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我启程报到，哥哥送我到博瓦市长途汽车站。从我们家到巴沱镇，有一条石油钻井大队修建的碎石公路，但是没有班车，走路要四十多分钟。哥哥帮我背棉被和席子，我自己背脸盆和蚊帐。这些都是我读高中的东西，现在带到大学继续使用。我们从镇汽车站乘坐班车到博瓦市，虽然是国道，也是泥结碎石路面，双向两车道。多处坑坑洼洼，本来就开不快，错车还要减速，二十公里开了一个小时。在博瓦市长途汽车站，哥哥从班车尾部的梯子爬上车顶，把我的大件行李拴在行李架内。我上车时已经半上午了。我从车窗往外看，哥哥站在送行的人群中。他虽然在北方当了三年兵，还是不习惯像城里人那样挥手告别，只是不转眼地望着车子。长途班车出站后，转弯进入大街，我就看不到他了。
我父亲五十刚过。在农村算壮劳力。送我到博瓦市也不吃力。他们都不送，我把几样行李背到镇上，再乘车到博瓦市，也不是特别吃力。哥哥从巴沱镇到博瓦市，要六角钱车费，返回又要六角钱车费，不算在馆子吃午饭的钱，这一元二角钱车费。就是一笔很大的花费了。哥哥要送我，除了兄弟亲情外。是主动和我修好关系，弥补因建造瓦房子导致经济恶化而出现的裂痕。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回家。侄女郑菊就已经出生了。国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父母国家养老。哥哥复员只有几年，思想仍然先进，决定只生这个女儿。我是大学生，天之骄子，意气风发，不假思索地支持他。最初的优惠政策是，生产队每年多分半个人的口粮，直到郑菊十四周岁为止。
但是，全家人刚刚喘过气来，哥哥的新目标又萌生了：现在只是穿木结构的平房。以后要修砖混结构的楼房。所以，除了必要开支，剩余都要积蓄，一切为了修楼房。
在生产队的地盘上，有一口天然气井。用铁管把气接出来，在井场坝子垒一排石头灶，每家一个，煮午饭、晚饭和猪潲。石油大队部住在巴沱镇上。只向生产队派驻一个工人，由生产队提供住房。每天半上午，工人扛着大管钳，把大阀门打开，天黑时又关上。气阀有卡车方向盘那么大，没有大管钳，几个男人也转不动。我们只有烧天然气比城镇优越。全镇只有石油大队家属区和我们生产队烧天然气。巴沱镇的居民没有，博瓦市的居民也没有，他们几十年后才享受到天然气。
后来，气量越来越小，每家煮饭供气都不足。那时，煤炭放开供应了，农民柴草不够烧，可以买散煤烧了。于是生产队就决定把天然气集中起来烧窑，烧砖和瓦。在生产队时期，砖瓦卖了钱，归集体所有，年底分红。分田到户以后。这口窑就排轮子，由各家自烧自得。我们村也因气井而得名。大队改村以后，村名不能用数字，就改为气井村。
在划定的几块耕田内。哥哥和父亲趁农闲去踩泥巴。做砖坯和瓦坯，码在井场坝子里风干，轮到自家的轮子后。就装窑把砖和瓦烧出来。堆到家里屋檐下，准备修建楼房使用；实在没钱用了，才卖一点零钱用。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多做一点事情就累得心慌，根本无法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只能在家里慢慢地煮饭、洗衣和喂猪。大队合作医疗站，只有一个卫生员，多数时候都看不好母亲的病。中药比西药便宜，母亲一般都是看中医。病轻时她走到公社卫生院去，病重了走不得路，父亲或我就把杜医生请到家里来。在哥哥当兵的三年里，我就给母亲请过多次医生。杜医生来家看病，家里状况好一点的时候，母亲就给他煮一碗面条吃。母亲给我加餐时，只挑小指头那么一小坨猪油。但是给杜医生要挑大拇指那么一大坨猪油。杜医生吃完面条走了很远了，那猪油和葱花的香味，还留存在我的鼻子里。我们十天半月都吃不到一次油荤，这一大坨猪油是非常稀罕的。杜医生不是主动要吃饭，都是病人自愿感谢才吃。
我不但是全大队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全公社第一个大学生。这对父母来说是荣耀的事。我希望母亲的精神力量能够让她的身体好一点，支撑到我大学毕业。我发现母亲吃了油荤以后，身体就会好得多，就不容易生病。青黄不接时，家里吃饭都困难，更无钱买肉吃，母亲就特别容易生病。我工作挣钱以后。让母亲多吃肉。她的身体肯定可以好起来。但是，母亲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过于虚弱，在我大三的暑假前，病重住院。哥哥从邮局发电报给我：母病速归。
我坐长途班车赶回博瓦市，又坐短途班车到巴沱镇。我越着急，车越糟糕，半路上开不动了。我害怕车到天黑都修不好，耽误我见母亲最后一面。决定走路回镇上。这一走要走三个小时。我顶着下午的烈日，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心里越急腿上越无力。走了大约两公里，我看见一辆卡车停在路外修理。我向来面浅，害怕被拒，犹豫再三，问师傅过不过巴沱镇。司机三十多岁，听了我的说明，同意我搭车。我坐进副驾驶座，半个小时就到了镇上。我向师傅道了谢，快步向镇医院走去，但是母亲已经出院了，我又快步赶回家里。镇医院叫转到市医院，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她的病治不好了，不要再浪费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