫差沉湎于酒色之中而不理朝政。范蠡希望勾践奖赏西施。勾践对他说：“好，明天决定。”第二天，勾践命令把西施放进一个铁笼子，沉到太湖里面去了。范蠡说：“大王你怎么能这样？”勾践说：“你想想，一个女人能让一个皇帝糜烂心志，而丧失一个国家，这个女人还不是一汪祸水吗？我们留着还有什么用？”从这一点看勾践是多么地冷酷。如果天下道理尽在帝王家，则社会的文明力量永远也战胜不了残暴。第二个就是燕王朱棣，他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在他驱逐建文帝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死了很多士兵。他把这些士兵的尸骨磨成珠子，穿成佛珠，发给太监，每人拿一串用来念佛。其中完整的头颅骨，他拿来做成碗，用来饮酒。有大臣说：“皇上你怎么能这样呢？”他说：“我用这种方式纪念阵亡的将士。”这就是我们的权谋文化中没有人性的一面。
以上给同学们所讲的这样一些权谋文化的东西，在今天来看，已经和我们的生活相去甚远，更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但是，值得警惕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权谋文化并非完全没有土壤。弘扬与振兴民族文化，前提是去其糟粕。权谋文化恰恰就是一种糟粕，我们对它不是要继承，而是要批判。
2005年11月9日
在中国地质大学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