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巴金先生远行
一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晚上七点零六分，当那颗坚强的心最终停止跳动的时候，病房周围一片静穆。大家强忍着泪水，不能出声，因为人们知道，巴金老人需要安静。在一百零一年的风风雨雨中，他耳边的喧嚣太多了，现在再也不能去打扰他了。他要远行，要去与他久别的妻子萧珊相会，要与他久别的朋友老舍、沈从文、曹禺、冰心相会……
历史充满着许多误会，即如他总在说做一个作家并非自己的初衷一样，或许巴金并不想承受时间所附加给他的这么多东西，然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偏偏又让他遭遇到那么多。从少年气盛到老年的心平气和，这似乎是自然规律，许多老人历经风雨早已人情练达，但巴金做不到这些，他内心中依然有着狂涛巨浪。他晚年频频使用“煎熬”这个词来表明自己的心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灵魂所经受的磨难，也能够感受到灵魂自我搏斗的激烈程度。所以，在今天我们与其称他为“大师”、“泰斗”，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最孤独最痛苦的老人。
从来也没有一个老人像他这样，在晚年内心还那么不平静，还这样揪着往事拽着痛苦不放。或许正因为这样，反而使得这位体弱多病的老人，在垂暮之年迸发出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他要表白，他要倾诉，他也要高呼。《随想录》、《再思录》，使得更多人在阅读他的文字的同时，更深深地记住了这个人——这个比我们更孤独更痛苦也更纯洁的人。
现在，他解脱了，病魔再也无法纠缠他了，世事再也不能烦扰他了。他可以在另一个世界中与亲近的朋友舒心地谈话了，他可以甩开臂膀将自己没有完成的心愿完成了，比如翻译赫尔岑的五大卷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比如写他反映“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比如和他几个好友清清闲闲地在西湖边上喝茶……
二
六十四年前，巴金先生曾写过一篇《死去》，文章描述了梦见自己死去后批评家们在墓前的“吱吱喳喳”，说来道去无非是“浅薄，落后，不通，错误”。
二十六年前，他说过：“我不需要悼词，我都不愿意听别人对着我的骨灰盒讲好话。”“请让我安静。”（《随想录·大镜子》）
十四年前，他曾说：“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再思录·我要用行动来补写》）
老人像一位预言家，目光如炬，仿佛可以洞穿一切；但他又似一个孩童，心无渣滓，赤诚天真。他渴望理解，一辈子都在寻求机会与读者沟通，可是在逼仄、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当代社会中争名逐利的我们能够理解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宽宏与博大吗？有人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地对他们说三道四，反衬出的是我们的高明还是愚蠢呢？后辈人当然可以凭借着时间的优越感来轻薄先行者和他们所追求的一切，但你所不屑的内容可能是几代人用生命换来的血的教训，感受不到这种生命的重量，你可能就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来贴近前辈。靠说几句与众不同的怪话来显示自己的个性，靠弑父的心理冲动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叛逆性，这样的人可能有可爱的一面，但未免更像是行为艺术家，而真正的艺术家和思想者在面对前辈的功过得失的时候，更需要的是谦恭。谦恭不是跪下来接受前辈赐予的一切，而是一颗理解历史和前人的心，是在历史的迷雾中不动声色地追随先行者闪光的足迹，是反躬自问在行为中自觉地汲取前人的教训，而不是“无比正确”地咋咋呼呼指斥前人。
在巴金先生远行的时刻，在人们讨论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我更多地在想巴金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关系。如果不那么忘恩负义的话，我们就应当有勇气承认：我们今天享受到的阳光雨露其实并非理所当然的天赐，而正是巴金和无数的前辈们通过艰苦的努力所争取来的，我们是在他们所撑起的一片天空下才有了发挥个性、创造自我的机会。比如，我们今天所操用的文学表达方式就是“五四”先辈们筚路蓝缕的开创到巴金这一代人奋力厮杀才换来的结果。巴金自称是“五四运动的儿子”，他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接受现代思想意识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他上承鲁迅等人所建立的“五四”精神传统，下启三十年代文学的灿烂图景，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对文坛的建设功绩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沈从文、老舍、萧红、曹禺等同时代的作家一起提升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品格，从而也使新文学在短短的几十年确立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审美范式，进而使得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文学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变。
