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一位朋友无意中拿出一大堆票证，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因年代太久，颜色褪减，失去光泽。这些斑痕累累的布票、棉花票、粮票、白糖票、肉票、豆腐票，买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的票等等的票证，就是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的真实记录。眼前的票证，不由勾起我对一票难求时代的回忆。
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由于物资匮乏，人们的衣食住行所需的不少东西，都要凭票购置。食堂吃饭要粮票，商店买布要布票，过冬棉衣要棉花票，要买当时的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手表，都离不开少得可怜的票，就连喝点儿糖水也要有白糖票、红糖票。逢年过节买肉、买面、买烟酒都要票，那个年代没有票证几乎是寸步难行。
物资的紧缺，使得粮站和供销社成了热门单位，主任的权力无限大，除了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两个一把手无须低三下四地哀求外，其他人都要笑脸相迎，投其所好。
人们想方设法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好在临镇公社当时的供销社主任和粮站主任都是人品很好、非常随和、能体谅平民百姓的草根官员，他们没有那种官架子，也不耍特权，在老百姓当中口碑良好。
自古以来，老百姓当中流传着“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说法。那些手握一点儿实权、利用手中权力坑害黎民百姓的办事人员，至今想起，仍令人气愤。
上高中时，有一段时间在灶上买饭票必须用粮票兑换，交粮票必然要到粮站拿上玉米经主任批了后换粮票。那次换粮票，我让粮站那位刁钻的验粮员整得死去活来，至今恨之入骨。
对一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在校学生而言，要交粮票谈何容易。首先是没有粮食。寒冬腊月的早晨，我和二弟穿着单薄的衣服，天不亮就每人拎一个筐子到社员们掰过的玉米地里拾玉米。刺骨的寒冬滴水成冰，每翻一株玉米秆，上面那薄薄的积雪和厚厚的冰霜在手上融化，冷痛难忍。令我们兴奋的是，大集体晚上夜战，总有好多掰不净的玉米棒子被我们拾到。不一会儿工夫，每人可拾到一大筐子玉米，能满载而归。我们不知冷寒，格外高兴。记得一天清晨，我们弟兄俩拾玉米时，被路过的一位老师看见，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惊奇地问我：“天这么冷这么早，你们就拾玉米了？”我说：“没事，习惯了。”那位好心的老师凝视着我们，眼睛湿润了。
不知劳累了多少个寒冷的早晨，我们拾了有一百多斤玉米，脱粒后满满地装了一麻袋。心急火燎的我借来架子车，拉到粮站，拿出从大队开出的在公社“革委会”又压了红章大印、粮站主任龙飞凤舞地批了的信，小心翼翼地交给那个没有一点儿笑容的验粮员。他没瞅一眼，胳膊一扬说：“玉米不干，晒干后再拉来。”我几乎带着哀求说：“我们已经在家里晒了好几天，热炕上又烘了几天，连晒带烤十多天了，怎会不干呢？”验粮员很不耐烦地说：“我说不干就不干，拉回去再晒几天。”无奈中，我将玉米拉回，在热炕上又烤了七八天。再拉去，还是那句话，而且态度非常生硬。我生气了：“让我再拉回去，我没地方晒。”验粮员胳膊一扬，手一指：“背到那上面晒，那么大个地方，看你有多少玉米！”身体瘦小的我无奈中分四次将一麻袋玉米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背到粮站库房的窑背上。偌大一块地方，倒着百十斤玉米。我上午十点左右从学校快步跑到粮站，将玉米摊开晾晒，下午放学过去拿着簸箕、扫帚又堆起来盖上塑料布。每隔三五天，请那位验粮员看一次，得到的回答仍然是不干。我十分无奈地翻晒着那点儿挨饿受冻中拾来的果实。
在食不饱腹的年代，人吃不饱，牲畜挨饿，就连那些讨厌的麻雀叽叽喳喳地也在寻觅食物。由于没有人照看，我的那点儿玉米成了麻雀的美味佳肴。每天我过去，总有上百只麻雀在叽叽喳喳地争吃，欢叫。看着一天天减少的玉米，我气愤，又非常无奈地哀求，那位像瘟神一样的验粮员却始终没有“开恩”。半月下来，百十斤玉米让讨厌的麻雀吞食了，留给我的是一大堆麻雀粪和对那个丧尽天良的验粮员的记恨。
至今我还不明白，那个验粮员为什么对一个贫困潦倒的学生如此苛刻、如此无情。从此，我知道了老百姓的难，体味了一票难求的苦滋味和对赃官贪官的仇恨。
