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眷恋故乡。每当听到“我住过不少小山村，到处有我的父老乡亲”的歌曲时，老家的小山村、上学时的临镇、新移居的寨子塬，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故土难离，叶落归根。故乡的山山峁峁、沟沟岔岔、一草一木，故乡的干大干妈、兄弟姊妹，使我牵肠挂肚，难以忘怀。特别是父母去世后，按照他们的遗愿，将他们送回老家后，思念之情愈加强烈。每次回老家，一上山坡，看到熟悉的山形地貌，眼前豁然开朗，心情格外激动，我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每到父母的坟前，我就像久别的游子，又回到父母的怀抱。
儿时的生活是天真的，儿时心灵的记忆是一生都难以消逝的。最令我向往的还是我的第一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子洲县槐树岔乡大窑湾行政村丰山村民小组。
它在我的心中是那么高大，那么神圣，那么令我向往。这个坐落在子洲县西北角的最偏远的村子与子长的涧峪岔乡郭家河村、横山县好坬村相连，狗叫一声，三个村子都能听见。我的爷爷最早在绥德县四十里铺的雷家圪村，父亲八岁时，爷爷去世，奶奶带着父亲孤儿寡母来到子洲，改嫁到丰山村刘家。
背井离乡，寄人篱下，使父亲从小养成了勤劳、勇敢、与人为善、吃苦耐劳的品格。十五岁时，父亲就参加了红军，然后跟刘志丹、徐海东在陕北红军、红十五军中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回村一直担任生产队干部。父亲常常用他的经历教育我们。六七岁时，天还不亮，其他的孩子还在熟睡中，他就要我们起床拾粪，喂牲口，告诉我们，人一定要勤快。十一二岁时，我和二弟就经常到山上砍柴，这几根，那几根，一冬下来，院子旁整整齐齐地垒着一堆柴火。邻家干妈经常夸奖我们。
我的童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小时候家家吃糠咽菜，靠洋芋熬酸菜充饥，到1967年、1968年天灾人祸，家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充饥全靠山上的野菜野果。山上可以吃的什么也找不到了，树上可以吃的都被采摘光了，榆树皮，就连五加皮叶子都被吃光了。打谷子扬场后剩下的以前用来喂猪的谷糠也成为充饥的食物。起初，是大人们大便不下，后来小孩儿也大便不下。一开始，我们还嬉笑打闹，到后来大便一次就像要命一样，喊爹叫娘。不少大人想方设法使小孩儿们排泄出那些干硬的死死卡在肛门里的谷糠。村上的三老舅一家，本身孩子多，家里穷，以往瘦得皮包骨头的他，几天不见，面目全非，头肿得很大，脸色蜡黄，十分怕人。大人讲，那是饿得浮肿了。看着就要饿死的三老舅一家，乡亲们这家一碗米，那家一点儿洋芋、白菜、黑豆，凑合着把三老舅一家救活了。
我们一家更是雪上加霜。原本过着吃饱穿暖的生活，因为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家里一贫如洗，成为全村最为困难的家庭。1964年小富即安的父亲，看见邻家徐干大家修起几孔接口砖窑，格外显眼，自己也要有个漂亮的窑洞，便开始扣土坯、烧砖，箍起了三孔砖窑。合龙口时大摆宴席，将多年的积蓄消耗过半。时隔不久，父亲又非常体面地为自己养育多年的二大的儿子娶妻成家，又待客几十桌。家里的积蓄所剩无几。从不认输的父亲原准备打拼几年，东山再起，谁知“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们给父亲这个村干部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公社大会批斗。父亲一生口碑甚好，好胜心极强，性格倔强的他遇此怒不可遏。一次吃饭时，一口干饼子下肚，开始吐血，患病在床，一躺三年。一个八口之家，没有劳力，没有工分，仅凭人头口粮，怎能糊口？家里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用开水泡苦菜，每人喝一碗。为了生活，二姐逃荒到安塞大姐家，不久结婚。三姐在腊月十九出嫁，由我送到姐夫家。只有十三岁的我就跟上舅舅、妗子走南路当黑户。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尽管家乡让我们吃尽了苦，受尽了罪，但家乡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烙印难以磨灭。我记着家乡的每条羊肠小道，记得小时候割苜蓿、拔猪草的生活，记得那坐落在山上的龙王庙、娘娘庙和大坪村的老爷庙，记得小时候上学的土窑洞和由父亲亲自发起、带领社员们修起的那三孔崭新的砖窑小学。记得我相依为命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记得朝夕相处的小学同学。饥寒交迫的生活练就了我强壮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受过饥寒的人最容易满足。
