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局的老白局长从岗位上退了下来，要去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瞧女儿。平时都结交的一帮子忘年交，这次却要和一个领头的分别，而且是要远涉重洋去那么远的地方，所以，能划在一个圈里的都被通知到大众照相馆里照相。在黑黢黢的照相馆里坐下了黑黢黢的几排人，灯光师开了灯对光调整位置。就在这时，摄影室的门突然被人打开，一团刺眼的光亮就把一个黑影子送了进来。我便定睛一瞧，走近光灿灿的众人面前的竟然是一个体弱矮小其貌不扬的家伙。这小子仿佛是见到久别的老熟人似的，与各位又是握手又是打招呼，还频频抱拳向大家致歉，最后还非要挤到老白局长身边抢着往下坐，好像这次离开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似的还强拉起老白局长的一只手握着，似乎想用这种亲密的方式，来充分表示他和老白局长的关系的确与众不同。闪光灯闪了一下，定格在照片上的他，就是笑得比别人灿烂开心。这就是我对这个方强强的最早记忆。
说来也是的，老白局长去了那头不到一年，就因车祸死在了那里。在给发唁电的名单上，又是这小子头一个把自己的名字潦草地写在了前头，好像不论欢喜还是悲哀，他总是显得最当紧最厉害。其实，对于像老白局长这样被县里人公认的老文人，一般人不敢妄自尊大在其面前舞文弄墨咬文嚼字胡张狂，唯独他敢。他敢在老白局长的大办公室里扯着嗓子口若悬河地谈文学，他敢平起平坐与老白局长吆五喝六地划着拳喝酒，而且两人一喝就是一瓶。酒当然不是什么上好的酒，当然上好的酒，他也不一定能买得起。这酒谁都晓得是他揣在怀里拿进去的一般烧酒。老白局长不可能把自己藏在柜子里的好酒拿出来给他喝，舍不得。老白局长这些年创作出版的那几本在省内外颇有影响的大作，奠定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地位和威望。老白局长这么大的学问，别人见他都是敬畏，绝不敢有什么造次。而老白局长却对敢在他老人家面前造次的他，居然褒奖有加，很是欣赏。老白局长说他人小志大，必有出息！不管在什么场合听到这话，别人才敢放下对老白局长的尊敬和敬畏，说再有本事的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老白局长走了，可那话还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不过，如果谁再嗤之以鼻计较这些话，说走了的人没意思，那么，活着的人就更没意思了。
那年初次见到方强强，还以为他就是个在县城里到处混饭吃的家伙，看那打扮，常常是土里土气不修边幅；瞧那穿戴，衣服皱皱巴巴，有时领子和袖子颜色还做得不一样。特别是该用白线缝在别的什么深颜色上的假领子，却用成了黑线或蓝线，叫人一瞧，就能够瞧得出就是自个儿坐在灯泡下吹着口哨粗胳膊硬手缝的大针脚。后来，我才晓得他没有妈，父亲只顾在一个基层粮站上当大师傅，忙得常不回来。这个家就靠他来打理照料，想必弟妹便也在他掌管的这个小圈子里受着同样的磨难和煎熬。
就这样一身行头，还有事没事直往一些单位里跑，也不是什么单位都穿着缝补了别样颜色的皮子的大头皮鞋往里蹿。还是主要的有选择地去一些跟文化沾点儿边的单位，经常拿上一两篇用圆珠笔写在纸上的什么文章，去跟人交流探讨。去了也翻阅一些书报杂志，有时也跟人伸手要一两沓稿纸或信封。如碰到也有前来办公做事或串门的熟人，便也人模狗样地与他人交谈甚至是争辩，理性很稠，别人不服气，彼此就会红脸。他不怕，人家有身份，当然就怕别人笑话。争吵到最后，他本来是赢家，也会立马软下来，说几句软话还捎带着幽默诙谐，意思是别把事往心里去，其实就是几句话不是？说过了，也就随风散了去，以后谁也再不计较。这不说白了不是？唯有他不吃着公家这碗饭，人家红过了脸，照样还该干吗干吗，他却怕就此得罪了人，以后再不好来往。
