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平等心不仅对作家、对创作有效，对我们搞学术研究的同样重要。这些年来的研究实践让我深深感受到，评论的魅力或奇迹在于，你发现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你不能理解的，不够沟通的，只要你肯跨过“我”的门槛。表面上看是你在评论某个东西，你的研究水准提高了，但是从更深的层面看，恰恰是你评论的东西成就、扩张了你的智慧。这种智慧与其说是分析、研究的操练结果，不如说是接纳、包容的修持结晶。杨庆祥有篇文章说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一个互建的过程，很对。但静下来一想，哪一样东西不是彼此互建的呢？任何东西都是彼此对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亦可称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平等观，如果能有这种意识，就不会把十七年作为一个文学空白区，黑暗期；启蒙不单属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有启蒙。
程光炜老师在他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研究中提出讨论式的研究方法，引文式的研究方法，由此引出对各种关系的确认、梳理，我很喜欢。说到底，历史的还原、呈现应该是多元的。给历史一个多元的面目，亦是给自己留出回旋的空间。
在五人谈话中，李洱反复强调一个难度的问题。以我的理解，所谓难度，就是对风格的警惕。人的风格不能固化，一旦固化就是被自己框死掉了。这种难度意识亦可用于研究，作为个体研究者怎样进入一个时代呢？这显然不是一个滑翔的过程，首先要过的难关就是克服“我”的惯性。
傅强（《解放军报》编辑、第二届客座研究员）：我想从1990年代初期的“农家军歌”论争说起，那场论争从军队延伸到地方，引发了诸多评论家关于英雄与军人、农民与军队、道德与伦理等层面的激烈讨论。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审视当时的那批被称为“军营新写实”小说的作品（阎连科的《和平雪》《夏日落》《中士还乡，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无岸的海》《遍地葵花》，柳建伟的《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等），我依然认可其思想和艺术层面的意义。这些小说细腻刻画了特殊时代里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景况，审视其在时代转型中的沉沦与扭曲、搏击与挣扎，表达了深切的同情、悲悯以及批判。“农家军歌”以对军人生活和军人心灵的揭露突破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某些禁锢，解构了已经化为军旅作家创作定势的“英雄情结”，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军人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又经历着异化与蜕化的双向过程。然而时过境迁，在当下的军旅小说中，农民军人的形象早已不再是绝对的主角，“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成为军旅作家们努力刻画与打造的全新概念。然而，比之“农家军歌”中那些鲜活动人、丰满深刻的农民军人，经过了十余年的发展，新世纪军旅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却依然显得单薄苍白、模糊且僵硬。这种差距，我以为除了和作家的生活经验、情感投射与写作资源有关之外，勾连出的是一个亟须对“军人职业伦理”进行重新认识、深化认识的问题，也即一种文学观念的自觉。
在现代社会，似乎不再有建立在某种立场上的因为战胜对手而可以引领道德与人格追求的那一类人，只有因为社会分工而在某一领域敬业并且技术熟练因而相对出色地完成工作的人，这样的“职场英雄观”尽管有悖传统，但却已经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全社会普遍认同的职业伦理。重塑“战场”与守望“职场”象征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军人伦理叙事”齐头并进的两翼，在彼此交融和互参观照中，突显了军人伦理的时代性、丰富性和当下性。
这里想具体展开的是作为“军人伦理叙事”的另一翼，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对“职场”的守望。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观照军人的个人前途和职业命运。如马晓丽的《楚河汉界》、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刘静的《戎装女人》等作品。二是直面和平时期部队日常生活经验。如兰晓龙《士兵突击》、魏远峰《兵者》、王甜的《同袍》、赵江的《王牌班》等作品。三是关照“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新世纪以来，以李亚、王棵、王凯、王甜、朱旻鸢、裴指海、曾皓、卢一萍、刘猛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70后军旅作家脱颖而出。
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军人伦理叙事”经由对“战场”的重塑和“职场”的守望，满足了当下读者对军旅文学的双重阅读期待。一方面，商业文化浸淫之下的社会风尚和道德水准普遍下滑，日常生活的平庸，人心的荒凉鄙俗，呼唤着激情、理想和英雄的回归；另一方面，“价值解圣”后的军人，其日常生活状态，长期被“宏大叙事”所遮蔽，当下军人平凡但并不平庸的生活状态、真挚而炽热的情感世界乃至欲望化的世俗追求对社会大众而言具有一种“陌生化”效应，从而生成为一种潜在的阅读期待。可以说，建构“军人伦理叙事”既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也是大众文化“召唤结构”的强力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