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老舍研究中有一个公案跟纽约有关。众所周知，老舍在1946至1947年间曾经跟曹禺、叶浅予作为文化闻人被邀去美国访问一年。这种访问其实有“统战”意味。盖因为，此前苏联也向中国文人伸出过橄榄枝，其大背景是：二战结束后，苏联曾邀请郭沫若、茅盾、丁西林访苏。虽然那时冷战尚未开始，可美国已然开始跟苏联暗中较劲。当时中国的内战在即，美国外交界和知识界出谋划策攻心、笼络中国知识分子，同苏联在舆论上争取优势。据史实可考，这场文化活动是费正清等促成的。
为什么选这三个人呢？也有其考量。既然苏联选人有目的，美国也不含糊。郭沫若、茅盾都是延安色彩较浓的，那么美国人要选重庆的。苏联考虑亲共，美国就偏向有独立和民主色彩的。老舍和曹禺抗战时在中国文艺界是一面旗帜、有代表性，而画家叶浅予也是倾向民主的。他三人各代表着中国的文学、戏剧和美术界去美国参观、镀金，堪称是有心机及合适的考量。
结果呢？这三位启程期相似但归期不一。曹禺跟老舍同船抵美，但曹禺却于1947年1月提前返国；叶浅予偕其妻舞蹈家戴爱莲赴美，也是按时去按时回；老舍却延期至1949年12月才返国；本来计划一年，却在美国待了将近四年。
在这三人中，老舍的欧美生活经验最足。他1924年9月到1930年2月间曾赴英伦三岛五年半，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加上1946年3月到1949年10月在美国生活的将近四年，其欧美经验在现代作家中是相当可观的。
老舍为何滞留美国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老舍访美为什么滞留美国？这大约是所有读者都关心的话题。
不归或许不是老舍本来的设计或者蓄谋。老舍在赴美前名声如日中天正是好时候。行前，老舍开玩笑说，他此次赴美是“放青儿”，自己好比是一头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去吃青草、换毛，然后马上回来，以做更长途的跋涉和承担更沉的负重——然而，这次他却并未急于回来而是滞留美国了。
那么，我们先看看他的同路者回来后干了些什么。跟老舍同去的曹禺没有待到预定的期限提前归来，回国后忙得热火朝天。其时国共大战，他应时地迅速往左靠，离南赴北参与了新中国的筹建并成了一个小功臣。老舍回归的时候，曹禺已是红色政权的红人。而画家叶浅予出国前在上海总领馆签证时美国领事就告诉他“美国不是样样都好，你可以不客气地挖我们的疮疤”。他呢，回国后真的在北京报纸上连载讽刺漫画《天堂记》揭露美国阴暗面，一直画到1949年北京解放。
关于老舍为何滞留美国，文学史上似乎早有定论。有老舍先生的自白，有相关当事人的口述，有朋友的佐证，也有当年史料的支持；众声滔滔，此事似乎无须再议。但是，我们还原一个历史事件、一段史实、一个人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所做的特定决定，不能够仅只依据某些主观的发言、当时的记录甚至是亲历者的证词。两千年前孟子在他那个时代就告诫我们评判历史和臧否人物要“知人论世”，评价人物要根植于理解他的历史处境和行为的根源；而鲁迅先生也提醒我们研究一段历史、理解一个人物或设立一个评价应该把这个人或这件事放到其原始的特定背景去审察、设身处地地判断和体味事件、人物及其发生原始的主客观因素而不能根据一时一地或者一些人的当时、事后的言论判断做依据（见“‘题未定’草（七）”）。最后，现代文化人类学方法亦要求我们评判史实和研究人物不能仅只听信资料、亲历者的主观述说甚至信誓旦旦的声言，而是要把史实放到老舍当时的真实“上下文背景”中去审视，用文化考古学的方法去发掘和还原其真实情景方能有助于得出结论。
老舍纽约故居
因为，基于主客观的原因或是某些特定的情景和心绪，我们自己甚至有时候都不能理解或客观地评价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决定和主张，何况别人！——某些文物甚至日记、书信、回忆和声明都有其制作背景，而文件上的证词有时也往往是可疑的。简单引据它们是危险的，我们需要复原情境的“深度描写”。这一点毋庸多言。
所幸，路虽漫漫，事实或者说史实自在那里。还原它们、挖掘它们，还人物或历史以本来面目，是今日之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这任务虽然艰巨，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掮起来，因为如果我们不做，我们的后代人去做这些事会更隔，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老舍在纽约做了些什么
既然是逾期不归，我们先让事实说话。看看老舍为何滞留，滞留在哪儿，滞留期间又做了些什么。