后来，不知是从哪儿得了一些关于我的风传或谣言，说我在某某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过小说，而且说是几万字的中篇小说；还说我在外头有门道，认识的名人多。于是，他就来找我借书。那天早上，正好是下课后的课间活动，谁知在到处都密匝匝的人群中，竟然蒙混进来一个他而没被门卫发现。等他一直藏在学生中间走到我的近旁叫我“大哥”，听着声音比我的亲兄弟叫得都甜，就是在人群中只闻声，瞧不见其人。终于找到了，才发现唤我大哥的人竟然是他。
进到我的办公室，见他一脸的热情，把我按在椅子上，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他是如何蒙混过关的惊险过程。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星子四溅，完全是反客为主的神气样儿，我却好像成了个客人，瞪着眼睛被动无奈地听他讲述。当他知道我叫来几个学生有事要忙，他便拿起那本杂志要走。我这本发表在省级一个刊物上的小说，也好像着实让他羡慕不已。他主动拉起我的手，握了握，然后就又同来时，小小的个子仍然藏夹在学生中间走了出去。当然，这是我们单独会见的第一次。从此以后，无数这样的情形，我真的无法一一记清。可这一次却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眼角上残留着眼屎，说话时，嘴唇上那几根稀疏的胡须随着两片嘴唇或张或合地闪动，一股或许是还没有完全消散尽的昨天什么时候喝过的残存在口腔或食道里的酒气，从根本没有刷过的大黄牙的缝隙中喷射出来，看似不雅，闻之难闻，声音里总有激情，总有味道。
此后，方强强便常来往我在县城教书的这个学校，多是神出鬼没的偷袭，没准确的时间，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有时一天来几趟，有时一两个月也不来一次。有时白天来，有时又是晚上来。往来的方式，我从不过问，既然来了就有来的道理和办法。一般是他自己不打自招自己往清楚里说。有时也不免夹杂着从别的武侠小说里学来的几个招数，多半是夸大其词添油加醋地说着让我信服。
后来才知道方强强也写诗，有时也写散文，有时还写一些新闻通讯，送到广播站，晚上站在桥头的电线杆子下等着听。得了稿费就买烟抽。至于买什么档次的烟，那就要看得稿费的多少。诗歌是他的主打写作对象，一般都短，写不长，就那么几行，最长的也就十几行。没有什么哲理，多是些歌功颂德表扬好人好事的句子；也没有什么格式，注重的是押韵，像打油诗或顺口溜。让我看过几首，请我提意见，我说还不错，拿红笔给他改了几个错别字。明知是违心，却不敢挑出来伤害他。他明知真错了，还要与我强词夺理地瞎争论上半天，最后肯定是要服服帖帖地说软话认输的。不过，他最善于瞧人的眼色行事，见你真的露出不悦之色，他必转怒为喜破涕而笑，顺应到你的这种情绪当中。硬得快，软起来更快。但真正黏糊到了你身上，绝对不像假冒伪劣的狗皮膏药，叫你欲甩无法，欲罢更不能。
我那时候正在读高等师范的函授班，每个假期常要到地区学习考试。这事情，我也是无意中说给方强强听的。他见我的办公桌上堆了好多的书在忙着读，便随口说，到时候他也去。说过这话，很长时间就再没有来找过我。知道他不来找我的理由，却不是感激他，反倒埋怨起他的不是。有时看书觉得乏苦，也会想起他的诡秘和好多好多的洋相，不觉要笑，因为笑了他，就肯定是在想他。难道出没无常的他来往也像女人那样有周期吗？
这个暑假到了，终于要去地区参加考试了。那个早上，我起得很早到车站，却与早已等候的方强强碰在了一起，自然都是欢喜，便问他去地区干吗。他说了一个字：“逛。”当然细节再不能问及，就说些其他的话，如文学，甚至具体到诗歌。他突然从怀里摸出一本杂志，光看封面花花绿绿的是俊女人相，其内容却是本文学刊物。
车开了以后，方强强一直低头就着车窗外微弱的光线瞧。没有了往日的喋喋不休和滔滔不绝，我还真有点儿不习惯。便问：“为什么不说话？”他答：“必须到石湾镇时读完它。”说话时仍然没抬头。我没问为什么，却在心里老想着这是为什么。
