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这两个字在中国的文化中很有分量。
郑欣淼院长提出了“故宫学”这样一个思路，冯骥才先生也从他的研究方向上将其条理化。我个人认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我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它是丰富的，又是独特的；第二，它有自己的主干，同时又是多元的；第三，它有自己发生的源流，也有发展的脉络；第四，在所有的文化中它是不可替代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用这四点衡量，建立“故宫学”的条件都够了。昨天晚上，我和故宫的学者们在一起也聊过这个话题。故宫在我的心中，既是肃穆的，也是灿烂的；既是庄严的，也是冷酷的。它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丰富的，也最神秘的一部分。我因为写作《张居正》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所以对故宫，也就是历史中的紫禁城开始了一些肤浅的研究。
我第一次来故宫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是1985年，我带着我的老母亲来的。我们参观了太和殿，我对母亲说太和殿就是金銮殿，是以前皇帝上朝的地方，老太太的两腿就站不住了，就要下跪。她觉得这个地方太神圣了。这反映了民间老百姓对皇宫的感情，也就是敬畏感。有了这种敬畏感，如果你是一个学者，你就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你是老百姓，你就不会觉得老子天下第一。然而，这样一种感情，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学者中已经退居次要位置了。对我们民族过往的历史要么是虚无化，要么是批判，这样一种现象影响了好几代读书人。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国粹至上者，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也主张批判，但我们泼脏水时，总不能把盆里的孩子一起泼掉。
当一个民族的主体文化开始受到破坏的时候，再来批判它，那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今天，温文尔雅的传统文化离我们越来越远，年轻人对它越来越感到陌生。产生这种局面，固然有诸如教育方针、执政者导向等多方面的原因，但敬畏感没有在我们的学者中保有足够的分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认为，故宫的主流文化就是皇家文化。关于皇家文化的定义，刚才阎崇年先生已经说得很透。皇家文化的构成，必然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最精粹的部分的集中。北京定都，乃是因为东北的少数民族的崛起，所以皇家文化在北京的发展和确立，间接受益于东北少数民族的崛起。
历史有它的大流程，在中国，皇家文化发展最盛的是两个城市，一个北京，一个西安。如果把整个中国比作一个太极图，那么，北京和西安就是这个太极图中阴阳鱼的眼睛。东北与西北，在中国八卦中都属于吉地。这两块吉地，成就了北京和西安。北京成为国都，当然也有一些契机。永乐皇帝，即当年的燕王朱棣被分封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有四百多年不归属于中原文化（从五代十国一直到明代建立之前）了。燕云十六州一直归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后来又归于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国。其间，北京曾是辽国的南京、金国的首都。由于国家的分裂，中原人对燕云地区已经有些陌生了。朱元璋分封儿子的时候，把他最能干的第四个儿子朱棣封到北京为燕王。朱棣和建文帝叔侄间的恩怨，不是我今天要说的话题。但是，朱棣即便打到南京夺取皇位以后，也不敢贸然宣布迁都，只是把北京当作行在，让他的儿子在南京监国，而他一直都有迁都的打算，所以他当了皇帝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在北京的建设。他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建设北京。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首都，而南京则降为留都。
迁都的第二年早春，北京新宫中的宫殿遭雷击起火，烧得墙坍壁倒。在明代，这是很严重的上天示警的信号。这是什么原因呢？朱棣看不明白，便赶紧去问在京官员，收集意见。其意是看看皇帝有什么错误，引起老天爷把新的宫殿烧了一角下来。当时有一个叫萧仪的官员，他说老天爷示警就是因为你把首都从南京迁到了北京，把大明社稷的龙脉撂在了江南。尽管永乐皇帝非常想征求意见，可是这条意见上来就让他雷霆大怒，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审判，就把萧仪抓起来杀掉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快杀这个人？因为他花了十五年的心血想办法把都城从南京搬到北京，一年的时间内，反对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压住。为什么压不住呢？因为反对迁都的人也有一个强大的后台，这个后台就是太子朱高炽，即后来的仁宗。朱棣这么快杀掉萧仪，就是杀给他儿子看的。杀完了以后，依然有不少官员为萧仪喊冤叫屈，觉得就为这么点事把人杀了，太过残酷。朱棣知道迁都的争论还没完，还有人想借此说事，于是想了一个奇招儿，下一道圣旨，让迁都的赞成派与反对派都到午门广场上辩论。