买布难、买面难、买米难，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买什么东西都难的记忆。在家中，在昏暗的深夜，常常能听到父母无奈的叹息，七八口人共发得一丈二尺布票，马上要到盛夏，总不能在六月天还把这烂棉袄棉裤穿上吧？春拆夏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了平民百姓一年四季更换装备遵循的规律，其中有父母多少煎熬、忧愁和无奈的泪水。
妻子经常讲起自己因为穿一件条绒上衣，使父亲遭受的灭顶之灾。1963年，妻子村上分来五尺黑条绒布，时任生产小队长的岳父，挨门挨户问谁家要买这几尺在当时最好的布料。跑遍全村，都说没钱，买不起。岳父当时家境比较好，将五尺布料买回，为他的大女儿做了一件黑条绒布衫。谁知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工作组抓住这五尺条绒和妻子穿的这件上衣大做文章，运动一开始，他们就逼着岳父交代其贪污问题。生性刚直、为人正派的岳父从来公私分明，不要说自己贪污，对其他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都疾恶如仇，现在说他贪污，他感到遭受莫大耻辱。他据理力争，要求工作组的人拿出证据。工作组的人说：“你女儿穿的条绒衫是最好的、最有力的证据。全村人就分来这么几尺条绒布料，其他人连做鞋用的布料都没有，你的女儿能穿上这么好的衣服，这和旧社会的地主富农有什么区别？”
在那疯狂的年代，工作组什么话也可以说，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刚直的岳父一气之下，得了重病，卧床不起，年仅四十一岁就撒手人寰，这成为妻子及一家人终生的伤痛。就那么一件衣服，可以置人于死地，使人家破人亡。岳父去世后，留下了岳母和三个孩子，妻子最大，当时十一岁，最小的内弟仅有一岁。（后岳母从马家改嫁到候家，和现在的岳父重新组建家庭。）
我参加工作，已是1975年了，购物几乎都得有票证，没有票证吃不上饭，出不了门。如果要跨出省际，必须要提前几个月换取全国通用粮票，陕西的粮票只能在本省范围内流通。
20世纪70年代，青年男女结婚最为盛行的聘礼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这三大件。有这三大件可谓完满婚姻，没有三大件就有遗憾，有的甚至告吹。而这三大件都是凭票供应。临近年关，结婚办事的早早安排人说情，千方百计地弄到一张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的票。三大件也有当时被视为名牌的飞鸽车子、上海表、标准牌缝纫机，有身份有后门的人才能买到，普通百姓只能望眼欲穿。
1975年腊月的一天临镇逢集，来赶集的人成群结队，抢购货物，置办年货。我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村支书一大早来到公社找书记。我说书记下乡不在，你有什么事过几天再来，要不由我转告。老支书心情沉重地说：“今天来了，就不准备回去，见不了书记事办不成家回不去。”我感到事态的严重，让他耐心等待。夜幕降临，公社书记骑着他那辆全机关唯一的飞鸽牌自行车回来了。老支书紧跟其后来到书记办公室。我赶忙给书记生炉子。公社书记非常客气地问老支书：“天黑了，你等我有什么事？”老支书话没出口便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在一旁的我真不知如何是好。经验丰富的公社书记说：“有什么事慢慢说，天塌不下来。”老支书一字一顿地说：“儿子今年二十七八了，没结婚，三大件几年时间买下两件，一台缝纫机、一块手表，儿媳非要一辆飞鸽自行车不行。今年腊月自行车买不下，儿媳就不跟了，儿子这辈子就要打光棍了。老婆想不通，骂我三十多年村干部瞎当了。请书记看在我几十年村干部的面上，想办法买辆飞鸽牌自行车。”军人出身的公社书记，看着泪流满面的村支书，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了，偷我也给你偷辆飞鸽牌车子。”
雷厉风行的书记打电话把供销社主任叫到办公室。主任束手无策，今年的指标全部用完了，明年的现在下达不了。公社书记摇电话请求姚家坡劳改农场派辆车，他专门上延安找商业局长。公社的举动使心灰意冷的老支书喜出望外。第三天，公社书记带回来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一对新人如愿以偿地成家了。
那个年代，买不到三大件的不计其数。就连堂堂的公社也只有三辆自行车，公社书记一辆，“革委会”主任一辆，另一辆旧得连后座架都没有的秃尾巴车子，成了办公室的抢手货。看到现在领导高级、豪华小轿车挂着那特别的车牌号，我自然想起公社书记、主任自行车后边用红漆漆的1号、2号标志。那1号自行车出去时多么威风，那么令人羡慕。
那段岁月已经过去，留在脑海的记忆难以忘却，夜里做梦，还在寻找我的那辆秃尾巴的坐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