巴金是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在近代自由和民主的发源地之一的法国开始自己文学生涯的，一九二九年以小说《灭亡》登上文坛，从此其创作如同激流奔腾不息。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中，巴金以不可遏制的激情写下了四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为新文学贡献了《家》、《憩园》、《寒夜》等不朽之作，成为中国新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虽然巴金大量的时间被花费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但他仍然没有放下那支表达思想和情感的笔，尽管他也写下了许多人云亦云的空话、假话，并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但他思想的火花没有熄灭。一九六二年，他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上发言，强调“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之言。而新时期，当文学界迎来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时候，年逾古稀的巴金没有背叛“五四之子”的精神承诺，他开始了艰难的晚年反省之路，一部呼吁“讲真话”的《随想录》使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当然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净化自己的灵魂，还清自己的心灵之债，对历史和后代做出交代。到这个时期，巴金的创作已经突破了语言的界限，而通过对个人心灵的不断叩问力图达到言行一致，使文学、伦理、精神品格达到统一，不能说巴金完全做到了这一点，但想到在历史的风雨中遍体鳞伤的一位老人在向这样一个目标艰难地行进时，我会感觉到这行进的过程本身就充满着让后辈赧颜的力量。这个时候再来体会巴金所说的写作与生活一致、文学无技巧等朴实无华的语言时，会觉得巴金的文学世界决不能用世俗者所理解的语言、文字等雕虫小技衡量，而是要感受到他的文学世界中特有的道德激情、生命能量和语言气势，这里有文学的“大道”。巴金一直在说自己不是一位作家，没有受过写作训练，因此他并不理会艺术上那些清规戒律，他的作品也不是为了传诸后世而作；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他曾一次次声言自己要搁笔不写，并在苦闷彷徨的时候似乎莫名其妙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这样的话，常为人所诟病，今天看，你可以说是巴金谦虚，或者说他别有志业，但我认为这未尝不是一种自负，他有意识地将自己与那些成天在追求作品精致完美的“作家”区分看来，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艺术的力量不是靠技巧建立起来的，艺术应当有超越“技巧”这个层次而为人类的精神和心灵服务的功能；他强调自己有信仰，也是将自己与那些没有信仰的作家区分开来，因为他更在意精神的力量在作品构成中的重要性。巴金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有可能理解他的作品，才有可能走进他的文学世界。
巴金的文学世界有的为世人所熟知，如《家》等反对封建专制的作品。但这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更多的藏在水下的世界却被众多的研究者所忽略，而巴金的创作视野和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却如长江大河般的宽广。比如说他是中国新文学少有的几位具有人类意识的作家，他的创作所表达的情感并没有局限在民族、种族和国界之内，而是认为整个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从而也应当更加相亲相爱紧密团结。他早期的众多短篇小说，其主人公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故事的背景也多发生在异域，而其中所表达的对人类整体幸福的追求，对不公正社会和制度的谴责，对阻碍人性发展因素的控诉，超越了人为的界限，直接面对众多受压迫的灵魂和全世界的弱小者。又比如，他创作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中篇小说《砂丁》、《雪》对于矿井工人悲惨生活的描述，至今读来仍然令人震撼，而产业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不自由的命运和矿井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在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的警示意义。再比如说，在他的《灭亡》、《爱情的三部曲》等多部作品中，直接描写恐怖主义者的慷慨赴死的行为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在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恐怖主义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些作品从人性、社会等深层次中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参照。在巴金的作品中充满着这些未被重视和未被解读的内容，因此武断地认为巴金的文学世界一目了然的简单，或者已经被充分认识，这不仅是对巴金的极大不公正，而且是对“五四”新文学极为丰富的文学传统的简化。