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吴冠中先生
窗外飘着细雨，天空的颜色怪怪的，像放旧了的宣纸，不黑不黄的。打开电脑，屏幕上跳出吴冠中先生去世的消息……几年前就听说过吴先生的身体不好，但总能在《新民晚报》上读到画配文的“画作诞生记”，寥寥数语，把一幅画的精髓道出，读来令人心清气爽。这也给我一个错觉：吴先生的身体很健康，还在不断地思考、创作。
我想起了十年前，与他一次温暖的“交往”，尽管仅仅通过电话短短的几分钟，但令我终生难忘。当时我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为了美化版面，在每期副刊的版心都要放一幅画，因为喜欢吴先生的画，正好又刚买了他的一本画册，感觉他的画很有诗意，与版面上文字气息相和，便想请他答应我复制上版。我从一位老师那里要来先生家的电话，没有考虑太多就莽撞地打了过去。说实话，我对所谓的艺术大师是有一个预先的心理准备的，比如，他们都很狂，口气很大，脾气更大；更何况，吴先生是什么人，在我这样的后生小辈面前摆摆谱儿就太正常了。电话是吴先生本人接的，尽管今天我已经记不起他具体的声音了，但是听到这声音的感觉我却总也忘不了，它立即解除了我的心理戒备，没有什么“大师”这些吓人的东西横在我面前，听明白了我要求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惊喜中我反而有点愣住了，要知道完全不相识啊，他的语气中却是那么真诚和信任。这鼓励了我，又多提了一个要求：吴先生，能不能给我一个您的签名手迹，我做在版面上。这是一个给他添麻烦的要求，他可以搪塞我去他的画册上复制嘛！没想到，他又是毫不犹豫地说：好，给我你的传真号。我报给了他，道了谢，说了再见。几分钟后，签名传过来了。整个事情就这么简单，以后报纸印出来，我给他寄报纸，但也没有再去打扰他。
吴先生恐怕早就忘了还有这么一件事情，但在我却由衷地感觉到他的那种善良和亲切。我常常在想，一个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能够看出这个人的本来面目，能够体现出何以为“德”。相反，有些人在熟人面前一副面目，在陌生人面前却掩藏不住自己的本来面目。当个小编辑，什么样的大名人都能碰到的，比如有一位杂文家，常给人以有风骨、主持正义的印象，有一次电话中，他完全忘记了我们曾经见过和他当时的热情洋溢，冷冷地对待着我的约稿，像审犯人一样居高临下对我问话。我想他不愿意写稿很正常，我也没有理由见怪，但他对待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这么防备、冷漠，是不是透出了一点他心地的不善？我没有接着推理下去，也没有提醒他我们见过面，而且以后在其他场合也再见过，他对我这样的小人物也表现出某种“关怀”的样子，但不知为什么，从那个电话之后，我在他充满仁义道德的文字中总是读出“道貌岸然”来，至少，他的冷漠的声音实在让我无法校正这个印象。
这种天壤之别，更让我敬佩吴先生。我想一个人做出不凡的成绩，拥有无上的权力，或者拥有子孙用不完的财富，都用不着大惊小怪，能力加机缘总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能者。这些也都是人世间闪光的东西，不时会引来羡慕的目光。但羡慕不是尊敬更不是敬慕，一个人可以让人羡慕，但不一定能够让人敬慕，因为敬慕、敬仰是内心中对另外一个人最真实的评价，它是没有功利的，是金钱买不来，权力逼不到的。而一个人，能够让他人，特别是与他素无瓜葛的人从心底里敬仰，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不朽者。我想，吴冠中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是无缘无故地敬仰一个人。我听到过很多他的故事，我买过他的自传和文丛，为那朴实、直率的文字流过泪，特别是读到做乡村教师的父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的细节，我眼睛不由得湿润了。我也看过很多别人写他的事情，写到一张画就能卖出几百万上千万的画家，家里不过百来平方米的老房子，前几年连简单的装修都没有，就是水泥地；而他的画室也不过十几平方米，画大画就蹲在地上，一边画一边卷。直到一九九五年，七十七岁的他去参加画展，“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吴先生和夫人在雨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打不到车，后来加两倍的钱才找到一辆出租车，到了美术馆的时候，两个人身上都淋湿了，大家看到他们都感慨万端”。我还读到过他的文章《自行车，我的宝马》：“自行车正是我的宝马。我骑着它上班挣口粮，抚养妻儿，我骑着它到处写生，寻觅艺术。我的绘画作品大都是伏在自行车上爬进我那阴暗的破落之家的。想当年，身强力壮，忽然想起香山的一片白杨林可入画，快马加鞭一小时到达，但很失望，立马回头，刚抵家，邻居正叫分过冬白菜，想载艺术而未成的宝马立即改驮白菜了。”一点也不矫情，几十年了，甚至在巴黎的洋墨水都喝了，他还是那个宜兴乡下的农家孩子，一直没有改变农家子弟的本色，尽管他的头上闪着大师的光环，他的画已经让有些人觉得就是大额的存单了。但这些与他有什么相关？真正的大师不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飞得再高也是不断线的风筝，那根线总是牢牢地被生养他的土地和人民牵着。对于他们而言，高扬着的是高贵的灵魂，而不是金钱、名誉和地位。
“越到晚年我越觉得绘画技术并不重要，内涵最重要。绘画艺术毕竟是用眼睛看的，具有平面局限性，许多感情都无法表现出来，不能像文学那样具有社会性。在我看来，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的社会功能，多个少个齐白石无所谓，但少了一个鲁迅，中国人的脊梁就少半截。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这并不说明画家与作家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说明一个画家的清醒和勇气，道义与担当。
“在巴黎已成名家的华裔老同学们的作品中，我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听到了乡音……他们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成功！……我珍视自己在粪筐里画在黑板上的作品，那种气质、气氛，是巴黎市中大师们所没有的，它只能诞生于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之中。……无极和秉明去年都曾回国，都到过我那破烂阴暗的两间住室里。为了找厕所，还着实使我为难过。我今天看到他们优裕的工作条件，自卑吗？不，我虽长期没有画室，画并没有少画。倒是他们应羡慕我们：朝朝暮暮，立足于自己的土地上，拥抱着母亲，时刻感受到她的体温与脉搏！”——这是赤子之心！这是化不开的浓情，就像他的画，有些地方色淡如无，而有些地方浓烈得化不开，人生如画，画如人生！
去年早春，在西湖边上漫步，满目被春风柔软了的万千柳条，恰那日阴天，俨然吴冠中的水墨，我登时想起了这位可敬的老头。每一年我都会去西湖走走，七十多年前，这里也是吴先生青年时代学画之地，时光重叠、交错，明年的垂柳还会想起那个当年曾经画过她的人吗？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