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系列绘本“老童谣”
明天出版社推出的“老童谣”绘本系列，含《九九歌》、《吃个核桃上了天》、《月亮月亮明明》、《排排坐》和《我家有个夜哭郎》五种。这是据山东已故民俗学家山曼先生收集的《中国民间童谣》（未刊稿）编撰而成的。现在已有一些出版社注意到童谣的收集和出版，但一般还是以大型汇编的形式，作整理、抢救和保存，这当然是很及时也很重要的工作。明天版的这套书选择了另一种方向，即直接面向儿童，让今天的儿童也尝一尝过去乡野的、原始的儿童文学，听一听这遥远的童声。这也是一种抢救和保存，因为除了书面的保存，让老童谣在一代代儿童的心中活起来，让它们重新成为新一代孩子的记忆和歌唱，它们的生命才会真正承续。这可能是更困难的工作，能否成功，还不好说，但总得有人往这方面努力，才会有成功的希望。就这一点说，我们不能不向明天出版社致以真诚的敬意。
读这些过去的童谣，确实有一种特别悠长的滋味。它们充满天真的野趣，是那么即兴、洒脱、随意、豁达、无拘无束、兴味盎然，它们可以不按常理说话，常会跳出意想不到的句子，但痛快好玩，让人忍俊不禁，这正是儿童思维的产物。它们与书斋里的正规的文学完全不是一回事，却有着乡间、俚俗的妩媚与人情味。所以，用一般作家、学者的眼光，对它们作技巧的、学理的分析，往往是说不到点子上的。因为它们创作、产生的过程，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只有尽可能回到这种童谣原本的创作状态，我们才可能比较地接近并理解它们。
让我们举例而言。
在童谣中，有一部分是具有“实用性”的。这是原始艺术和许多民间艺术的共同特征。实用性作品向我们提示了童谣的起源。而童谣的最重要的实用，即在“逗孩子”，所以它们多是妈妈或姥姥们的作品。但也有孩子逗孩子的，比如《干哭没眼泪》：
（一）
干哭没眼泪，
麦子不秀穗儿！
给你个饽饽你不要，
给你个驴粪蛋蛋，
捧着哈哈笑！
（二）
又待哭，
又待笑，
买个饽饽又不要！
烧烧，
烧糊了，
喀嚓喀嚓又没了。
这明显是在逗哭泣的小孩，要把他引笑。在我们南方，也有相似的童谣，如：“一歇哭，一歇笑，两只眼睛开大炮。”在说了哭之后，是必定要说笑的，而说到笑时，一定要奇特，有大反差，要出乎意料，这才能让哭者忍不住笑出来。所以，叙事的逻辑性就顾不得了，听觉的冲击力则一定要大。另一首《芝麻糖》，可能是卖糖者边走边唱的叫卖歌，听熟了，大人给小孩吃糖时会边给边吟，小孩自己也爱唱，一唱就想起了糖：
当儿，
当儿，
卖糖来！
什么糖？
芝麻糖。
掐点边儿俺尝尝？
不用尝——
拿过钱来就是糖！
这里的“掐点边儿俺尝尝”最传神，仿佛看到了馋馋的农村孩子的模样。从这些歌中，可以看出童谣的一些基本特征，即注重押韵，节奏性、音乐性强，形象生动、夸张，逗乐，而且，多少总有点“无厘头”。
“无厘头”据任溶溶先生考证，取自广东方言，就是不讲逻辑、没道理的耍笑，这合于小孩胡搅蛮缠的特点，而这恰是童谣最重要的特色。比如《这个人》：
有个人生来性儿急，
清晨早起去赶集，
错穿了绿布裤，
倒骑着一头驴。
这确是孩子最喜欢的歌，原因就在于不合逻辑，一切反常。这很像西方流传的《颠倒歌》。最近由海豚出版社印行、陆谷孙先生翻译的英国李尔的《胡诌诗集》，内容与此十分接近。看来全世界的儿童都有这样的爱好。再比如，中国南北都很流行、版本极多的《小老鼠》：
小老鼠，
上灯台，
偷油吃，
下不来，
叫他猫大哥背下来，
累得他猫大哥哼哼哼，
拔了萝卜栽上葱。
这里的“无厘头”在于让猫背鼠，结果又来了句“拔了萝卜栽上葱”，似乎毫不相干，其实这里有很多“通感”，这是大人背小孩累得哼哼哈哈，又低头又弯腰，这就想到了拔萝卜栽葱。童谣的妙处就在于似通非通，根本不对，却又有点儿对，儿童的思维就是如此。再如《大雁》：
