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上了年龄的上海崇明人，都对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情有独钟。究其原因，不仅是该电影讲述了1939年春我党派遣李侠到上海开展地下电台情报工作的故事很经典感人，更重要的是出自对崇明岛素有“无崇不成台”的美誉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
在中国现代史上，崇明籍人从事电信者颇众。崇明籍电信专家陶胜百、龚镇六、吴偕骧早就享誉电信界，为崇明和全国各地培养了不少电信人才；包括台湾岛在内的全国各地电信局、电台几乎都有崇明籍电信人员供职。抗战前的新疆电台便是由崇明籍人邹驾白等安装，时有“无崇不成台”之说。20世纪30年代国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崇明人就无法设立电台。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主要是因为崇明出了一个闻名海内外的电子界巨子陶胜百。1937年，他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录音机。由此，陶胜百成为“无崇不成台”之说的“首席代表”。
1915年5月，陶胜百从北京交大无线电工程班毕业，旋即由北洋政府交通部录用为北京电报局工程师；同年8月，兼任海军部无线电工程师。他常往来于烟台、大沽、洛阳等地，设置无线电台。其间，他不畏艰辛，骑着骆驼长途跋涉一个多月，来到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完成了无线电台的架设。这与当时同为崇明庙镇人的邹驾白骑骆驼到新疆，“主持创建新疆通讯电台”，完成迪化（今乌鲁木齐）无线电台的架设一样，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新疆维尔族地区的对外通讯联络工作，而且对于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抗战的胜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两次电台架设，成为中国电信界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1926年，陶胜百在上海创建民间社团——中华无线电研究社，专门研究无线电技术和机器生产技术，生产出我国第一台长短波收发报机。次年，陶胜百在上海创建中华无线电厂，主要生产船舶长短波收发报机、陆地短波机、军用短波机、移动发电机、有线广播机和各种元件。是年夏天，陶又创办中华无线电夜校，分设工程安装、报务两科。至翌年底，共培养180余名无线电技术员，其中绝大部分为崇明人。他们在全国各电台供职，不少人还担任各重要电台的主任。
20世纪30年代初，陶胜百与天一影片公司合作，在广播电台（中波）首次播送商业广告。1937年，他又与人合作，成功研制出国产录音机，为我国有声电影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久，又研制出国产扩音机和幻灯机。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前夕，陶胜百将工厂迁至重庆、香港，生产各类收发报机、移动发电机、手摇发电机及各式元件。抗战胜利后，陶胜百赴港参加环球公司。陶胜百对家乡文化建设颇为热心。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刚兴起时，他亲自带机器、片子回崇义务放映；1946年，他又捐地120亩，帮助家乡建设崇明庙镇宏仁中学。
值得一提的是，成为“无崇不成台”之说“传人”的，也包括崇明籍的台湾电信、电讯专家沈海涛和陈光第。
沈海涛出道较早，1934年至1935年，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军政部电台从事无线电通信工作。他可谓是“电讯界老兵”，同行人士称之为“老榔头将”。早年的无线电通信人员，备受单位长官器重，甚至另有津贴。当“西安事变”落幕，沈海涛随顾祝同将军前往西安，开设行营通信网络，与各方构成联络。抗战八年，他一直在大后方从事军事电讯工作。
1946年6月，20岁的陈光第考进上海国际电台。1948年3月18日，陈光第奉命调到台北国际支台，他乘“中兴”轮到台湾。当时，台北国际支台还在筹建，一切非常简陋。陈光第凭籍自己对报务工作的热爱，在简陋有限的空间里，克服重重困难，从建立几条电路开始对外通报，为积极发展台湾“国际电信”默默耕耘。之后，台北“国际支局”电报直达电话扩充到二十四路，电报业务量也快速增长。当时的电信营业收入以电报为主，全年海外来报激增88.3493万通，去报为69.66万通，还不包括公用电话在内。陈光第在45年的电信职业生涯中，先后历任报务组长、科长、副处长、总务室主任、国际电信管理局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