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梁（注：梁玉玲，当时为《文学报》记者。）：
来信收到，你对我最近写作计划的一些忠告，我欣然收下，谢谢你的关心。关于研究“文革”结束以来上海地区的文学创作，我也知道这是一件有意义又难免不讨好的事情，我之所以有兴趣去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完全是出于偶然。你知道，我虽然出版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但先前计划的十篇系列文章并没有最后完成，今年上半年又写了一篇《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浪漫主义》，写得很吃力，其余的又搁下了。原因之一是我觉得这类文章写多了，会不知不觉地形成一种思维模式，这是很讨厌的，我想暂时摆脱一下。正好这时候有一个刊物约我写一篇关于近十年来上海文学创作巡礼之类的文章，这家刊物编辑与我的友情很深，所以尽管如你所说的难写，我还是允诺下来。为了完成它，我最近正系统地阅读一些上海作家的作品，准备陆续做一些个别作家的研究笔记，然后再从理论上去分析上海的文学创作状况。
自五四新文学以来，上海始终有两类作家，一类是土著，即洋场文化中熏陶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大都与市民的审美需要有关，带有通俗倾向；另一类是外来的，他们云集在大都市里感受着八方风雨，身携大量的社会信息与文化信息，自1920年代“创造社”到1930年代左翼文学，都属于此类。他们代表了新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向，上海一度曾为新文学的中心，与后一类作家的存在有密切关系。但在1950年代以后，户口制度严格确立，人才流动受到限制，上海文坛上很难出现外来作家，优势即渐渐失去，现在的上海，文坛的封闭与经济的开放是极不协调的。近年来，上海年轻一代作家皆出于土著，靠的是一度上山下乡，方感受到“外来文化”横向交流的气息，也因此获益，但这终非长远之计。但从另一角度看，上海是个现代都市，它的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诸如商品经济对通俗文学起了什么作用？对外开放、信息繁多的社会环境给文学造成了什么特点？都是值得研究的。我打算先从一些作家分析着手，以后再探讨一些综合性的理论问题。前些日子曾写了两篇，一篇《〈随想录〉：巴金晚年思想的一个总结》，一篇是《赵长天的两个侧面：人事与自然》，已经分别发表，最近又写成了第三篇，以徐兴业的《金瓯缺》为题来讨论历史小说的现代感问题，以后还将陆续整理出一些，这样慢慢地形成一个新的研究系列。
至于你说到如何对上海地区的文学创作做一个全面的总结，我想这不是我的任务，我也没有这样的企图。作为一个批评家，我只能囿于我个人的审美经验，对一些作家作品做出我个人的判断，并谈一些我感兴趣的理论问题。这当然会有局限，有片面，也是无法避免的。我仍希望我的研究能够开一个头，说抛砖引玉也可以，引起更多批评家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各人可以从各自的角度来研究上海文学，哪怕意见对立也是好事。唯有在多元的批评中，才能够勾勒出一个近于真实的上海地区文学创作全貌。
你信中还提到研究方法的问题。我想应该让批评家与作家站在同等的起点上进行对话，他们同时面对世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感受相通，彼此引为知音；如果感受不一，也是正常的。批评家只谈自己的看法，无权向作者去指点什么，当然更不必捧场。批评只是对艺术规律的一种探讨。我对作家的研究，从不忌讳他们创作中存在的局限，即使这样做会触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我也不能回避。我只希望我的研究对上海文学创作有所贡献。你有兴趣，以后我可以每成一文都先寄你，以便及时听取你的意见。
陈思和
1987年11月17日
（初刊《上海文论》198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