这里面最容易回答的是第二个题目，他留在纽约。回答第三个话题也不难，他滞留纽约期间主要是写作，间或有些社交活动。让我们把第三个题目的答案放到后面的结论部分说吧。
老舍访美，头一年的活动频率最繁，以至于频繁到本来准备“放青儿”的老舍抱怨他几乎被这种热闹累垮。他跟曹禺周游了当时美国的一些主要都会城市、观摩了数十场戏剧演出、做过一些文学讲演、会见外国作家并参与各类文学活动。又跟曹禺一道在纽约给张伯苓拜寿、参加作家写作营、观摩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区，其间还受邀访问加拿大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是老舍跟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结识和友谊。这，促成了他滞留纽约的一个要素。
结识赛珍珠，使得老舍作品的翻译在美国展开了新的一页。众所周知，赛珍珠除了是个著名作家，也是出版家。她丈夫是个伯乐，拥有出版社而且成功出版畅销书。老舍来美前就有作品特别是《骆驼祥子》在美翻译出版，但来美后他发现此书的译者既不忠于原著且在版税上几乎是强盗般占有了他应得的利益。赛珍珠得悉，开始仗义执言帮他介绍新的文学代理人并帮他打官司。
此事促进了老舍的思考。在赛珍珠的帮助和鼓励下，老舍开始重新考量写作计划。转眼到了1946年底，访问规定的时间逼近，此时的中国内战爆发了。曹禺盼归，老舍经过了一番考虑决定先留下来，静观时局，同时继续完成《四世同堂》的写作。
留下来的日子显然没有第一年的时光好过了。原先他是美国国务院请来的客人，风风光光，出入体面而且生活有保障。一旦从访问学者变成了滞留客，待遇就两样了。这种情形漫说是在当年，即使是在今天其待遇差别也可想而知。幸而，老舍有赛珍珠的帮助，从移民局得到了允许滞留的法律手续。留下来做什么呢？当然是为了正当的理由。
据史料可考，曹禺回国后，老舍很少有朋友往来，他在纽约租了两间公寓房，终日辛劳进行艰苦的文学创作。从1947到1949年，老舍写完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创作并参与翻译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戏剧《五虎断魂枪》等。
按说，老舍逃离了中国的战乱得以在一个和平、安逸的环境下创作，是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梦想。老舍求仁得仁，还有什么话讲呢？的确，老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的生活显得很知足，说到他的《四世同堂》第三部的写作，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看到这，大家一定以为他的这段日子很惬意。可事实是怎样的呢？其实老舍在同一时间写给友人的另外的信里更真实地剖白了他的内心：“……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处跑跑，开开眼界。今年，剩下我一个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钱，于是又住在大杂院里——不，似应该说大杂‘楼’里。不过，一想起抗战中所受的苦处，一想起国内友人现在的窘迫，也就不肯再呼冤；有个床能睡觉，还不好吗？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其间，老舍还几次生病——这样的状态和心情，能不生病么！——以至于他在信中叹道：“……这年月，活着死去好像都没有多少区别。假若一旦死去，胃，头，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么？”丧气成了这个样子，老舍的心情，可以想见是坏到了极点。但是他还没有绝望：“……酒可不大吃了。吃一点，因为头昏，就会醉；爽性不吃。没有醇酒，似乎也就没有妇人；也好，这样可以少生是非。”
读这些文字，似乎对读老舍前面励志的话语以及他在美写“最长”“最好”的小说是另一种脚注。
须知，这时正是中国大地上国共互斗决一死战的时刻呵！想想前年被日寇虐杀海外的郁达夫，前不久被暗杀的闻一多、李公朴和刚刚病饿而死的朱自清，他应该知足了。
按说，日子既然过得像老舍描写得这样苦哈哈的，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其实，老舍信上的这些述说，我们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老舍在纽约虽然苦，但他仍然舍不得回去。我们查到他几次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延长滞留（有赛珍珠信1947-1-9，老舍致高克毅的信1948-3-4；和赛珍珠致代理人劳埃德的信1948-4-6等为证）的材料，也看到了他自己的述说，“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