2000年正月，父亲去世不到一年，母亲也离开了人间。按他们的遗愿，我将他们送回老家安葬。听说父母回来，乡亲们仍像迎接亲人一样，帮助蒸馍、蒸糕、做豆腐、料理后事。出殡那天，周围村有几百人拖儿带女都来了，他们向我的父母最后诀别，场面催人泪下。最令我感动的是，一次我们回去烧纸，晚上下了一场小雪，薄薄的积雪使冻硬的路面格外地滑，就在我犹豫怎样能下山时，村上七十多岁的老支书叫着我的乳名说：“你忙，一定要走，不要怕，回到咱们村上了，我带上人给你们扫路。”话一出口，我真不知如何感激。憨厚的乡亲们，不一阵工夫，把路扫开了，我们顺利地下山了。临告别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乡亲，我的父老乡亲！这片土地养育了我的父辈，你们看着我长大，我离开村上几十年，你们仍然像当年一样关爱我。我常常想，怎么才能报答我的父老乡亲？
去年清明节我回家乡搬埋外婆，从延安起身带了酒、菜，晚上和村上的乡亲们饮酒叙话。话间有人说“能将咱们村上的路也用水泥硬化一下有多好”，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乡亲们。从去年5月份开始，我多次到子洲，到榆林，在子洲县委、县政府、交通局、残联领导的帮助下，短短几天规划、立项全搞定。在榆林市交通局，特别是在王长安副市长的帮助下，今年，通往村上的五公里水泥路修成了。当我再次回到家乡，看到宽敞平坦的道路时，有说不出的高兴。尽管我跑了腿、受了累、垫了钱，我心甘情愿，因为这里有我的父老乡亲。当我乘车来到窑湾，看到那块以村上庙会名义为我立的功德碑时，我很不是滋味。我从这条路走出去，喝这里的水长大，吃这里的五谷杂粮成人，我为他们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为了表达我的感恩之心，回报我的父老乡亲。我的根在这里，我的魂在这里，故乡永远是我的摇篮。
我永远铭记我的第二故乡临镇。我是在十三岁时坐着姐夫驾驶的东方红拖拉机，在父老乡亲们敲锣打鼓迎接拖拉机下乡的秧歌队中来到临镇的。
从1969年到临镇至1987年离开临镇，我在这里学习、工作了整整十八个年头。十八年在人生旅途中是漫长又难以忘怀的经历，更何况是在学习成长阶段。我衷心地感谢那两位好心的生产队长徐建华、高贵生。我们到临镇，二姐和孩子们是他们安户到队上的；我要上学，没有户口自然不行，是他们出具证明，使我能顺利报名。我无法报答我的姐姐、姐夫，是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从初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为了生活，我和二姐拉柴、打山杏山桃，姐弟汗水伴着泪水；为了生活，只有几岁的小外甥因用小手悄悄地拿了几个谷穗，遭受村干部训斥辱骂。二姐无地自容，小外甥心灵受到创伤，至今想起仍令我心酸。在临镇大院居住时期，两位邻家大妈对我们是那么体贴、那么关心。在临镇上学，培养了我的写作特长，使我在上学期间就能到公社办简报，回乡一个月便走上工作岗位。
临镇的寨子塬是我的第二个故乡。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一家从老家迁到塞子塬后，新户进村，没有地方，开始我们住在一进村一院破烂不堪的旧窑洞里。两家邻居，一家是五六十岁的老两口，一家是七八十岁的老两口和一个被土匪折磨傻的儿子。两邻家虽然贫困，家里杂乱无章，待人却是那么热情。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区别呢？同病相怜，自然融洽。时隔不久，又搬到离原住地两公里外的大院。一个只有几孔破窑洞的黑乎乎的大院，孤零零地住着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在小小的村上，我们搬了四次家。厚厚的黄绵土，土质松散，哪里打窑哪里塌，最后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山鸡也站立不住的崖畔上，父亲和三姐夫一起动手打成了两孔土窑洞。我们终于有家了，这成为一家人的安乐窝。我们一家在这里住了十五个年头。至今，还常常能梦见那两孔窑洞，偶尔回塬上，总想到那已满是杂草、破烂不堪的院子里看一看，瞧一瞧，仍想找回当年的感觉。