汽车一路上就是这样颠簸摇晃，到了中午，车内闷热难耐，旅客们都默默无语，似乎都在昏昏欲睡。终于熬到了晌午，老掉牙的解放牌汽车才驶进石湾车站，要停留半个小时，这里有林场有煤矿，上下的人还真不少。车门打开，有人嚷嚷着：“汽车要加水，咱们去放水！”我便也随着人群走下车，这时却不见了方强强。又去车上瞧过一次，还站在不大的土院子里四下张望，想喊，却紧闭着嘴怕喊出来叫人笑话。
过了一会儿，见这小子领着一辆吱吱扭扭的架子车进来，推车的是个跛着脚的老汉，车上载着两大筐子盖着盖子的什么东西朝车屁股那儿走来。我好奇地凑到跟前，他则叫我帮着往车顶子上装，我便和老汉抬着往上递，他却矫健地倒趴在汽车尾部的梯子上拼命地往上拉。两个又大又重的筐子终于给装上车了，汽车也发动起来，司机扯着嗓子喊人上车。瞧着他给跛脚老汉的那卷钱，和两人四只手数来数去的神情，感觉应该是个不小的买卖。但是，一直在纳闷：这小子买这么多的东西干吗？汽车终于又摇摇晃晃上路了，我终于憋不住了便问道：“筐子里装的是啥？”他还扳着手指头算着账，随口说：“桃子。”我不解地又问：“买这么多的桃子送礼？”他停住算账，仰望着我反问道：“送礼？我还等着别人给我送呢！我这是拿到地区卖了做盘缠的。”我又问：“那你怎么卖呀？”他似乎是很有把握地说：“在车站那儿朝卖瓜子的老太太借杆秤，三两下就给卖啦！”说得很是轻松，很是轻描淡写，只有从这神出鬼没的小子嘴里说出来，我才不得不相信。
到了地区车站，已是下午，我忙着要赶去招待所报到，就先坐上公共汽车走了，至于方强强怎么去借秤，怎么去卖他的两大筐桃子，就任凭他使足吃奶的本事瞎鼓捣胡折腾了。
直到晚上，方强强才一手提着两瓶啤酒，一手提着一袋子桃子找到了我住的房间。见我光着膀子看书正在劲头上，便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咬开啤酒盖子咕咕地独自喝了起来。等我把该准备的东西抄写停当，他已经把一瓶子啤酒灌下了肚。接下来的戏就好像该由他来唱主角了。他先是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了他在车站卖桃子的运气和收获，就连两个小时所赚的分分毛毛，都给我坦白了个仔细。然后才说到运气，说是卖桃子时认识了一个在这个招待所当服务员的姑娘，两人一路相跟着来到招待所，刚才那个姑娘还请他在餐厅吃了一碗羊杂碎呢。我好奇地张大口说：“你这叫运动战加阵地战。”他说：“虽然没学过什么兵法，可真正有了情况，光机智勇敢大大地不行，还要出奇制胜。哈哈，今晚上就只好在这里跟你挤一个单间凑合一晚上了，明天，她答应给我找个住处。”说着就脱去身上的脏衣服脏袜子，而且是脱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像只被褪去了毛的猪，然后就麻利地光着身子钻进被窝。他做这一连串动作，丝毫没有顾及我的存在和我是否在意，好像是第一次来我学校时喧宾夺主并且反客为主那样的情景，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又重现了，似乎这一切应该就是这么顺理成章。他没再说多少关于那个姑娘的话，只告诉我，那个姑娘叫云雀，说话很好听，模样美极了！还没有等我弄清楚美极了是个怎么样的美法，他就呼噜噜打起了鼾声。整整一个晚上，在身边一个脱得精光的身子和那如雷贯耳的鼾声肆无忌惮的干扰下，我几乎一夜没睡，睁着两眼熬到了天亮。到我起床时，还瞧见他露着屁股睡得很沉。我真不晓得，他一晚上连着出去尿过几次，如果碰见什么人该有多尴尬，反正不知他是不是尴尬，我倒觉得着实是一种尴尬。
好几天，我都在忙着听课记笔记背那些大段大段的古人写的文章。每天不厌其烦地在一个大会议室临时改成的大教室里重复，枯燥乏味无聊的重复，使我把那些本来素不相识的外地同事也都结交成了朋友。他们居然给我占听课的位子，居然从包里摸出一把才红了盖盖的大枣给我吃，居然还拿出与家人合影的照片让我瞧，以此来表明彼此的关系和信赖程度。几天后，那个居然叫我瞧过她和爱人合影照片的女教师，再次拿出那张照片，小声对我说：“他不如你，你长得真帅！”她分明是指着照片上的他说不如我。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不如我是对我的夸奖还是贬低，只明白，她还穿着刚结婚时穿的红皮鞋，就在一个外人面前这么露骨地指责和控诉起了她的男人。这当然不是我的错，即使我在某些方面长得比她男人英俊潇洒，那也不是我的错呀！
