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海派文化特质
熊月之
依山多仁,傍水常智,乡处者多厚重,城居者常机灵,环境移人塑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近代上海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用,由一个普通沿海县城,迅速成长为中国特大都市。其政治架构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各行其政,各司其法,互不统属,为寰宇之内绝无仅有。其经济体量异常巨大,工业、外贸、金融常占全国一半以上,人口众多且结构独特,五方杂处,中外混处,且流动频繁,既不同于荒僻的乡村山寨,不同于西安、北京等内地城市,也不同于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与此相一致,其文化亦戛戛独造,出类拔萃,居民行事风格、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每每卓尔不群,与众不同,惹来路过者、访问者、风闻者、研究者一阵又一阵评论,或赞叹,或羡慕,或讥刺,或诅咒,或兼而有之,关键词都是:海派!海派!
海指上海,海派即上海流派。以地名作为地域文化流派之名,使其名实一体,与他处相区分,本是人们讨论、研究地域文化之惯例,古人即有南派、北派之区分,明清以来又有岭南、燕北、浙东、湘西等说法,其内涵多无褒无贬。惟海派之名诞生于近代,所涉城市为内涵极其复杂、褒贬不一的上海,故“海派”之名自始即颇多歧义。海派书画、海派京剧、海派服饰、海派文人,其抑扬意味在各领域并不一致。但是,寻根溯源,综核名实,异彩纷呈之海派表象背后,确乎有其统一的海派内核。任伯年等人的写实通俗画,吴友如等人的社会风情画,郑曼陀、杭稚英等人的月份牌广告,刘海粟的使用人体模特儿,周信芳等人的改良京剧、连台本戏、机关布景,刘雪庵等人所作风靡一时的《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歌曲,《礼拜六》等报纸期刊连载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凸显女性曲线的旗袍,适应复杂人群口味的改良菜肴,既吸收江南民居内涵、又适应集约型利用土地要求的石库门建筑,表现形式各有不同,或为绘画、戏曲,或为音乐、文学,或为服饰、饮食、建筑,但都有以下四个共同点,即趋利性或商业性、世俗性或大众性、灵活性或多变性、开放性或世界性。最根本的一点是趋利性,其他大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基础仍是趋利。因为趋利,所以绘画要迎合普通买主的胃口,画通俗、写实等喜闻乐见的内容,画时装美女、麒麟送子、八仙过海。因为趋利,所以要改良各地移到上海的菜肴,改造各地传入上海的戏曲,以适应来自五湖四海移民的需要。因为趋利,所以要写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歌曲,要演有趣好看、吊人胃口的连台本戏,写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连载小说。因为趋利,所以房屋既要让居住者舒适,又要提高得房率,使大房东、二房东更多获利,联排式便广受欢迎。因为趋利,所以要不断花样翻新,不断追逐世界潮流,不断制造时尚。于是,美术、音乐、戏曲、小说等文学艺术不再单纯是传统意义上文以载道的工具,房屋也不能如乡村那么宏阔气派,而要适应市场、迎合市场、创造市场、扩大市场。
通过趋利性、世俗性、灵活性与开放性所反映出来的海派文化,其本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高度集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根本途径、以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需要为旨趣的城市文化。
海派文化不限于上海,但以上海为早、为多、为甚,其影响也以上海为圆心,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开去。海派文化之形成,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有两点,一是江南文化,二是移民人口。
江南自唐代以后,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有不同于北方的鲜明特点:其一,重商,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地位大为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茶在江南经济中已占有相当高比例。明代江南,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商品化和专业化、有着充分市场机会的经济结构。宋代以后,江南地区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变成士—商—农—工,亦儒亦商、商儒合一家族在江南所在多有。元代以后,江南与国际市场已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其二,市民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长盛不衰,《三言》《二拍》等公开言情言性的小说多为江南文人所作,所表现的思想、格调与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大异其趣。其三,行为偏离正统。不守传统规矩,逾分越矩,讲究吃穿,讲究排场,奢侈成风,追求新奇,在江南已是普遍现象,上海地区尤为突出。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明代上海陆家嘴人陆楫,竟然专作奢侈有益论,系统论述传统的崇俭恶奢观念并不正确,认为禁奢崇俭并不能使民富裕,而适度奢侈倒能促进经济繁荣,对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一朵瑰丽的奇葩。上海本为江南一部分,近代上海人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所以,上海文化底色就是江南文化。
近代上海城市人口80%以上来自全国各地,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国。本地人口少,移民人口多,便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排斥力、同化力不强,这为外来移民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这一移民社会呈现高度的异质性、匿名性、流动性与密集性。在这里,传统熟人社会士绅对人们的道德约束机制荡然无存,个人能力的释放获得空前的自由与巨大的空间。晚清竹枝词中有一句话:“一入夷场官不禁”,其实,不光“官不禁”,民也不禁。于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便主要是能力而不是家世,维系人际关系的便主要是契约而不是人情。于是,重利、竞争、好学、崇洋、灵活、多变、守法、包容等,便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符号。
还在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将海派文化作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综合指称,高度肯定海派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正面价值,认为上海在引进新思想、引导新潮流、引领现代化方面,担当了领导中国前进的“头脑”角色:“一切新兴的东西,物质的,精神的,都由上海发动,然后推到全国去。虽然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发难于广东,可是上海仍是中国工、商、经济、文化、出版界的中心。从物质文化方面看,从非物质文化方面看,上海都是中国的头脑。”[1]还有学者认为,“在文化上,上海和西洋文明接触密切,所以洋化气味较重,同时由于历次政治革命的激动,文化革新运动也随之勃发,所以海派的文化作风是好谈西洋文物,崇尚创新立异”[1],认为“做上海人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上海一切开风气之先,今后中国需要新的建设和新的作风,而在上海首先创导这种新建设和新作风”。[3]人们还对海派文化如何扬长避短、创新发展进行了讨论,提出“培养我们的海派新风气,发挥我们海派的新力量”。[4]
江南文化本是魏晋以后由南方吴越文化吸收、融合了北方中原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而海派文化则是由江南文化吸收、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等相互联系的背景下看海派文化,可以清晰地看出,海派文化是中国的南北文化结晶品与近代西方文化的化合物,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派文化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点都不过分。
任何文化都兼具地域性与时代性。海派文化在不同时期,虽有一以贯之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新陈代谢,有因袭,有创获,有损有益。不断地损益、代谢、嬗变,正是海派文化保持青春活力的根本特性。2015年,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上海要“传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弘扬海派文化品格”,将上海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愿景,也是一个涉及很广、难度很高的宏大课题。海派文化既涉及观念形态,也涉及物质层面,涉及文化创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弘扬的前提是调查、梳理、研究。“海派文化地图”丛书,定位于可供新老上海人和国内外游人自助行走的海派文化体验全书,为上海传承传播海派文化发挥积极作用。按区域分卷,述其特点,明其流变;既有基于历史文献的理性分析,也有得自当下调查的新鲜知识。执笔者均为长期生活于上海、沉潜于上海文化研究、学养丰厚的作家,所作内容丰富,风格清新,文笔生动,加以图片精美,令人一旦展阅,便不忍释手。
可以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新老上海人了解上海、熟悉上海,一定会起到导航指路的作用;在海派文化研究史上,也一定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是为序。
2017年7月21日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注释
[1]高植:《在上海》,《大上海》半月刊,1934年第1期。
[2]姜豪:《海派新作风的培养》,《上海十日》,1946年第2期。
[3]姜豪:《海派新作风的培养》,《上海十日》,1946年第2期。
[4]姜豪:《海派新作风的培养》,《上海十日》,194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