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眨眼三十六年过去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昔相比，天地之差。
难忘2月14日。
更难忘1975年2月14日。
今年2月14日适逢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大年初一。
吃过饺子，追忆往昔，大年初一话当年。
1975年2月14日，是农历乙卯年正月初四。在我离开校园回到农村半个月之后，突然接到临镇公社党委的双联便函，要我当日到公社报到。我被选聘为延安县路线教育宣传员，我工作了！
喜出望外的我，身着棉袄棉裤，外套是上学时穿的蓝中山服。一条毛毡，一条棉被，还没有床单，一个枕头且没有枕巾，所有这些行头用一根绳一捆就到公社报到了。铺盖放在公社办公室的门口时，不知内情的同事，压低了嗓音问：“你犯什么错误了？”我摇着头说：“我没犯什么错误。”“那你……”对方的话再没往下说。不言而喻，你这副样子，绝对是来挨批判的。
没几分钟，办公室主任和会计就将我安排好了，我同办公室主任住在一起。公社的那位慈善的老会计，操着浓厚的吴堡话说：“看这也是个惶娃娃。”就破例将公社的床单、被套、枕巾借我使用。我成为办公室主任的助手，负责抄写材料、刻印简报、编写广播稿，处理办公室的零碎事务。
公社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五名领导有一名书记、一名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一名副书记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脱产、两名“革委会”副主任，还有十二三名正式干部。其余是亦工亦农人员，大师傅、管理员、广播站的工作人员和七八个路线教育宣传员，近三十位干部挤在十六孔窑洞里。
当时的公社干部和当时的贫下中农一样，衣食住行、办公条件、工作环境是令现在人难以想象的。
公社机关只有三辆自行车，党委书记一辆，“革委会”主任一辆，另一辆破旧不堪的由办公室安排作为应急的交通工具。几位副主任因为用自行车不时还闹得很不愉快。一日三餐，粗粮为主，早上是玉米馍洋芋条，中午白馍或面条，下午则是两面馍或小米饭。
全公社只有公社办公室、派出所、邮电所、粮站、水文站、供销社，各有一部手摇式电话机。
干部下乡把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一背，徒步而行。当时流行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公社书记是“东方红”（拖拉机），大队书记“小东风”（手扶拖拉机）。
当时的公社书记牛，在那个年代，书记一语定乾坤。招工一点头，单位也定了；征兵一句话，就走了；农转非表一给就成了。公社干部牛，一句话就可以使贫下中农热血沸腾，一句话就可以使地、富、反、坏低头认罪。公社的话，就是党的话；政府的话，就是法律。
政治挂帅，学习第一。每天早上要把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文章学习，梁效的文章不知学了多少遍。大会战的工地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每个大队的会战点都有自己的战斗口号，什么“日战太阳夜战星，没有月亮点马灯”“每天地头三顿饭，顿顿都提饭罐罐”“真革命假革命，关键时刻看行动”“学大寨，赶昔阳，人均产粮跨长江”……就连村名都改成东风、向阳、红旗、红卫等等。
那时的年轻人一心想工作，没有半点儿私心杂念。大龄青年择对象，首先看对方的出身好坏（家庭成分），干部中也有人提出找对象的五大标准，即政治可靠是党团员，身体健康像运动员，长得好看像演员，工资能挣五十元（我们当时每月工资仅有三十元，还要交生产队十八元，自己只有十二元生活费），脾气好得像服务员。这只是底下议论，谁敢大胆说出去，就是低级下流之辈，轻则被人讥笑，重则上会挨批判。
农村青年男女更可怜，有些女孩儿找对象，提出必须是一工二干三军人，死活不嫁受苦人（指农民）。离姚家坡劳改农场较近的女娃提出，宁找一个就业犯，不跟一个受苦汉。就业犯就是劳改农场刑满后表现比较好、有一技之长的留场人员。这些当然要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批判。
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那个年头的时髦话。生产队社员不能有自留地，养猪养羊养鸡都要限制数量，多了就成了资本主义；偷买偷卖，就要戴上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这年冬天公社在寺沟村召开了一次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把几户农民家里的几个柜子、桌子搬到台上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说实在的，那几件东西现在送人只能当柴烧。
那个年代，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越穷越对，越穷越光彩，因此有不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讨吃要饭、常年吃救济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理直气壮地喊：“我是平格淡淡的贫下中农。”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成为这些贫下中农生活的基本规律。
走进供销社，几乎看不到一件高档商品，除锅碗瓢盆外，不少东西都要凭票供应。自行车、缝纫机、的确良、涤卡、条绒等稍好一些的货物都要靠布证、棉花证、公社介绍信，就连买一斤白糖，也要凭证。青年男女结婚用的三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票证几年才能凑齐。粮站买面粉要凭粮票。先是没有粮票，公社开介绍信换粮票，粮票换好找主任，主任批了才能买到一袋标准粉。买一袋面粉不知道要给粮站主任说多少好话。过年喝酒，先到医院找打过点滴的药水瓶，洗干净后到姚家坡农场副业站托人买一斤一块三的散酒就十分满意了。能带上两瓶酒一袋面二斤肉回家过年，别人就刮目相看了，会说，当干部的就是不一样。
说实话，一年喝不上一瓶酒、吃不上一顿肉、吃不上白面大米的人为数不少。低标准、糠菜充饥是普遍现象。
极“左”的年代，多的是大会战、大批判。一年几乎没有节假日，就连元旦、春节也很少休息。1976年元旦，临镇大队的几个蹲点干部和大队干部悄悄地偷着喝酒，被领导发现，训斥一顿。下乡干部一气之下将酒瓶摔在院子里，爱喝两盅的老队长流下了眼泪。
和三十多年前相比，我们现在是天天在过年。
今天是2月14日、大年初一，是我参加工作三十六年的纪念日，我写此文权当纪念。使自己和朋友、同事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品味人生，品味社会，使我们能知足常乐，笑对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