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雷涛、高建群应市委领导邀请率领陕西文坛精英专程来延安采风——现场观摩采访延安山上建城的宏伟工程。在他们动身返程之际，宝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有明和临镇政府党委书记刘敏伟一再恳请两位大家到石村看一下，宣传一下秀才村，重要的是为石村文化村建设指点迷津。喝汾川河水成长起来的我无法推辞，在我的盛情相约下，“一家子”雷涛（省政协文史委主任）、作协秘书长解梅芳和我一行三人于3月25日乘车前往蓝花花故里秀才村——临镇的石村。
阳春三月，大地回春，从延安出发和文坛好友同行喜不自禁，平时爱写写画画的我，很少有机会和文友相聚，更没有同名家同行之缘。此时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从1969年开始，我不知道多少次往返于延安和临镇之间。上学劳动、参加工作无数次到过石村，虽是轻车熟路，这次前往却有种沉甸甸的感觉。不一会儿工夫便到了我工作过十一个年头的南泥湾，眼前一亮，格外亲切，美丽景色尽收眼底。山坡上鲜艳的桃花竞相怒放，深绿的松柏傲然挺立，柳树吐绿，杨树发芽，沉睡的大地苏醒，喷发出泥土的芳香，轻轻雾团随风飘散，油田井场的抽油机上下摆动，迎接过往的客人。顺川而下，繁忙的工地机器轰鸣，人头攒动，南泥湾小城镇建设的楼房拔地而起，麻洞川川里到处是繁忙的景象。
到了，到了，到了石村路口，首先看到了和村子对应矗立的照碑，由齐应凯先生执笔的石村赋，以其优美的文字记载着秀才村耕读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新建成的门碑精雕细刻独具匠心，两边门联“传承耕读文化，建设文明石村”几个字龙飞凤舞，道出了石村人的心声。多少年杂草丛生、尘土飞扬的进村路被宽敞的柏油路取代，两旁的迎道树像好客的石村人礼貌地直立在那里，迎接八方来客。昔日知青点窑洞一分为二，村文化室七孔粉刷一新的窑洞和新建成的村委会办公室的几间平房错落有致。“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提升素质”鲜红的大字在向人们昭示秀才村的成功之道。普法专栏、科普常识、千字文、福寿图一目了然。洁白的墙壁上“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格外显眼，仁者、义者、礼者、智者、信者都有简短的文字表述。进入石村，目睹盛况，使人耳目一新，文明之风扑面而来。
在镇村干部的陪同下，雷涛、解梅芳两位饶有兴趣地看书画作品，看蓝花花杂志，看文化室，听镇村干部汇报，听文化室负责人介绍，听农民讲述。我们为秀才村激动。颇有心计的石村人，早早准备好文房四宝，雷涛主任挥笔题写了“上了石村坡，秀才比星多”的墨迹，在一片掌声、一片笑声中流传多少年的“上了石村坡，秀才比驴多”被“一家子”的“比星多”取而代之。
我重新走进石村，重新认识了石村。当年我在延安报发表的《秀才村的年轻人》一文是那么肤浅，我要重新再写秀才村。
葛同书院——秀才村的奠基石
葛同，这位石村妇孺皆知的石村人，是石村秀才村彪炳史册的奠基者，他创办的葛同书院是石村秀才村坚不可摧的奠基石。
葛同，这位生年不详的唐朝状元，性格耿直，与人为善，擅长文学、诗歌、书画。相传曾任长安节度使，参与编撰翰林院修史志。陕北人豪爽倔强正义的性格，使他在主持编撰中真实记载了一些上层贪官污吏的肮脏历史，被诬陷贬为幽州刺史。不久又遭奸臣陷害被贬为庶民，回到故乡石村。满腹经纶的葛同回乡后，在自己的故乡石村创办书院（学校），占地二十余亩，免费为乡民子弟教书。葛同成为库利川书院（今汾川书院）的创始人。葛同书院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桑梓学子。葛同书院远近闻名，书院学子功成名就者大有其人。
从唐初至清代，在葛同书院和临直书院曾出状元九名、榜眼八名、探花九名、进士四十九名、举人七十九名、生员（秀才）一百四十七名，有人考升为大学士，有人在国子监、太学任职，还有人考任尚书、节度使、刺史、巡抚、总督参将、知府、千总、县令等官职。
葛同病逝后，家乡人为纪念他，便将书院遗址及周围这块土地简称为“葛同院”。书院在南宋时期遭受破坏，后因战乱屡遭毁坏多次修复，在同治六年回民起义中被毁于一旦。
饱经风雨沧桑，书院不存在了，书院精神却永远留在石村，留在临镇乡亲的心中。时至今日，石村人仍亲切地称那块地为葛同院。葛同院是秀才村的根、秀才村的魂，石村耕读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根在葛同院，魂系葛同院。称葛同院是秀才村的奠基石最为准确。是葛同书院使石村人牢记儒家思想，铭记仁、义、礼、智、信，弘扬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彰显着儒家文化无穷魅力！
石村寺台山脚下，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牛家大院遗址，进士及第、拔贡探花院落，瓦窑遗址，碑林遗址等八处有价值的遗址，是石村葛同文化延续的见证。我们甚至惊喜地发现著名的陕北民歌《蓝花花》也是1942年由鲁艺艺术家孔厥、袁静在石村的土窑洞里编创出来的。这里曾留下周扬、贺敬之、郭兰英的歌声，这里曾留下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林彪、聂荣臻、习仲勋、王震、马文瑞的足迹。
石村俱乐部——秀才村的传承者
