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的编辑给我出了上面这个题目，有点意思，人活一世该有多少个“第一”？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学话，第一次坐进课堂，第一次走进工厂，第一次扣动扳机，第一次拿起笔……有了第一，才有第一百、第一万；有了尝试，才有成功和失败。不论成功和失败，“第一”还是值得珍惜的。因此我不会忘记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不论它多么幼稚可笑，抑或多么单纯可爱，它毕竟是我小说创作的开端。
60年代初，我在海军里当制图员。部队上的大练兵、大比武搞得热火朝天，士气昂扬。有两件事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件是帝国主义不断侵犯我们的领空和领海，我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敌人提出严重警告；另一件事是敌人经常向我们祖国大陆上空派遣高空侦察机。这两件事都和我们海军有关，我们比别人更加焦急和愤怒。陆军老大哥打下了敌人的U2高空侦察机，空军兄弟打下了敌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陆海空，海军身为老二，却掉在了最后面。
机会终于来了。夏天的一个午后，某基地接到了情报，敌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要来骚扰。但是，天不作美，空气潮漉漉，天空乌沉沉，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而雷电交加又会影响我们战斗机的起飞和空战。司令员叫设立在海岛上的一个海军气象站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这个气象站是连续三年的“四好”单位，平时预报气象很准确，不想这时候中尉站长有些慌神了。他已经测出了准确的数字，两个小时之内不会下雨，可他不敢相信自己，不敢向司令员报告。关系重大呀！如果说没有雨，飞机起飞后下起雷雨来了，出了事故谁负得起责任？倘若说有雨，飞机不起飞，错过战机，那责任就更大。时间一分一分地溜过去，两个小时、一个小时，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了，司令员急了：“你能不能保证在半小时之内不下雨？”气象站站长仍不敢保证。还剩下最后十分钟了，越到最后越紧张，敌机马上就要来了，天也阴得更沉了，雷雨似乎立刻就会泼下来，中尉站长连说话的力气都吓没了。司令员当机立断撤掉了他的职务，怒不可遏地自己下令起飞。真正交上手，从开炮到敌机坠毁还没用十秒钟。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极大，那个站长只讲花架子，平时千好万好，临到战时却耽误大事，练兵的目的应该为实战。我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写点东西。在这以前我只发表过散文和通讯，写的都是真人真事。这件事牵涉到许多保密的东西，不能直截了当地表现事情的内幕。于是，我决定写小说。小说可以概括集中，以假当真，以真当假，只要虚构得像真的一样就行。一打算写小说，我认识的其他一些性格突出的人物也全在我脑子里活起来了，仿佛是催着我快给他们登记，叫着喊着要出生。我也憋得难受，就是没有时间写。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吃完晚饭我就躲到三楼楼梯拐角处一个文艺宣传队放乐器的小暗室里，一口气干到深夜两点钟，草稿写完了，心里很兴奋。偷偷地回到宿舍，躺到床上之后还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老是想着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和对话，特别是有那么几句自己很得意的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念叨个没完。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连抄清带修改，又干了一个通宵，稿子算完成了。偷偷地拿给一个战友看，他是甘肃人，看过稿子以后鼓励我寄给《甘肃文艺》，正合我意。我见识了中国的大海，很想有机会再游历一番中国的大山大河，自然向往西部。一个多月后小说登了出来，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新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