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上了小学，从此就离开了那个灰暗潮湿的北关旧庙，搬到了城里新修建的教室里，窗明几净，校园宽敞，还栽有好多树。我的人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母亲还是照旧整日忙于做鞋。从剪鞋样，到做鞋帮纳鞋底，整日整日在布片麻绳堆里翻搅，有时夜里还在油灯下操劳。
姥姥还是要常来的，来时，襟子下面总忘不了要掖着块什么布，母亲看见总是喜欢。母亲把卖鞋得来的几个钱，反复数上几遍，才终于分几个递到姥姥手里。姥姥笑嘿嘿地把钱卷成卷儿，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的兜兜里，然后轻盈地离去。
这时候，不远处的一个学校里，总有激情澎湃的歌声和口号声，从那个学校的广播里传出来。秋水他大唱的歌也似乎变了些味道。那天我跟秋水在他家院子里玩，则看见秋水他大跟前放着一个小匣子，小匣子里有不少人在唱歌，在说话，在喊口号。我非常好奇地问秋水，秋水就告诉我，那个里面藏着千军万马的神奇东西叫收音机。我才懵懂地知道，原来，秋水他大从来就是跟着这个东西瞎哼哼的，怪不得声音小，还含糊不清。有次，我竟然听见秋水他大跟着那收音机唱了句什么什么喝碗酒。我就想，其他人家喝酒是用酒盅子喝，而秋水家则是用碗喝，可能是因为他家是地主的原因吧！
不久，街道上就有了大字报和画得很难看的人头被一只大拳头压在底下，敲锣打鼓的队伍和敲锣打鼓的队伍吵起了群架。
就在这时候，人们瞧见，秋水他大的腔子上别了一个红色的大像章，大人说那个红色的大像章中间金色的人头就是毛主席。一听说伟大的毛主席，我就觉得秋水他大也很伟大。他竟敢头一个把毛主席别在腔子上，我们贫下中农咋就这么落后！过了几天，听说城里的百货公司要卖毛主席像章，我们都早早就去排队。母亲在家做鞋，就只派我天不明就去排队。我排在第二十一个，翘首期盼，非常高兴地等待那个伟大的时刻。百货公司的门板终于被卸掉了一块，前面的人开始往前蠕动，每个从那个门缝里买到像章的人，都小心翼翼用双手捧着，向围观的人群炫耀。终于挨到我，里面的人说小孩一分钱一个，我递给一分钱，里面递出来一个小东西。拿在手上仔细观瞧，跟一分钱大小差不多，虽然小，但也光灿灿的耀眼夺目。从此，我的帽子上就多了一个光灿灿的东西。虽比秋水他大的小，但起码比秋水他大别的高，我想。
开始有了批判斗争，大人们觉得恐怖，我却觉得好玩。一个人被五花大绑的还戴上高帽子，被学生们押着在街上游行，随便拉到一个台阶上，就挥舞着一个红本本开始批斗。最后，要举着胳膊喊上一阵口号才换另一个地方批斗。
那些日子，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随地都可能会敲锣打鼓游起行来，庆祝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我们学校的黑板上，老师也在工工整整教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每个同学的手里，都或多或少会有几张泛着油墨味道的传单。斗争和批判更是随便而又频繁，说话间就可以拉出来批斗。哪个单位哪个学校有斗争会，我们必去要瞧瞧热闹的。
后来就有了枪声。一个推着自行车的胖子，被红卫兵说是从外地来打探的探子给打死了，埋在了坡下那个学校的菜地里。到后晌，另一队红卫兵，又把那人刨出来，赤身露体，肉皮都是紫红，面目并不狰狞。经过辨认，说这是误杀，这人不是叛徒，而是一个老实巴交赶早路的石匠。
仓库外边的河神庙，就成了临时停尸房。因为武斗被拉回来的死人，都盖着席片躺在那里，常有妇人声嘶力竭地哭嚎。菜地上面的学校操场上，则是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口号声响彻云霄，震耳欲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