连着几天的胡思乱想，总是抵御抗拒不了这个红颜知己对我的诱惑和挑逗。讲台上，老教授把个历史事件和人物情节讲得绘声绘色天花乱坠，一黑板板书也写得龙飞凤舞行云流水，好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他都站在一旁才看得这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考试重点也一遍遍说得苦口婆心。可我只在心里把罗敷和李清照与她做着对比，对比的结果肯定是她要占绝对的优势，似乎在这个俊眉靓女的面前，罗敷李清照都要逊色于她，似乎所有的女人都不如她。情感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才感到爱神来敲门，竟然是这么急促和不容分说。
这小子终于来了，带着那个云雀的芳香和微笑，来跟我借钱。我当然不想在诸如钱物方面与他缠搅在一起，便用迟疑的目光瞧着他的目光。方强强似乎早已预料到我的这种态度和表情，于是，急忙改口笑着说：“看大哥你还真的当真了不是？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哈哈哈！”我便也立马变了脸色，忙说：“不是不是，我是担心会不会被那个叫云雀的姑娘把你给骗了。现在什么人都有，什么事还要多提防一些好，免得上当受骗。”他见我终于是为着他好才这样说的，并没有完全表示出拒绝。于是，又哈哈哈地笑了几声，在笑的同时，还不住地观察和审视着我此刻变来变去的表情。见我的表情和神态已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才绷住笑脸一本正经地说：“其实我是这样想，听说地区广播电台刚成立，要招收几个播音员，我想……”他尽管绷着脸，把话也说得吞吞吐吐曲里拐弯，可我还是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若有所思地说：“啊哦，原来是这样！这可是个找工作的绝佳机会呀，可是……”他见我的态度似乎明显有了转变，特别在他想参加招工考试这事上显得出乎意料地热情和支持，于是，终于将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那条本来恭恭敬敬放在地板上的右腿，又跷在左腿上，紧靠在沙发上就那样摇晃着说：“我想，我这次很有可能被招上。因为，这第一，那些文化圈里的头头脑脑谁不认识我？第二，我普通话真的讲得也不错。这第一条很重要，也很必要，起码是个优点嘛。这第二条就是个长处。如果再加上第三，这第三嘛，咱再请人家吃吃饭，送上点儿烟酒什么的礼物，这事情不就成了？哈哈，哈哈哈，想不到，跟着你老兄没白来这一趟，那两筐子桃子也没有白卖呀！”我听他说得眉飞色舞，不无忧虑地反问道：“你说你普通话说得不错，我咋听不出来？”他说：“咱平时谁说普通话，都说的是家乡话嘛！你好像不相信？不相信，我现在就给你表演表演。”他说着就忽地站起来，整了整衣领，清了清嗓子，然后扭头对我说：“就给你朗诵一首臧克家的《有的人》吧！”然后就学着演员那样扯着嗓子朗诵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对于他这样蹩脚的所谓朗诵，我早已按捺不住笑得前仰后合，我几乎是笑得流出眼泪才不得不阻止了他醋熘味很浓的朗诵，说：“快点儿打住，别出这号洋相了，人家招的是播音员，不是招演员。你那样费劲巴列的样子，不把人吓死才怪哩！不要动不动就朗诵臧克家徐志摩戴望舒这些诗人的大作，平心静气读几篇报纸上的什么文章或新闻报道，才能说明你的能力和水平，别人听着也感觉舒服实在。”我见他好像已经听得很不耐烦了，于是就立马打住我的这番滔滔不绝的空洞说教。问他：“需要多少钱？”他听到这话，脸色蓦地就堆起了笑，两只小眼睛骤然挤成了两条细缝。急忙说：“多少都行，多多益善！”我为了显得慷慨大方，故意当着他的面，翻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和提包里所有大小的明兜暗兜，只留了这几天我必须的几个房费和饭钱，几乎全部都倾囊相助。他拿了我的钱给我赌咒发誓地做了许多承诺，然后，撂下这些一文不值的空头支票，几乎是跳跃着离去。
