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黄河》2017年第02期
栏目：作家书斋
偶尔在市场上买到一些旧拓的碑帖，其中一种名为《古宝贤堂法书》。读帖之馀，查阅了宝贤堂的相关资料，觉得这是山西文化史上值得玩味的一段故事。
宝贤堂创始于晋王府。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三子朱棡为晋恭王，洪武十一年（1378）就藩太原。传至第四代的晋王，是朱钟铉。朱钟铉有子名朱奇源。朱钟铉见其子喜好书法，便命他搜集古今法书刻帖。正是这位世子朱奇源（死后谥靖王），于弘治九年（1496），择取《淳化阁法帖》等古帖，及当时的名家法书，摹勒数十家，成为一部十二卷巨册的传世法帖，名之为《宝贤堂集古法帖》。
朱奇源造诣不凡，刻帖极为成功。傅山说过，《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古法帖中的上品，所钩勒二王的法书尤为精妙。
这部法帖的刻石，原安置于晋王府的宝贤堂中，宝贤堂毁于明朝末年战乱，刻石随之散佚。据《太原府志》记载，原先殿宇宏丽的晋王府，经过闯王李自成劫掠之后，历代所积蓄的图书玩好荡然四出，毁裂焚弃已十之六七。李自成收降的明将领陈永福，随后占据了晋王府，他的左右在府中亦多攘窃，把《宝贤堂集古法帖》帖石打断做了马槽。清兵攻占太原，陈永福逃遁，王府一度封锁。不料顺治三年（1646）四月夜间突遭大火，烈焰烛天，宫殿化为灰烬，留下一片瓦砾败草。
顺治十六年（1659）任太原府尹的宗彝，是一个风雅好古的人。他从断壁颓垣中搜寻到二十多块宝贤堂石刻，然后，便在府衙的后园中构筑了三间高大壮观的厅堂，把搜捡的石刻镶到壁上，沿用明代的名称，仍然称之为宝贤堂。
从顺治十二年，到顺治十八年，正是白如梅任山西巡抚（后为陕西巡抚、山陕总督）。康熙登基后五年，痛斥前朝贪污致富的大吏，其中就有白如梅。但他治晋六年，纠酷吏，拯灾民，修府城，建书院，曾经做了一些好事。当时战乱甫平，太原没有一个像样的书院，白如梅在侯家巷购地新建书院，花费白银二千一百三十两，并用了原宝贤堂的余料，建成院舍一百多间，名为三立书院。书院中设立了“三立祠”，专为纪念山西历代“立德、立功、立言”的乡贤名宦。白如梅说：书院是人文之地，宝贤堂的法书只有安放在书院里，才是一个合理的归宿。巡抚这么说了，知府自然服从，宗彝收集的石刻从此搬到了三立书院的“三立祠”。
康熙十五年（1676），戴梦熊任阳曲知县。他十分敬仰傅山的人品学问，与傅山交处之间，曾经共同致力于补刻《宝贤堂集古法帖》。经访求藏本旧拓，傅山延请擅长刻碑的段缯，钩补勒石五十余块，使十二卷原帖全本得以完善。雍正年间，朝廷赐银千两增修书院，三立书院改名为晋阳书院，“三立祠”中随后增入了傅山的祀享。直到清朝末年，傅山完璧的法帖石刻也一直保存在晋阳书院。
当年白如梅将集古法帖的石刻迁往书院后，太原府衙修建的宝贤堂一度闲置。后任的太原府尹王民顺，竟把该堂改为真武殿，供奉了道教的玄帝。真武大帝将宝贤堂占据了整整五十年。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李清钥来任太原知府。李清钥此人，本身是一位书法家，也不怎么信奉道教，他感到府衙内不敬别的神仙，单独祭祀一个道教的大帝，有些不伦不类，让人不知所以。他想恢复集古法帖的宝贤堂，但又一时不知该把玄帝请到哪儿去。某日他偶尔走到城隍庙，看到庙前临街的真武阁是一个空楼，就向看庙的白头老人问道：“阁中为何没有神像？”老人答曰：“阁中原来有玄帝像，五十年前搬到府衙中了。”李清钥这才恍然大悟，神像应该复归原位了。他把玄帝像搬了出去，然后取其家藏的古今二十余位名家墨迹，请人刻成帖石，陈列于堂中，名之为《古宝贤堂法书》。
