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是特别优雅的汉字组合，意境也高。《礼记》之《大学》篇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其中道出了中国人对人生最高境界的追求，何尝不是世人寄予一座城市的美好愿景？若封“静安”为上海最美的行政区名，绝不会有争议。
“静安”这个名字先于行政区而诞生，最初属于一座古刹。南宋嘉定九年，位于吴淞江畔的静安寺因水患，搬迁至芦浦沸井浜边（今南京西路1686号）。渐渐地，环绕古刹出现大规模庙市，这片区域被世人以寺院名“静安”称之，后来的行政区自然而然地叫了这个诗意的名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静安区是上海各区中面积最小的一个，直到2015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宣布静安、闸北撤二建一，合并后的区名沿用了“静安”这个名字，静安区的版图从7.62平方公里扩展到了37平方公里，面积在上海各区排名中跃升两位，超过了黄浦区和虹口区。
与静安区融为一体的原闸北区，名字来源于苏州河（原吴淞江）上的两座水闸。清代康熙十四年，今福建路桥附近的吴淞江上建了一座水闸，后来被称作老闸。雍正十三年，在老闸西面三里外的金家湾（今新闸路桥附近）又建一水闸，被称为新闸。到了嘉庆年间，吴淞江上贸易兴旺，在老闸和新闸周围形成了两个市集。两座闸以北被称作闸北，以此为原点发展定型为后来的行政区，同样自然而然地用了“闸北”这个约定俗成的名字。
静安和闸北，一个诞生了近800年，一个不足400年；一个得名于寺庙，一个得名自水闸。“出生时间”不同、“出生环境”不同，甚至连陆路地域都不接壤，隔着苏州河相望。两个区域的发展步伐不可能一致，风格不一，形象不一，气质不一，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迥异，大众文化心理、生活习惯也各有各的做派。
然而毕竟同属沪上大家庭，其内在的基因和精神却是一脉相承，静安有老上海的优雅底蕴，闸北有很多老上海的历史记忆。
如果说静安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如哈同、嘉道理两位著名的犹太大亨，都是典型的从贫民窟出来的百万富翁，他们在静安区发家，在静安区置豪宅；那么闸北便是艰苦创业者的天堂，十九世纪末，胸怀大志的中国创业者们，纷纷驻足闸北，最终让这里成为“华界工厂发源之大本营”，形成有较大规模的工厂256家，占全市的45%[1]，覆盖缫丝、化工、制药、印刷、粮油加工、机器制造、玻璃、搪瓷等二十多个行业。全国第一家民间商会——上海总商会总部就设在闸北。
静安和闸北曾经都是革命斗争的活跃区域，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在静安；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在闸北；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章太炎、汤国黎在静安成婚，并居住于此组织革命；闸北商团、上海巡警总局的巡警打响上海光复第一枪，因而有“辛亥光复，闸北首义”之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静安，上海总工会的最初办公地在闸北……
如果不是日军的两次残酷轰炸，让闸北这个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瞬间遍地残垣废墟，上升通道遭遇毁灭性的打击，闸北怎会沦为贫民窟的集中地？然而，历史是不存在“如果”的。
从全国解放到改革开放后，两个区都在曲折中发展，静安区走得稳，而闸北区追得猛，无论经济、文化还是人口，两个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划出一个鲜明的界限。生活在上海的人，谁会去注意哪条街属静安，哪条路是闸北的。两个区的牵手本质上并无违和，不啻为一次在最好时光里的牵手。
有人把静安和闸北的商业、房产、交通、教育、文化等方面一一对比，得出结论：一个“高大洋气”，一个“霸气侧漏”，洋气的静安和霸气的闸北，那么远又这么近。因为合并，静安筹划多年的“苏州河滨河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闸北重金打造的“苏河湾”，如今也实现合体。
正如专家预言“撤二建一”将产生“1+1＞2”的功效。两区都以第三产业为发展重点，撤销前的静安区地处上海中心区域，高端商务集聚，环境优雅，经济体量很大，但面积却是上海最小的，是典型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因缺乏足够空间发展受到掣肘。位于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区，是传统的工业区和交通枢纽，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规模、影响都不小，为近年申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隔苏州河相望的两区合并，第一次打破长期以来以苏州河为界的分布格局，打破了行政区划壁垒，更好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得以在更大空间内发挥服务经济的外溢效应和辐射作用，更有效地统筹了医疗、教育资源，为改善民生创造条件，有助于创新资源整合配置，打造上海内城的创新城区。
注释
[1]陈宏，《发月印痕——穿越百年闸北》，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201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