的确，为了译书，老舍没少付出，而且跟译者、出版人合作常有龃龉甚至还打了一场不小的官司。老舍也去过好莱坞，寻求把作品搬上电影。
这些似乎回答了老舍为什么要滞留美国的提问。但仅仅为了今后事业，滞留美国并不是最好的选择。看看提前回去的曹禺和按时回去的叶浅予我们就知道了。显然，老舍在纽约有得有失，他躲过了战乱，但也错过了添砖加瓦、做筹建新中国功臣的机会。
老舍迟到了。他1949年11月才从美国回国。这时候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第一次文代会开过了，政协开过了，开国大典也已举行完毕，老舍才回国。
毋庸讳言，老舍在美期间有思想斗争。他去美国之前，对于美国的民主、自由颇多好感。但呆久了，老舍的看法也渐渐转变。美国人请他是看中了他的独特性。老舍曾经公开声言：“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这是老舍的本心，也是他几处都吃得开但又在几处不能真正变成红人的原因。
但是，请别以为老舍懦弱和意志不坚。他不是那么简单。老舍是个有阅历有心计的人。在那兵荒马乱胜负未决的时刻，滞留也是观望；坐山观虎斗，隔岸观火，人生多想几条路原没有什么错。看尘埃落定，不见兔子不撒鹰。不止是老舍，换了你我，遇到了此种情形，也难免同样会好好测量和策划一下归与不归的问题。
此次邀请文化人赴美访问的最终答案是：美国人请他们来，曹禺不亲美却提前回国，叶浅予回去画讽刺漫画；老舍留在纽约却受了洋罪幻灭了美国民主梦。从最后的结果看，美国失算了：他们都没有成为美国的文化代理人。
纽约岁月对老舍的影响
但是，老舍的滞留纽约却对他的后半生有了影响——即使不是他的梦魇——这迟到回归，也成了他的心病和日后被疑忌的弱点。
老舍是著名作家，其影响力自不容忽视。虽然迟到，回国后却仍被委以重任成了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同样是著名作家的郭沫若、茅盾开国之初则成了共和国的部门领导人。他们跟共产党风雨同舟血里火里一道奋战这是实至名归与理所当然。老舍的朋友巴金也当了上海文联副主席。而曹禺呢，虽然他匆忙赶回来参与建国、忙得不亦乐乎。但他的地位却不如迟到的老舍。
当年曹禺从美国提前回国后正赶上国共和谈破裂，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读书小组。次年中共跟国民党三大战役完胜，曹禺是此间历史的观察者和亲历者。其后他奉命离沪赴港去了解放区，再到北京参加了政协筹备会和建国筹备工作。十月一日开国大典上了天安门城楼，自述“站在离毛主席几步远的地方”，兴奋不已。
曹禺的努力得到了报偿。但没想到迟到的老舍却后来居上跑到了前头，这就是人家老舍的本事。可是老舍也为了他的成功付出了代价。这代价是他得拼命工作、迎合时代，力图赶上潮流。新中国新气象，当然需要新的人才。其时大多旧时代的读书人都过了时或者虽然努力却一时赶不上趟。沈从文吴组缃等人不必谈，连老舍的好友曹禺在解放后都几乎停止了创作，即使写作也乏善可陈。但是老舍却迎来了他事业上的第二春，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作品。
老舍积极投入到此后的每一场运动、积极表现，努力配合运动出成绩，其作品的数量成果斐然。对这，我们不必怀疑老舍对新社会的衷心爱戴和创作激情，但笔者有时思之又不免有些酸楚。老舍的积极是否有因为迟到、用格外努力进步来消弭前愆的心思在内呢？时不我待、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失去的时间，甚至我们需要跃进、需要超英赶美是那个社会的口号，是时代的最强音啊。
老舍是个活到老学到老努力适应时代的人。他的努力是真诚的。他的内心改造和谨慎也是真诚的；直到死，他都在努力跟上形势，认真地做人。
据当事人回忆，老舍遇难的日子，他本来或可以不去参加“运动”。可为了领会上头精神并积极配合运动，他主动赴会。没想到在会上遇到了失控的暴力局面，更没想到他被作协内部的作家向红卫兵指控他有罪、向美国人卖稿费拿美金——又是该死的美国！这可是老舍先生的死穴。可是这次告密人出卖的不是老舍的滞留却是不关痛痒的“拿美金”！黑色幽默的是，没想到这不着调的告密词却断送了老舍的生命。美国，在那个年月毕竟是个遭人恨的梦魇和魔咒，谁跟它沾上一定会倒八辈子霉；不管你是拿美金也罢、是迟滞不归也罢。
老舍先生终于没能躲掉这场命运的诅咒。归根结底，却是美国害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