那天是清明，天气阴冷，下着雨，所有反对迁都的官员都跪在午门右边，赞成迁都的人也没有受到善待，跪在另一边。朱棣说你们两派都跪在这里给我辩论，到底该不该迁都，一天没有辩完辩两天，两天辩不完辩三天，一直要辩出结果来。辩了两天半，官员们都跪不住了，就不辩了。朱棣就是用这种非常强势甚至是蛮横的方式来处理迁都的争论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之后三个月他就死了。他最不愿意把皇位传给他的太子，他觉得太子有三个方面让他不放心。第一，太子不会骑马，太胖了，缺乏英雄气概。为此他经常修理太子。有一次，他上天寿山视察陵寝，故意整太子，他说我们都不骑马，也不坐轿，往上走。太子太胖，根本走不动。朱棣说走不上去也要走，两个太监搀着太子，几乎是朝上爬。朱棣不喜欢他的儿子柔弱，认为没有英雄气的人，过于文质彬彬，不足以君临天下，这是第一个不满意的方面。第二，太子对江南的眷恋令他不满意。太子长期在南京监国，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江南产生了心理依附。作为普通人，这种依附是可以的，作为一国之君，这种依附则是一个危险的倾向。第三，朱棣常年征战，五次打东北、打蒙古，进行了很多场战争，太子负责物资供应。由于军费开支太大，太子常常无法筹措。朱棣不考虑国家财政的困难，觉得是儿子的能力问题。但是，朱棣非常喜欢太子的儿子，就是他的太孙。他的太孙在北京长大，一口京片子，一点南方腔都没有。针对这个情况，同情太子的大臣说，为了保全太子，就说这个皇太孙是万年天子，如果废掉太子，太孙就当不上皇帝了。朱棣果然为了保住太孙的继承权，最终没有废掉太子。
太子登基后，就是明朝的第四个皇帝仁宗，他刚一登基，立即就成立了一个迁都办公室，决定把都城从北京迁回南京。这个迁都办公室的工作如火如荼开展时，仁宗就病死了，他只当了十个月的皇帝。他的儿子，即明代的第五位皇帝宣宗。宣宗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迁都办公室。因为他是在北京长大的，一到南方就长疮，水土不服。所以我说北京的命运，是由历史的某种机缘决定的。有了首都才有了紫禁城，有了紫禁城才有了皇家文化。如果北京不是首都，皇家文化就不会植根于北京。所以说，北京的幸运也带来了皇家文化在这里的兴盛。
阎崇年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自秦以后的历史，前一千年是东西摇摆，后一千年是南北摇摆？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东西摇摆的时候，西安就成了轴心；南北摇摆的时候，北京就成了轴心。东西摇摆的时候，是游牧文化占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而南北摇摆的时候，则是农耕文化成为国家文化的主流。在农耕文化的形态中，以北京为立足点，东北与塞外的游牧民族越过北京，就无法找到草场，南方人从这里往北走，不但无法耕种，而且水土不服。所以，北京正好是游牧与农耕的接合部。真正在北京建都的第一个人是大金国第四个皇帝完颜亮。他当时主张把大金国的首都从哈尔滨近郊的阿城迁到北京，遭到的反对比朱棣迁都时还要大得多。完颜亮一把火烧毁了金上京的所有宫殿，还把大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太宗完颜吴乞买两人的尸骨挖出来，抬到北京来埋在了房山。所以北京的建都历史，应该从完颜亮开始。此后忽必烈在这里建立元大都，又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对北京都做出了贡献。所以说，紫禁城文化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它和南京皇宫的不一样。南京皇宫的风俗和北京皇宫的风俗差异特别大。南京的皇家文化是单一的汉族文化，而北京故宫的皇家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复合型文化。我觉得皇家文化是我们故宫学的主干文化。像我们说的陶瓷、书法、绘画、家具、建筑、珠宝等等，每一个方面都像一片叶子、一朵花，必须有一棵树它才会灿烂，才会丰富，否则就像碎片一样。
每次我走进故宫，总喜欢研讨一些问题。有一次我带了一个明代紫禁城的地图，进去做了一个对照，很多都对不上了。清代对紫禁城进行了多次改造。明朝时期，第一个引进江南文化到北京的就是燕王朱棣。在那之前，江南的文化在北京没有地位，大量引进江南文化就是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的。我们如果不是从物质层面，而单从政治层面来看明代或清代的皇宫文化，就会闻到一股很浓的血腥味。这个紫禁城里的每一处建筑，在明清时期都发生过震撼历史的事件。就说午门吧，在明代，它是皇帝接受献俘、廷杖大臣与举办鳌山灯会的地方。廷杖，是皇帝处罚大臣的一个方式，它既是刑罚，也是侮辱。明朝有不少大臣在午门广场上遭受过廷杖。最大的一次是武宗的时候，三百多官员一起挨板子。明朝的皇帝侮辱人成瘾。朱元璋天生多疑的性格，传给了后世的皇帝，一个个都猜忌、多疑、刻薄，因此发明的处罚官员的刑具，便兼有折磨与侮辱两大功能。所以，我们研究皇家文化，既要研究物质的一面，也要研究非物质的一面；既要研究美的，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也要研究恶的，须要批判和警惕的。
因此，故宫学如果要真正地建立起来，就应该组织专门力量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研究故宫学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
很有幸在紫禁城学会举办的第一次高峰文化论坛上发表讲话。今天只是浮光掠影地说了一点关于故宫皇家文化的感想。我希望紫禁城的传统文化论坛能够经常举行。在下次的论坛中，组织者事先准备一些题目，参加者可以就这些题目发表一些自己的研究和看法。谢谢大家！
2007年10月26日
在故宫博物院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