雁，雁，
摆不齐，
掉到河里哭姨姨。
雁，雁，
齐摆摆，
掉到河里哭奶奶。
这可能确是孩子观看大雁时唱的，但摆不齐要掉到河里，摆齐了为什么也要掉到河里呢？因为掉到河里的事不大发生，这反常，所以孩子喜欢，觉得这样更好玩。“无厘头”体现的，常常是孩子的恶作剧。
儿童会对大人耍“无厘头”，原因是明知大人喜欢他们。其实前面那些儿歌还是大人的即兴作品，多有大人的潜意识在，不过模仿着儿童的心理和口吻罢了。还有些儿歌，则分明是大人的口吻了。如《看家》：
丫头丫，
会看家，
偷老米，
换芝麻。
芝麻细，
炸油蜜，
枣儿糕，
热火烧，
撑得丫头叫姥姥。
这很可能是丫头吃饭时唱的，边吃边唱，随唱随编，作者很可能就是姥姥。又如《搓泥蛋》：
泥蛋，
泥蛋，
搓搓——
里头住个哥哥；
哥哥出来打铁，
里头住个姐姐；
姐姐出来梳头，
里头住个孙猴；
孙猴出来点灯，
烧了鼻子眼睛。
山曼先生认为这是孩子搓泥蛋时唱的，我倒觉得这是大人在干活（比如搓汤圆）时哄孩子的歌，因为那形象和意象都是妈妈或大姐姐所喜爱的，但也是随唱随编，到最后异峰突起，出来了孙猴，还烧了鼻子眼睛，这就能把孩子逗得哈哈笑。看来母亲们的“无厘头”一点不在孩子之下。大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兴趣，根源还是在对孩子的爱。在这些童谣中，逻辑不重要，叙事的连续性不重要，有没有意义更不重要，重要的是好玩，是逗孩子开心，是为着和孩子交流——这是爱的交流。
当然，童谣里也有一些带知识性的篇章，如《九九歌》，就唱出了时令的特点。又如《布谷鸟》：
光棍捣杵，
你在哪住？
我在山后。
山后有啥？
黄瓜炒肉。
给俺吃点行不？
俺还不够。
这里的“光棍捣杵”、“我在山后”、“黄瓜炒肉”、“俺还不够”，显然都是模仿布谷鸟的叫声，唱着儿歌，也就加深了对这种象征春天的鸟的印象。但在传统童谣里，这种有知识性的作品，并不是最主要的，而这些作品同时也依然是逗乐（《布谷鸟》就是儿童与鸟声的对唱游戏）；至于教育性的作品，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原因很简单，童谣就是让孩子开心的，就是大人与孩子同乐的，这是一种游戏性作品，是针对学龄前幼儿的，它不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在拙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我将那些具有一定教育作用的儿童文学归入“父爱型”（这种教育作用也仍须经由审美而获得），而将那些不具备教育作用的、仅为传递母子间的爱的作品归入“母爱型”。其实大量早期的童话，包括贝洛童话、格林童话中的许多篇章，都属于母爱型，要在其中找教育意义往往是勉强的。另有一种表达儿童的眼光和心理，体现他们对成人管束的反抗，并体现他们内心狂野想象与恶作剧的作品，我则归入“顽童型”。事实证明，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并不只属于“父爱型”；“母爱型”与“顽童型”中都有极优秀的佳作（此外，“自然的母题”也有大量佳作）。而上述那些“无厘头”的童谣，正应该从“母爱型”与“顽童型”的角度去解读，这才能得其妙处。周作人曾经批评过民国年间所编的《各省童谣集》，此书对一首首儿歌都要找出“教训”的意味，仿佛它们本来就是正经的教材，于是弄得趣味全无，“一首歌谣也还不让好好的唱……那些儿童可是够受了”（见《读〈各省童谣集〉》，写于一九二三年）。但愿这样的时代是真的过去了。
二〇一三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