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文学》2013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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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个月头上，王红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并不意外。前妻不止一次问过，有时甚至带着点儿咆哮。之前那个女人也问过。她有点儿口吃，我和她初遇时还很轻微，我俩分开的时候，她的口吃已经相当严重，一句话停顿五六次。我很难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与罪犯无异。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故意的。她们问话的形式不同，但主题不变，自然与我有关。这样的询问，预示她们和我分手的日子已经不远。可是，我与王红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和前妻九年，和口吃女人两年零三个月。难道说我越来越讨女人嫌了？
那是夏日的夜晚。皮城属高原气候，并不热，但我的脑门前胸后背汗漉漉的。我滑下床，寻找拖鞋。两只拖鞋本来在一起，但另一只怎么也找不见了。我两掌着地，摸索一阵，无果。我没开灯，强烈的灯光会刺痛王红的眼。当然，我也不愿把赤裸的身体置于光亮中。我趿着一只拖鞋往外走，在卧室门口滑了一跤。脚底汗漉漉的，似乎地面洒了水。
我站在阳台，等身体冷却，当然，也等待别的。但绝不是等王红把我拽回床上。我不知道自己等待什么。时间还早，如果不是王红出门回来，我不会这么早就脱光。我没睡意，现在就更加没有睡意。除了孤寂地竖着，除了茫然地等待，不知还能干什么。
对面是烂尾楼，有一阵子，距烂尾楼不远的平房还有灯光，几个农民工守在那里，等待工头把工钱付给他们，现在黑黢黢的。我想，他们终究耗不起了吧？其实受骗最惨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买房的人。每次听到与烂尾楼有关的消息，王红都会庆幸地说，亏得我没在那儿买。遇到我之前，王红是个幸运的人。
又一个女人要离开我了。尽管王红还没正式提出来，可那是早晚的事。这也没什么，我不会把一个女人捆绑在自己身边。问题在于，谢幕也太快了。而且，说实话，我喜欢她，至少现在还喜欢。她不像前两个，把我的胸无大志，把我的落魄挂在嘴边说道。
我不意外，但很难过，真的难过。王红的即将离去，是我失败人生的又一个佐证。哪怕她和我持续两年，不，一年也好。
大概是出汗太多的缘故，我有些渴。拎起水壶的同时，手机响起来，很突然。我哆嗦一下，差点将壶摔地上。除了王小灯，没有谁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听到他发僵的声音，我就知道他喝多了。他喊我出去吃夜宵。你来不来？你不来，我就过去。他真会跑来，而且，确实这么干过。我问他在哪儿，他怎么也说不清楚。然后，我听到一个女性的声音。我猛地战栗一下。不知道她是谁，那声音也没什么特别，可是，我难以遏制身体的抖动，以至于没听清她说什么。她重复，我觉得那声音似乎有些熟悉，但仍没想起她是谁。
我回来，已是第二天清早。眼睛浮肿，头发杂乱，活脱脱一个逃犯。王红的目光并未在我身上多停留，没发觉我的反常，抑或，她根本没兴趣揣测我。我买了烧饼，王红爱吃的那种混糖饼。我特别喜欢看她吃烧饼的样子，她不是冲一个方向咬，而是沿着边沿一圈一圈地啃，最后，烧饼变成硬币大小，消逝在她嘴巴里。她吃烧饼的神情总能让我想起些什么，心底会漾起柔柔的感动。那个早上，我没有坐过去，如果她喊我，我肯定还会坐她对面。她没有，似乎我不存在。我很失落，又暗暗松口气。
王红前脚走，我马上下楼。拦了出租车，急匆匆往单位赶。我平时不怎么上班，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如果哪天我在单位亮相，他们反会奇怪。让别人无缘无故吃惊，实在不够厚道，所以能不去我尽量不去。今天不同，必须去。我到得早了些，走廊极其安静。上班前我会离开。谁料办公室门怎么也打不开，我看看钥匙，没错。再试，还是不开。直到那个玩具熊一样的女孩立在面前。原来换锁了，她就是这个办公室的。单位的人我多一半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我开自己的抽屉，玩具熊半是好奇半是警惕地盯着我。我把暗红色的存折揣兜里，冲她笑笑，迅速离开。
存折上有一万块钱。我不是背着王红或别的女人搞什么小动作，她们看不上我这几个鸟钱。这钱是前妻走时丢给我的，准确地说，并不是我的，虽然她的财产有一半与我有关，但从法律上已经完全属于她。她给这一万，算不算施舍？这一万块钱像一面镜子。我不爱照镜子，所以把存折压在单位抽屉里。似乎这样，我就能远离一部分回忆。我确实远离了，但在这个特殊的早晨，我不得不把过去捡起。
我取了钱，赶到邮局，窗口已排了长长的队伍。我寻思着插个队，可队伍里有不少老头老太太，个个警惕地瞪着我。一个老头举起拐杖，重重击地面三下。我不敢造次，乖乖溜到队尾。手机铃声响起，不是我的，我还是吓一大跳。我想起什么，忙把手机关掉。这样，他们不会很快搜寻到我的位置。
昨晚发生了一些事，不仅是我和王红之间。因为昨晚的经历，今天有些特殊，或许是我36岁人生旅程的又一面镜子。我有许多事要干，寄完钱，站在邮局门口，却怎么也想不起接下来该做什么。头顶是明晃晃的太阳，脚底是紫红色的台阶。一个骑着摩托的后生逆向飞驰，愤怒的喇叭声起起落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