于是，自李清钥之后，有了两种宝贤堂法帖。朱奇源原刻、傅山补全的《宝贤堂集古法帖》，俗称《大宝贤堂》；李清钥所刻《古宝贤堂法书》，俗称《小宝贤堂》。《大宝贤堂》经过历年增补，刻石积至一百四十多块，《小宝贤堂》原刻四十八块依然如故。
到了光绪年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将太原府衙的宝贤堂改建为令德堂。嗣后扩建令德书院，令德堂成了“四徵君祠”，祭祀乡贤傅山、阎若璩、范镐鼎、吴雯四人。李清钥所刻法帖，也就成了“四徵君祠”的宝物。
进入民国，时代巨变，晋阳书院的“三立祠”、令德书院的“四徵君祠”先后废除。民国六年（1917），在东缉虎营修建了专门纪念傅山的“傅公祠”，阎锡山题匾额曰：“尘表孤踪。”自此，“三立祠”的《大宝贤堂》、四徵君祠的《小宝贤堂》，相继移置到了“傅公祠”。1920年11月，日本的佛教史踏查团来山西寻古，他们有记录说：“享有模范督军美称、因教育而声名大振的阎锡山，两年来热心于古碑的收集，据说集中于傅公祠。”“傅公祠中，三面可见六朝唐宋时期所有名家之墨迹，做成碑刻大小嵌入墙壁者就有二三百之多，中庭置有八个六朝时期的碑幢，尤其中央之四块很是有趣。据守兵言，若无督军府许可，不得拓印。经极力争辩，方得许可，拓印其中之六块，甚是高兴。”日本人如此艳羡山西的碑刻，沦陷时期不免遭其掠夺。历经战争之后，《宝贤堂》法帖尚有大部存世，或许是有赖于傅山先生在天之灵的护佑。
“傅公祠”后来括进了山西省政协机关的大院中。随着该机关大院的改造，近二百块石刻于1980年迁到永祚寺，嵌于该寺廊壁至今。
我手边的《古宝贤堂法书》，即《小宝贤堂》，为李清钥所刻的初拓本，已有残损。读其内容，弁首为朱熹所书两首绝句，前一首缺字，后一首为五绝：“数日山中宿，人间别是天。神仙洞门远，相与白云连。”行书兼草，书写十分大气，足可见其运笔迅疾而又健劲潇洒的才调，想必是李清钥尤其喜爱，所以编次在前。接着是褚遂良录《战国策》的一篇草书，及黄庭坚书《墨竹赋》的残页，有元、明名家跋语，无疑为真迹。卷二之后，收有赵孟頫、唐寅、文徵明、董其昌，及清朝数家书法，李清钥屡加后跋，语多切当。其中晋世子草书，书写五言律诗一首，笔意流利自如，应是宝贤堂主人朱奇源惟一的存世之作，亦值得珍赏。
赏读书法之外，使我不禁感叹的是前贤们崇重文化的精神。李清钥把殿堂中的神像搬走，安置了书法石刻，这在那种敬仙畏神的时代中，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我们常常自诩今日的文明与进步，但见不少地方只知大修神庙，大竖神像，做了不少假古董，而在真正的古迹保护方面却是连一个清代的知府也不如。从朱奇源、宗彝，到傅山、戴梦熊、李清钥，因有他们酷爱文化的风流蕴藉，才有宝贤堂的珍贵法书传世。我们今天在研习赏爱前人书法作品的同时，都应当想到其流传之不易，其中承载着中国文化人的一种不朽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