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巴金还通过编辑活动等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实质性影响，他曾经和朋友编辑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等多种文学期刊，推出了包括《雷雨》在内的一批文学杰作；由靳以和他创刊，并长期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被誉为“当代文学的简写本”，至今还是国内最重要的文学杂志。巴金还将人生精力最为旺盛的十四五年时光用在了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上，他以这个出版社为载体为中国三十年代中期和四十年代文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个出版社延续了“五四”的血脉，也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未来，李健吾、曹禺、何其芳、沙汀、萧红、萧乾、穆旦、汪曾祺、陈敬容等作家的处女作或者重要作品都是通过巴金之手介绍到文坛上去的，打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书目你会发现，如果没有这些作品和作家的存在，中国新文学在这个时代将会缺掉半壁江山。从来做事不喜声张，为人忠厚重友情却从未以领袖自居的巴金，实际上处在这个时期文坛的中心位置。而在“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德高望重的巴金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积极支持青年作家的探索，再次站在文坛的中心位置，使中国文学在浩劫之后有机会得以重生。
如今，这位饱经风霜的百岁老人，离我们而去，中国文学的“五四”时代彻底终结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也在新世纪的初叶随着巴金的远去渐成绝响。试想有几位作家经历过“五四”以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几乎所有的重要阶段，并且几乎一直处在文坛的中心位置上？巴金就是这样一位贯穿二十世纪的作家，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标志性和象征意义的人物。中国文学在这样一双赤诚、睿智的目光关注下走到了新世纪，今后又将走向何方呢？巴金的远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让我们无法消解这种茫然感。
三
那天，当人们护送着巴老的灵柩走向太平间的时候，我突然被“丢”在了病房和突然静下来的走廊里。我慌张地寻找着众人，但却找不到。一瞬间，我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太漫长了，以我目前的心智和生命经验似乎还不能完全理解一个人的一百零一年。一九〇四年，巴老出生的时候是清光绪三十年，那时的社会，甚至那时候人们的装束，在今天人们都只有在电视剧里才能看到，一个世纪的沧桑在一个人的记忆中不断交错的会是怎样斑驳的画面？巴老的一双眼睛会怎样看待这种变化，会怎样看待我们今天的生活？
走出华东医院，街上车水马龙，在高架桥上看浦江两岸，灯火万点。仰望星空，我不知道老人慈祥的眼睛是否在看着我们。他大概不会想象得到，他的书走进了多少人的生活，包括和他相隔了几辈人的我，巴金和他的书已经无形中成为我生活中分割不开的一部分。在我成长的每个阶段都留下了关于他们的深刻印记，提到这个名字我始终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恩之情。十七年前，当我第一次接触到《随想录》中的文字时，还仅仅是个初中生，我不很清楚巴金不断鞭挞的“文革”是怎么回事情，一位老人的真诚和亲切首先吸引了我，我们仿佛是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他向我谈过去的经历，自己的朋友和内心的感受；而我也可以向他倾吐成长的困惑，内心的疑问。他会给我很多建议：面对自己的内心，战胜自己的软弱；讲真话，独立思考；真诚地对待朋友和他人；勇敢地面对困难；活着要有意义……诚然，这些话没有当代某些思想家的高谈阔论那么高深、玄妙、系统，但它们却在一个人的成长中产生了精神和人格的塑造作用，这样来考量它们的价值，恐怕就不是那些虚浮的“深刻”者可比类。从那以后，《随想录》就成了我不离身边常读常新的书，它也是我打开巴金的世界的一把钥匙。我还记得十五年前的一个傍晚，我被一辆车丢在了路边，夜幕降临，我不知道能否找到车到达目的地，在这片茫然中，是随身携带的《随想录》帮我度过那无助的时刻。
在先生去世的三个月前，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在上海东郊的一所房子里捧读那套淡蓝色封面的书——《巴金译文全集》，当时，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些淡蓝色的日子和许多往事。这套书是从大连带到上海的，它一直是我珍爱的读物，这不仅仅是因为巴金风格独特的译文，还因为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各语种的文学作品、社会论著尽在其中。从赫尔岑、屠格涅夫、克鲁泡特金到迦尔洵，从斯托姆、廖·亢夫、王尔德到尤利·巴基、秋田雨雀，这里面有好多作家已经不大为人提起了，有好多作品已经不“时髦”了，但它们都饱含着生命的激情、闪耀着理想的光辉，都是控诉黑暗、呼唤光明的人类“真声”。或许今天的人更喜欢情调、心情、雅致，而不喜欢这种呐喊和呼唤了，人们不想再去承担什么，除了消耗生命、娱乐自己之外。