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入选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名单，中国政府申报的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榜上有名。
哈密木卡姆和十二木卡姆、刀朗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等，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密素有歌舞之传统。早在隋唐时期，就以《伊州乐》名震中原。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诗人王维写完此诗后，亲自操起琵琶，用《伊州曲》的曲调，边弹边唱，曲调悲凉凄切，令人动容。为了演唱情绪的需要，他在演唱句末时要重复三遍，一唱三叹，故而后人习惯上把这首曲子称为“阳关三叠”。事实上，它的名字为《送元二使西安》。
如果说，古代龟兹因壁画的绚烂与恢弘成为人们心中的佛国，那么古代伊州则因乐曲的深沉与激越而塑造了一块精神的圣土。
现在，让古筝《阳关三叠》带着我们走进唐朝时期的伊州。
舒缓的开头，像一个故事娓娓道来。缓慢的起伏中，逐渐渗出了些许悲凉。这不是喧闹之地的心弦。显然，有两种声音交织诉说，一声高而清，另一声低而沉。它们像两只蝴蝶的翅膀，一上一下，互为张合，借力使力，又纠缠又决裂。
终于，高音逐渐低缓了起来，而低音却高亢了起来。真像是一对男女的相思，此起彼伏；更像是一场高峰谈话，不断地出现高潮和兴奋点。
但终归它们都回归到了心的深处。彷佛泉水逐渐消失了泡沫，最后的那点涟漪也随波而去。在两个知音内心中曾激发起的忧伤悲愤慨叹，都幻化为一种平和与安详，最终了结在了天地之间。
也许王维着力想要表达一种沉郁的送别之情，而在我听来，却更多地是一种爱的苦恋。
从这种古筝的悠扬到哈密木卡姆的激越之间，哈密大地上到底发生了多少世事变迁？然而，音符所流泻的情绪却穿越了时光隧道，一直到达了我的耳膜，甚至让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幻觉，它们其实就是一种情绪，一种语言，一种表达。不过，不同时不同人而已。
历史的画卷将我们从现在转移到了隋朝。这个短命的王朝，却为辉煌的大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隋朝时，哈密称为伊吾郡。很快，唐王朝建立了。这个王朝的首都长安，很快成为当时整个世界的中心所在。而从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进入西域后的第一个大的地区，就是现在的哈密，唐将这里命名为伊州。
有一个人，这个时候留名历史，并非因他已官拜“西凉节度使”，而是因为他向大唐王朝敬献了一部《伊州曲》。他的名字叫盖嘉运。
《伊州曲》最终盛行于长安，盖嘉运功不可没。但这曲子并非他自己所作，而是在流传于伊州的民间音乐的基础上，经由乐师加工，并填入歌词后制作而成的大型套曲。
本来是流行于地方的音乐，进入到首都后，经由长安乐师的再次改编和加工，终于脱胎换骨了。
《伊州曲》先流行于大唐宫廷，后来不胫而走，传入到民间的酒楼茶社、街头巷尾，创造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同时喜欢的盛况场景。
生在大唐时代的诗人是有福气的，也是有挑战性的。那个时候的诗人不仅多，而且素质都不错，大多会音律。晚上聚会之时，诗人们大多写完诗歌后，马上就陪着相适应的曲调唱了出来，而这种歌唱，也让诗歌的流传速度像鸟长了翅膀般。
至今，翻开唐诗三百首，还能看到不少诗人写过以《伊州乐》为题目的诗篇。
“求学管弦声款逐，侧商调里唱伊州”
“老去将何散施愁，新教小玉唱伊州”
“细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
“公子邀欢月落楼，双成揭调唱伊州”
“红儿漫唱伊州遍，任取轻敲玉韵长”
“绿窗弦上拨伊州，红锦筵中歌越调”
……
当时的著名艺人李龟年、小玉、杜红儿、金云五等，都是演唱《伊州曲》的高手。而《伊州曲》的曲名，还被列入唐朝崔令钦的名著《教坊记》中。
西域之辽阔，之神秘，之纵情欢乐，皆为首都长安人之向往。那个时候，交通不便，来一次西域实数难事，但为了弥补对“远方”的向往，他们热烈地喜欢上了这携带有异域风格的歌舞。其中，连皇帝的老婆都不例外。
一次，在唐玄宗举行的宴乐盛会上，贵妃杨玉环跳起了《胡旋舞》，令皇上心潮起伏了许久。这种歌舞，正因为格外地释放了生命的能量，而让这些久居于亭台楼阁之间的男女勃发出了一种激情。
探究《伊州曲》成为盛唐时期家喻户晓的秘密，需要先解开一个结，那就是伊州特殊的地理位置。
当绵延不绝的河西走廊向西延伸到尽头时，伊州出现了。
一方面，伊州身处西域，受到西域各民族音乐的影响；另一方面，伊州与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凉州（今威武）、甘州（今张掖）等地距离不远，受到凉州曲和甘州曲的汉族音乐成分的影响较大。
在这两种文化熏陶下而产生出来的《伊州曲》，既携带着一种边地的异质之美，又能让中原汉人嗅到非常亲切熟悉的音乐元素，令他们很快接近，最终形成《伊州乐》迅速而广泛地流传开来。
探究《伊州乐》，令我时常想起王洛宾。他所走的音乐之路，和《伊州乐》有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皆先来自于民间，经由专业人事加工整理后，迅速流传，持久不衰。而这，难道不是艺术家们最终殊途同归的道路吗？
《伊州乐》绝不仅仅是七个音符就解决了的问题。这其中，还蕴涵着一种边地和中心的互补关系问题。从政治格局上来讲，边地经济不发达，战事纷乱，需要中央王朝的支援和帮助；从文化艺术的领域来讲，边地天高云淡，自然浩大，从泥土中自然就孕育出了极其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一旦被输送到中心，如同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催化出另一种激越之情。
故而，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边地，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中心。边地和中心总是在制约与制衡中，互为补充，不可分割。
唐朝不仅留下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之类的诗人，还为中国诗歌史贡献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边塞诗。其诗歌的余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又焕发起了周涛等诗人的情怀，再次举起“新边塞诗”的大旗，令中国诗坛为之一惊。
战争是边塞诗的背景，而战争，同样是《伊州曲》的背景所在。
因唐朝时期边境上战事不断，人们感叹战争之苦，征人感怀思乡之苦，都需要一种情绪发泄的载体，而《伊州曲》的基调苍凉凄切，伤感缠绵，但又悲壮慷慨，豪迈激越，使得这一大曲所呈现的情绪成为一种时代共同的情绪，故而才能如此广泛地流传开去。
《伊州曲》令遥远的边地小城伊州载入了史册。之后，这个地方经过多次权利更迭，最终命名为哈密。
直到二〇〇五年，这个地方再次因歌声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这个时候，距离《伊州乐》流行中原，已过去了一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