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孙悟空闯进王母娘娘的天宫，就像游击队摸进敌人的大本营，什么班主任什么路队长统统没有了，你一下走进连环画，走进电影里，走进某个神奇的故事中。竹棍被我骑成马。骑了一阵，它又成了摩托，成了装甲车。等到我把它从胯下抽出来，它又成了机枪。就像我父亲，在厂里他是工人，站到我面前他是爸爸，一转身看到爷爷奶奶，他又成了儿子。只要你愿意，一根竹棍也可以变出很多东西。
墙上挂着一顶发黑的草帽，一件旧得发白的黑罩衣从草帽底下披挂下来。它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趁我不注意，它动了动。我一转过来，它又不动了。我提高了警惕：窗框上一根系在钉子上的烂布条斜斜伸起，罩衣趁机在草帽底下动了动。被我逮住的还有蚊帐。它们密谋造反，妄想恢复它们失去的天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机关枪来了，横扫敌军如卷席，顺带还把后面的山和竹林子削去一大半。
接下来就可以踱来踱去，当斯大林当朱可夫当叶挺了。考虑到叶挺死得早，朱可夫上头还有一个斯大林，干脆当斯大林得了。要当斯大林，得有胡子、烟斗和地图。有了这三样东西，就可以踱来踱去，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胡子的事情好办，到锅底下摸一把烟炱，往鼻子下一抹，斯大林的胡子就越过西伯利亚来到我这里。地图那玩意，我画过，弟弟画过，都留在家里的床单上。昭大哥画过吗？阿珍姐画过吗？昭大哥的地图应该是一个雄斑鸠。阿珍姐呢，大概是一只蝴蝶。风鼓动蚊帐，就像蝴蝶在扇动翅膀。雄斑鸠就不要了，蝴蝶的两扇翅膀，就像张开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足够大，可以放开马蹄和车轮奔驰。我手里的棒棒，当过机关枪当过迫击炮，比阶级儿子长，比校长的长，比昭大哥长。地图上的大好河山，它都够得着。胡子有了，地图有了，离斯大林只差一棵烟了。不是两根手指一伸做成抽烟的样子，也不是掐一段芦苇棒当成烟。我用一块报纸裹了一些干红薯叶。红薯叶不太肯往下燃，又从垫被上扯了一些棉絮加进去。烟一燃起来，所有事情就全是真的啦！
斯大林抽烟，铁托元帅抽烟，丘吉尔抽烟。蒋介石不抽烟，抽烟的把不抽烟的打败了。想来秦皇汉武、成吉思汗都抽烟，要不怎么叫狼烟四起，烽烟滚滚？斯大林吐出一口烟，西伯利亚那一大片就万马奔腾，风尘滚滚。再吐一口烟，万炮齐发，一片火海，一片浓烟。斯大林吞云吐雾。希特勒灰飞烟灭，连他的胡子也救不了他。点上一根烟，烟从胡子那儿升上去，就成了天上的云。抽烟的人就像住在天上。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只顾自己上天，不让我们抽烟？年岁是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说，抽烟先得装上胡子。
阿珍姐的衣服在装镜子的那扇柜门后边。柜门打开，一柜子衣服带着一个漂亮女人的气息，还有阳光晒过的味道，扑面而来。这时候你还能怎样呢？无论你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只有把马和地图放下，把战争放下，胡子和烟斗也得放到一边。就像搂爹说的，蛾子扑向灯火的时候，不会去问灯盏端在谁手上。屋漏水落到谁家的时候，不会去管门是不是上着锁。
柜边放着一把梳子。梳子顺着阿珍姐的发辫往下梳，就想起写文章引用了一条语录一句诗词或是报纸上一段话，文章就可以一口气往下写。一件上衣就像一篇文章的中间部分。中间部分也就是主体部分，文章的中心就在这里。有些文章的中心藏得深，就像厚厚的冬装。还是夏装好，中心突出，主题鲜明。阿珍姐在插秧，两样东西垂在那里，兜住它的就是一层布。阿珍姐在走路，胸衣里像有两只兔子在蹿，蹿啊蹿……江夫子说，分析文章就是抽丝剥茧，把文章的中心找出来。两只兔子到他那里，可不可以打上80分？一条裤子，摊开来就像一个印刷体的八字，长裤子大八，短裤子小八。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以为一条裤子就是一篇文章的结尾，结尾就只是结尾。那时候不知道，文章分段完全可以是另一种分法。
从斯大林到阿珍姐的花短裤，所有这一切，被一声咳嗽一扫而光。随着一声咳嗽，一条人影从窗外劈面打来。建大伯从山背后收工回来，咳嗽一声，从窗户外面走过。所有的电影和连环画一下收场了，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床是床，蚊帐是蚊帐，衣柜是木头做的。那些衣服裤子一阵风跑回柜子里。
就这样把一世界的事情丢下，空着手回去？竹棍本来就是我的，除了它还带上点什么？房子我带不了，衣柜也带不了。一柜子衣服，我一件也带不了。它们都有些烫手。老铁匠的手不怕火，他的手上有一层厚茧。我选择梳子。提纲挈领，抓住它，下面的东西也就跟着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