可是巴金和他的先辈们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把个人的生命发展与群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安乐同万人的安乐联系在一起，直到九十多岁的高龄在编辑这套译文全集的时候，巴金还在强调年轻时候曾经打动过他的这些信念。或许今天更应当低调一点，但我却欣赏这种高调，哪怕它最终通向了一个乌托邦。生命中正是有了这一点崇高的向往，才会从那散发着猪栏味的世俗中挣脱出来，才会在烦闷、无聊的日子里有了滋味、有了信心。在浩淼的宇宙中，我们每个人实在太渺小了，但这种崇高感会让芸芸众生中渺小的我们有了一种活出不同凡响的感觉——这不是无所谓的东西，而是我认为每个人活着总需要一个理由，需要这种感觉，哪怕它终究无法替代琐碎的生活本身。买这套书大约是在一九九八年的春末吧。那时我刚进一个机关工作不久，需要到培训中心进行一周的封闭训练，期间不准外出。终于，终于啊，一周的禁闭结束了，人们疯狂地冲出那个小院，顿作鸟兽散。我是去了火车站前的胜利百货，当时它好像刚开业不久，一家家店铺曲里拐弯地排在那里，每次进去都像走迷宫。听说这里新开了一家书店，左打听右打听总算找到了。进得店堂，我就发现了这套期待已久的《巴金译文全集》。淡蓝色的封面，十本整齐地排列在一起，书脊上是巴金先生烫金的手书。本来还想托外地的朋友代买这套书，没想到它突然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从天上掉下的礼物。三百二十元，不算便宜，而且记忆中，我当时工资挣得非常少，但不知那天口袋里怎么会带足了钱，难道就是为了这套书准备的？本来，那天还预备了很多节目，但买了这样的一套书，就草草收场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七年多了，这七年我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想不到转来转去，我居然来到了巴金先生生活的这座城市，时常也会从武康路走过，也曾在他的有些昏暗的客厅中小坐过。有时候我感觉到这间房子非常空阔，恍惚中仿佛可以见到他突然会从那楼梯上笑呵呵地走下来，也会觉得能够听到萧珊爽快的笑声——但蓦地，我意识到这都是文字渗入到一个人内心中所建立起的幻影……
我们的车子穿行在迷茫的都市中，往昔的场景在我的眼前纷乱交错，我的心更乱，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我突然感到夜的寒冷，内心的孤单。我知道：“巴金”这个名字在中国知识界早已成为一种象征，在他的身上，体现着接受过“五四”精神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漫长的精神跋涉历程，体现着为光明和自由呼号的无数热血青年的不懈追求，体现着迷失自我后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和痛定思痛后复苏的良知，体现着为维护表达自我的权利、捍卫做人的尊严的良苦用心。但在我，他更是一位可亲的长辈。我从来没有给他送过花，也从来没有想去打扰他，但这一次，却一定要和热爱他的千千万万读者送他远行，不为别个，单单为了他是在我人生成长中曾经带给我最大的精神恩惠的人，为了告别中国文学的一个时代——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心声，这是他的几代读者的心声，大家的心声汇聚在一起，是那句满含深情的话：巴老，一路走好。
四
十一月二十五日，巴老又一个生日到来的时候，他的骨灰将和萧珊的掺和在一起撒向大海。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我曾一惊，但迅疾又理解了，巴金先生是以这种方式最终摆脱了世俗之累。他本是一道波涛汹涌的激流，理应涌入波澜壮阔的大海，再也没有羁绊和烦恼，从此以后随浪翻转随风舞动，以晶莹的水珠昭示着他的透明的心，以翻滚的浪花表达着他的激情，以浩淼的水面呈现着他的博大，还有比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更好的归宿吗？至于名声、地位、权力等等世俗上所看重的一切，本来就与他无关，如今，在海的波涛和猛啸之中更是灰飞烟灭。
一位老师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坐车奔往吴淞口。八十二年前，这个四川的青年怀着梦想穿过湍急的蜀水正是通过吴淞口来到了上海，七十三年前，他望着这片海面曾写下《海的梦》，如今他要回归大海……遗憾的是躺在病床上，我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去为他送行。那个上午，我只有在心中默念着他的话为这位创造了生命激流的世纪老人送行：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会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生命。（《生》）
还有一段话是他的友人陈范予写下的，他也非常喜欢：
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
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战士》）
巴金先生用生命实践了这两段话的主旨，虽然一生历经坎坷，但他不悔的追求、高扬的生命激情、面对困难的坚定从未轻易改变。如今，他已融入大海，他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已化作波涛仍然在冲击着“一切陈腐的积物”，并时时给我注入了不尽的力量。想到了这些，我突然又感到，老人不曾远去，他还在我们的身边，他就在读者们的心中。
二〇〇五年十月十八至二十日初稿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三日增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