没想到，我对方强强的慷慨解囊，却使自己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那天上形式逻辑课，本来就对这东西不怎么感冒，可偏偏又遇上一个不怎么会讲课的女教授，坐在讲台上几乎一字不差地照本宣科，这下，本来就很燥热的大会议室里可就乱了套了。有窃窃私语说笑的，有进进出出走动的，有趴在桌子上睡觉的。我却拿起文件夹给穿红皮鞋的那娘们儿画起了画。起初，那娘们儿没在意，还以为我在一眼一眼小心翼翼地偷瞧她欣赏她，后来瞧见架势不对，便跑过来抢去了画着她的几张画。准备拿在手里撕，似乎又发现还画得不错，好像觉得模样画得还挺像。于是，故意做了做要撕毁的假象，却把几张画十分小心地藏在了她的文件夹里。然后，把凳子拉到我的跟前，说：“没想到，画得还挺在行！有章法，也在门道。”我惊奇地问：“你也会画画？”她鼻子哼了哼，说：“在师范时音乐美术都学过一点儿，但没有你画得好！”我阴阳怪气地说：“那怎么感谢我？”她爽快答应道：“随便，就我这个人。”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拿自己当作慷慨大方的承诺以此来感谢别人的。然而，她的这种无拘无束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却使我望而却步，我不得不理智地想起经常教育学生所惯用的“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些老词来告诫我，必须赶快打住！于是，我借故出去抽烟，就离开了这个吵吵闹闹让人头痛的场所。
当我在外头树下的沙地里坐着静了一会儿心，把烟盒子里的几根烟抽得一根都不剩了，才懒散地走回来。那个戴着老花镜的女教授，已经布置完作业，正在收拾着讲桌上的几本讲义。我也慌忙收拾起了书包，跟在一哄而散的人流后面往外走。走出了教室，却与这位女教授走在了一起，我很有礼貌地向她打招呼，并且没话找话地与她寒暄着走出学校大门。老远就瞧见那娘们儿正站在石狮子旁，好像在等着我。于是，我又礼貌地辞别了女教授，便向她靠拢过去。
她见我走近了，便理直气壮地对我说：“不想请我吃顿饭吗？”我知道自己囊中羞涩，却还故意说了句硬话：“怕你不敢去哩！”她说：“吃国宴都敢去哩！”我说：“那好，走吧！”当我主动而又好像被动地说了这话，就真想抽自己几个响亮的嘴巴，看以后再敢这样付出代价说那号硬话？但是，事到如今，即使是心里充满懊悔，却也要打肿脸充胖子强装欢喜，因为咱们是个爷们儿啊！我几乎是故意高高地昂着头，与她走出这段平时走起来并不算长的巷子，脑袋里却总纠结着一个字：钱！是的，钱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就成了当下最紧迫的一个问题。
站在街道树荫下的她却无心去理会我的这种心思，而是好像被一种从没有过的情绪刚刚调动了起来，眉宇间充满着热望，翘首朝车来的方向期盼了好久，终于手疾眼快地拦住一辆别人正准备靠近的出租车，她拉开后门，把我让了进去，自己却坐进了副驾驶的位子，冲着司机清亮地说：“去蓝城。”
我听到“蓝城”这两个字，脑子里嗡的一下就想休克。那时的蓝城，就像我们现在说香港澳门一样遥远新奇。一个台湾同胞在这里挑选了一块地，盖起了几栋蔚蓝色的楼房，创办了这个度假村，还不是瞄准这里的油田煤矿上的那些先富起来的少数人？一般人对此望尘莫及望而却步，根本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当然，那时候能去蓝城消费，那绝对是一种荣耀和有钱的象征。可今天却要空着口袋陪着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去蓝城，去倒是好去，不晓得到时候还能不能出来。