寨子塬离镇上只有三公里，两道平坦宽敞的平原，有五六百亩耕地。这里土地肥沃，光照充足，种植粮食种啥啥丰收。记得落实生产责任制后的第一年，我们家的七亩多坡地，打了七石多（两千八百多斤）麦子。一家人顿顿是白面白馍。到寨子塬，从此和饥饿告别。塬上几十户人家，本地老户能占一半，有一半则来自榆林、山东、河南等地，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说话南腔北调，但相处关系甚好。虽然称谓不一，但都十分礼貌，见长者总是干大干妈、叔叔婶婶，见同辈总是姐姐哥哥、弟弟妹妹。到寨子塬落户，为我们兄弟姊妹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使命运得到根本的改变。父亲的老红军政策在这里落实了，我在学校毕业回到村上仅一个月就到公社工作了，二弟参军回来后工作也安排了，三弟也走上了工作岗位。在父母年事已高、再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之后，我将他们搬到临镇街上住，以便照顾。起初，父母是坚决反对的，他们离不开这个属于他们的家，他们离不开这片使他们过上幸福生活的热土，他们更离不开这里的乡亲。
我们家虽离开了塬上，心里却永远惦记着这块令我们重获新生的地方！我在政府工作时，为村上修了四间平房，作为学校。一次回村上看到和我一起玩过晒得脸色黑里透红的海树，他说：“雷元富你现在当官了、享福了，想办法把咱们塬上的引水工程搞一下，再不要让村里人赶上牲口驮水了。”非常平常的几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是的，我们享福了，他们还在赶上牲口驮水；我做官了，他们还在黄土地里打拼。我回到区上，当即请相关部门拿规划、做预算。为了保证村上饮水用电的便利，我否定了继续用柴油机的方案，决定架高压线，这要多花十几万。我请市供电局的领导现场办公，拍板定案。村上的饮水问题终于解决了，我的心病了结了。
对临镇，我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的每个村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在下乡的日子里，村干部和村民我都熟悉、了解。今年特大水灾后，我立即想到了临镇。已经退居二线的我，乘车从延安出发沿南泥湾一路看下去，想到寨子塬看一下，镇上领导说路冲坏了，我想再看一看塬上的乡亲和我们居住过的地方。要到碾盘沟去看，路上搬迁出的乡亲告诉我，路冲坏了进不去。到临镇安居点，看到似曾相识、面容憔悴的乡亲，我的心沉甸甸的。在镇上救灾的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明向我提议，请我动员在延安工作的临镇老乡慷慨解囊。我回来打电话相约，很短时间，几十个人给临镇捐款捐物价值达四十多万元。
在临镇捐款结束后，我再次来到碾盘沟。这是我妻子的家乡，因此，我对这里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区委宣传部工作包村期间，我通过多方筹资把这个村所有的沟地全部推平，建起了党员活动室，搞了人畜饮水工程，使家家吃上了自来水。我应该报答他们！
在父母双双离世后，我倍加尊重、关心我的岳父岳母。我深切地体会到，父母是自己的天，他们一旦离开，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好多要请教的事只好自己做主；父母是儿女的家，父母一旦离世，那么家就没了，便有无家可归之感，逢年过节无处可去；父母是遮风挡雨的伞，父母在世，回到家中，他们总是唠唠叨叨，问个不停，儿女有事，他们会忙前忙后甚至挺身而出，百般关照，百般呵护。
父母走了，岳父岳母就是自己的天、自己的家、自己的伞。我和妻子结婚后，和岳父一家相处十分融洽。在我们没有订婚之前，下乡经常在他们家吃饭。记得刚参加工作第一次到他们村上去下乡，有一位拉着棍子的白发老人到处吼叫找我，请我吃饭，说我和他孙子德胜是同学。这位老人就是我后来的妻爷爷。
和妻子在一个单位工作，与他们一家经常往来，所以相互了解，相处和睦。妻子对我父母体贴入微，令我十分感动，所以我从不计较妻子给他父母买东西、送礼物。岳父喜欢喝酒，我们经常给买酒，时间长了，岳父酒不多了，就旁敲侧击地提醒。妻子经常给她母亲买苹果，岳母吃上苹果高兴地说：“这苹果凉凉的。”有一年过节，我对妻子说，送你们家两副对联，给爷爷的一副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似南山不老松。给父母的上联是：热热一壶热烧酒；下联是：凉凉两颗凉苹果；横批是：一对老家伙。妻子告诉她妈后，岳母骂道：“给吃给喝，吃上点儿，喝上点儿，不给吃滚他妈的人。”这骂既有责备，又有几分兴奋。
岳父岳母在弥留之际，仍念叨着我。
我的心中永远牢记着故乡丰山村，永远牢记着第二故乡临镇，永远忘不了寨子塬、碾盘沟，忘不了我工作过十一个年头的南泥湾，忘不了南川及宝塔区，永远铭记着这里的父老乡亲。我的爱像陕北的黄土那么厚重，那么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