文化的种子在石村生根发芽，文明的大树在石村开花结果。一代一代石村人传承着葛同院的文化，传播着仁、义、礼、智、信的美德，享受着文化教育给他们带来的丰硕果实。
1956年秋天，由主管村文化工作的农民马西宗负责，热心文化事业的年轻人刘彦亮、白生福、张文学、雷树民等参加，一个村级的文化机构——石村俱乐部成立了。老百姓有句古语：秀才学阴阳，一拨就会。几个年轻人凭着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施展才华，大显身手。俱乐部成立了，下设宣传组、文艺组、创作组。俱乐部活跃在汾川河畔，活跃在蓝花花故里，成为南泥湾川里的文艺轻骑兵。宣传组的刘彦亮、白生福，经常身背幻灯机和银幕，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奔赴临镇公社十六个生产大队四十几个生产小队义务放映演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好人好事，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
创作组创作出乡土气息浓郁的地方小戏《腾出手》《入社》《人往高处走》《穿错裤子》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他们自己动手制作各种乐器和道具，自编自导自演，在同年延安县文艺节目会演中，受到地、县领导的表扬和文化部门的嘉奖。仅两年时间，村俱乐部先后获得省、地、县颁发的锦旗一百多面。1958年，石村被评为省级文化先进村，俱乐部负责人出席了延安地区和陕西省文化工作表彰大会。俱乐部的几个年轻人以饱满的激情，传承着秀才村的文化，担当着耕读文化的重任，传播着浓浓的文明之风。
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得俱乐部停办了。更令石村人没有想到的是，秀才村遭受了灭顶之灾。养育了多少国之栋梁、被村里世世代代敬仰的牛家大院被横扫了，坐落在村边台上的进士及第、拔贡探花院落被拆除了，矗立着一百多块历朝历代名家名人书画碑的碑林被打砸了，重文好学、崇尚文明的传统美德遭到践踏。石村人的心在颤抖，在滴血，他们在徘徊，在观望，在祈祷，他们盼望葛同再现！
石村文化室——秀才村的复兴者
“文革”尚未结束，社会稍有平静。1972年石村俱乐部改名为石村文化室，重整旗鼓，开启了秀才村文化复兴的伟大征程。在公社卫生院工作的牛文耀等人以满腔热情开始忙碌奔波。他多次到我办公室、家中一起商议文化室的工作。热血青年牛兆兴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投身于秀才村文化复兴的洪流，担当起先辈们赋予的重任。
秉承“以农为本、勤劳朴实、重文好学、耕读传家、学优入仕、报效国家”的光荣传统，在认真阅读历史、认真分析现状、认真规划未来的基础上，宣传组、创作组、文艺组按照分工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
1986年9月9日，在石村的一孔土窑洞里，七名热血青年自筹资金，成立了“汾川河文学社”，油印编发出《黄土地》刊物，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风靡陕北。不久又有二十九名成员入社，他们来自汾川河流域。开弓没有回头箭，文学社像当年的俱乐部一样创作诗歌、散文、小说，扩展书法、绘画、剪纸、根雕，文学社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短短几年，有八十多件作品受到市、县文化部门的奖励。村文化室负责人出席了省、市、区文化工作经验交流会，他们创作的《赖婆婆》《逃婚》《入党申请》等地方小剧深受群众喜爱。
2002年6月，石村文化室在延安举办了石村农民书法展览，出自石村农民之手的二百多件作品使城里人震惊、感叹。同年底，石村文化大院和村文化碑林建成，弥补了文化阵地的空白，再现了当年葛同书院石村碑林的风采。之后几年，由牛文瑞主持石村文化室编印的《石村诗歌集》《石村书画集》《石村图文集》《石村名人录》等九本村文化史料问世，这不能不令人赞叹折服。
2004年9月，原来油印的《黄土地》小报正式改名《蓝花花》，成为一个村级文化组织创办的民间文学杂志。这个蓝花花故里的独特刊物已出版六期，会员达到五十六名，在省、市报纸杂志发表文学作品两千八百多篇，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乡土文学作者。
有着书画爱好传统的石村农民，书法绘画是他们的一大亮点。村文化室先后三次在延安举办农民书画展，村上现有书协会员三十二名，其中有八名成为省书协会员，十名成为市书协会员，十五名成为区书协会员。他们有一千三百多幅书法作品发表在省市报纸刊物上。
秀才村名不虚传。一个仅有一百六十五户、六百一十六人的村子，现在在外工作人员有五百多人，其中省部级干部五名、地市级十名、县处级十五名、科级干部七十多人。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全村共有三百八十多人考入大专院校。其中硕士研究生十名、博士研究生八名、博士后两名、留学生六名，为国家输送了许多有用之才。
秀才村的变化，记载着葛同的辉煌，记载着马西宗、刘彦亮、王德成、牛文旭、牛延峰、刘宏章、王有明等热爱家乡和奉献爱心人士的功绩。秀才村的传承者，正在谋划着秀才村美好的未来。我坚信，有牛文瑞、牛兆兴等一大批热心文化事业的奉献者的不懈努力，秀才村的未来会更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