出租车在笔直的高速路上疾驶而去，道旁的楼房村舍一排排向后快速退去，车内只听得呼呼的声响似狂风呼啸。趾高气扬的娘们儿这时却歪着脑袋似乎在假装小寐，没了声音。我却在搜肠刮肚苦思冥想着逃脱或摆脱的良方妙策。瞧见车窗外不远处的一丛丛灌木林，真想再编一个草圈戴在头上藏入其中，像儿时淘气的我那样，嘴里含着一颗毛杏或酸枣桑葚煮玉米棒子什么的，看着公路上的风景。唉，现在，我却成了一个移动着的风景，别人却在等着看我。出租车开始减速，她就有感应似的醒了，却把个乱蓬蓬的爆炸头扭向我，突然说：“这个女教授课虽然讲得不怎么样，可那模样还颇有几分姿色吧，看你似乎对这个徐娘半老的老女人还挺欣赏啊！”我没有在意她阴阳怪气的调侃和奚落，从包里拿出仅有的那几个钱准备付车费。没想到她唰地拉开皮包的拉链，快速地从她的皮包里掏出一大把钱，照着计程表上的数字，抽出几张，丢在了司机早已伸过来的手里，然后下了车，嘭的一声关上车门。见她抢着付车钱，我没有跟她抢。我慢腾腾地从车的左边出来，故意绕过了车的后面，正好与从右边出来的她碰在了一起，等着她发话。因为，现在她已经似乎反客为主想做地主。她站在那里，只是随随便便整理了一下头发和衣裙，便说：“走吧！”她的轻松却换来了我的沉重，我故意晚她一两步走在她的后面，我不想与她并驾齐驱甚至是超越她走在一起，显得亲密无间卿卿我我，我觉得像个奴仆跟随在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后面，依然是一种荣光。当然，今天如此。当然，现在也如此。
经过一排排停得满满当当的大车小车的停车场，我们终于曲里拐弯深入到一个颇有异国风情味道的偌大的露天餐厅。这时正逢周末的下午，外面倒是车水马龙的样子，这里却是个环境幽静的所在。听不到人声鼎沸喧哗嘈杂，却闻得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宛如热带阔叶的林间鸣叫，脚下贴了瓷砖的人造水池曲折悠长，数不清的大小鱼儿穿梭游荡其间，凉风习习，枝叶婆娑，水榭亭台，曲径通幽。看着这如此逼真的亚热带壮美图景，仿佛置身于一个不知名的异域他乡，我和她都彳亍着不知去向何方。恰在这时，一位身着绛紫色短旗袍的姑娘，从林间小径上款款走来，婀娜多姿亭亭玉立像仙境梦幻中下凡的仙女，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地把我们请到不远处的一张餐桌前，又是敬茶，又是给我们的胸前围餐巾，俨然就是奴仆见到上帝的虔诚和毕恭毕敬。事到如今，我便也放下所有的恐慌和怯懦，做出了一种豁出去的样子，拿起菜单就翻动了几页，却不知菜单上的这些从没有吃过的洋菜该怎么个点法。于是，快速地把花花绿绿的菜单像转嫁什么灾祸似的，信手转给了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瞧的她。她居然没有接受我传递给她的这种友好善意的信赖。她几乎连那菜单看都没看一眼，就拿染着紫红色指甲的手指着我说：“给我们俩把你们这里最好的什么螃蟹鲍鱼龙虾香螺和鲨鱼肚做的那个什么丸子汤都点上一份两份的，外加两瓶香槟、四听德国啤酒，都要冰镇的，不要常温的。最后，再上两份酥饼。好了，就这些。”
女招待拿着她一口气非常流利报出的菜单，走得欢欢地做活去了。
她一口气点了这么多的洋玩意儿，惊得我目瞪口呆，我不由得对她产生了好奇和崇拜，尽管她在点菜时用的是我们俩，而不是我俩，亲近疏密在措辞上似乎有了讲究，可这一勺子挖得真狠啊！虽说是从没吃过这些洋东西，但总还是听过的，听着也是一些吓人的稀罕物，还能少得了钱花！我借着余光瞄了她一眼。她此刻正在心安理得地扭头撵着一条大鲤鱼瞧。大鲤鱼追逐着几条叫不上名儿的鱼儿，游着游着游到拐角处不见了，只留下池中一个空空荡荡的蓝天白云。
时间不长，所点的东西被一些形状各异的不同器皿一一端上，女招待便端着双手静静地立在一旁。看来，我们就成了这儿的主角，瞧戏的已经站在那儿翘首期盼地在等待，我却不知道这从没排练的戏该咋样开场。
像个老吃家的她，先撬动的是酒水，不像是个生手，起手落脚都有些章法。她端起啤酒杯子等着与我碰杯，虽然没说话，却用眼睛做着提醒。等我的杯子慢腾腾端起来，两个杯子终于当啷一声碰出了脆响，四只眼睛里就像着了火。连着干了两杯啤酒，她才终于开了腔。她说：“老早以前的五百次回头，才换来咱们今天这样的缘分，不珍惜，一切都将是枉然。”我总是没大听懂这话的含义，也不便再问，于是就嘻嘻哈哈打起了马虎眼，学着她的样儿便装模作样吃了起来。哇，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洋玩意儿，简直难吃死了，根本不如咥上一老碗羊肉泡馍过瘾。再难吃，咱也要装着大喜过望乐不可支的样儿，强往喉咙眼儿里塞，绝对不能说一个歹字出来。等第三杯啤酒下了肚，她的话才终于多了起来。她借着一些酒劲，断断续续给我讲述了她的阴差阳错的婚姻。作为听者，我基本上是听，不插话，不追问。可如果作为一个对手，我是说，如果我就是她男人的对手，我听着听着便妒火中烧，真想举着拳头揍他个遍体鳞伤生活不能自理。
她原本是个乡下姑娘，师范毕业后，就在县城里教上了书。不久，便与学校的一个男教师产生了爱情。正当他们一步步步入爱河准备订下终身时，另一个叫王伟的后生闯入了她的生活。这个王伟是一个煤矿老板的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不学无术。他爸花了不少钱，给他在交警队买了个工作，便为虎作伥，吃喝嫖赌，无所不能。这些都是在他们结婚后，她才慢慢发现的。因为他们家在县里是数一数二的富有，光那煤矿就有几个，钱就多得数也数不过来。可是嫁到这样有钱的富人家，钱多了，感情冷漠没有温暖，有再多的钱，还有什么意思？
这些都还是可以忍耐的。最关键的是这个王伟，晓得了她与学校那个男教师的情况后，便想方设法报复他，也变本加厉开始折磨她，天天没事找事地跟她吵，动不动就大打出手，不让去上班，不许接电话，甚至不许她去娘家或跟娘家人来往……
她说到这里，眼泪汪汪，泣不成声。在这个时候，本该给她一些安慰和说几句宽心窝子的话，可是，这时候的我，除过紧紧攥着拳头想揍那个狗日的冲动外，却嘴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没事，以后会好的，以后会好的！”
这顿饭，一直持续到太阳快要偏西了才收了场。到了埋单的时候，我便装模作样与她争着抢着在包里掏钱，却好像怎么也掏不出来的假象。她说：“要你掏钱我还会带你来这里？”忽然，又像故意要我难堪似的，便停住手说：“那你掏，你掏吧！”她这一手还真狠，直戳戳刺向我那软不拉唧的软肋，确叫我难堪得无地自容。我好像被她这话突然搞蒙似的，也停了手在包里，怎么也不好意思将空手从包里拿出来。她瞧着我的窘相，便扑哧一声笑了，在咯咯咯的笑声里，她随手抓了一把钱出来，从中抽了几张，然后对那个笑容可掬的女招待说：“零钱不找了，给你买瓶饮料喝吧！”
我终于和她并肩走出了这个泛着浓浓酒香也泛着浓浓铜臭味儿的所在，却与正挎着一个高个子姑娘的方强强碰了个正面。他瞧见了我，就像老鼠瞧见了猫一样，敏捷地一把放开那个打扮得近似妖艳的姑娘，神情有些紧张有些尴尬地说：“我们刚从小沙湖那儿游泳回来，我倒不想来这里，可她偏偏非要叫我来这里玩玩！哈哈，你们也来这里，再不进去坐坐？”
知道是虚情假意的谎言，可也没有什么理由阻止他或迎合他。于是，我们便相互道了别，各自走向各自要去的地方……
几天后，方强强就先搭了县里来送领导开会的小车，突然返回了县里。不晓得是广播电台那儿出了啥问题，还是跟那个女服务员出了啥问题，才这样火急火燎地赶了回去。从此，在好长好长的时间里，就再没有了他的消息。倒是那个在学习班上遇到的外地女教师，常给我写信来。内容多是一些在地区学习时邂逅我的感受和分别以后的思念，家里的情况说得不多，可能是不想说，也可能是不能说，才没有多说。我也很认真地回过几次信，也只能写一些冠冕堂皇的道理和空洞乏味的说教。但是，若是设身处地地为她和她的家庭去想或去做什么，那明媒正娶的婚姻，难道还不如所谓的五百次回头换来的一顿饭一段情的缘分更重要？
却是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我才在新华书店的大门外碰见正叫喊着沿街收购槐米的方强强，他穿着厚囊囊的棉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火车头棉帽子，臂弯里搭着一条大麻袋。
我好奇地问他这是在干吗？他哈着白气对我说，收购槐米。我问什么是槐米？他说，就是槐树的籽，是药材。他说，有时也收些绿豆红豆或者其他药材，只要是能挣到钱的活他都做，他准备挣上一些钱，想出一本诗集。他没有说考播音员的事，也没有再提那个叫云雀的招待所的女服务员，也没有再提借我钱和给我许愿承诺的那些事。见有背着口袋赶集的乡下人向他打问收购的事，我便借故与他道了别，一头钻进了新华书店。
转眼就到了年跟前，却下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场大雪整整下了一天，到了晚上雪还没停，只好钻进被窝早早睡去。谁知，就是在这个下着大雪的夜晚，方强强头上顶着白生生的雪花，手里提着一捆子刚刚印好的书，一身寒气闯进我的宿舍，从怀里掏出一瓶子烧酒和一包结着冰碴的羊杂碎，咚地撂在桌子上，然后又气喘吁吁地不知从哪儿摸出一本新崭崭的杂志，用一双冻得冰冷的手举在睡眼蒙眬的我面前。见我疑惑不解地望着他瞧，他撂下书，一把将我从暖乎乎的热被窝里拉起来，说：“来来来，咱们喝酒吧！”
等我穿好衣服，他已把一瓶酒倒在了两个茶缸里，还没等我完全清醒过来，他就先咕咕地喝了几口，然后抹了下嘴巴，喷着酒气感慨地说：“嘿嘿，大哥，这就是生活啊！”
我等着他再铿锵有力地对我说：“大哥，这就是对你的承诺呀！”可他没有说，却把那本杂志用双手递给我。我诧异地翻开那本散发着油墨味的杂志，他急忙指着目录上的头一行文字，念道：“中篇小说《承诺》，方强强。”这时，我才如梦初醒，便惊呼道：“嘿，你小子还真有今天啊！”我就那样惊叫着，情不自禁就给了他一拳。看来，还真是叫老白局长给说准了，这小子终于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放出了奇光异彩。
能在北京如此重要的刊物上发表这样的头版头条，说别人我倒还信，要说是他，打死我也不敢相信。但是，这却成了事实，铁打的事实，我怎么能不信呢！
他似乎是瞧出了我的诧异和疑惑，又咕咕往嘴里灌了两口烧酒，依然喷着酒气说：“这里写的就是那两筐子桃子和那个姑娘的故事。你也许不知道，那个叫云雀的姑娘，为了治疗丈夫因车祸造成的下肢瘫痪，十年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含辛茹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肉体，白天在招待所当服务员，晚上，则是偷偷地在歌厅里当坐台小姐。关于这个凄惨悲凉的故事，一直没敢讲给你听，却是偷偷躲在家里，差不多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含着眼泪一字一句才把它写出来的……我曾经答应过她，等我想办法挣了钱，一定要出一本书，用卖书的钱为她爱人治病……”
这本书放在我的床头，很长很长的时间，无数次爱不释手地打开它，却还不敢相信那上面的文章是方强强写的，而偏偏不是我。对他的妒意，就从这时候开始。他却好长时间不来，我无法当着他的面表示我对他的质疑和宣泄这种妒火中烧的忌妒。不用费什么脑子猜，知道他现在正拿着杂志社寄给他的另外一本和给我的这一本一模一样的杂志，挨着个给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做着炫耀和宣传呢。
2013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