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春天的一棵芦苇，我长着长着，生命里就有了骨节。我十二岁了，而离我很远很远的地方，哥也在长，他十六岁了，还在油田当了工人。他啊，总是比我大四岁。
就是那一年，哥来找我了。但是，关于哥的成长经历和来找我的一些细节，我是事隔很多年后才知道的。要不是我再三追问，哥也许永远不会对我说的。
哥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随石油队伍去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哥说那里是一个沙漠，夏季轮休时，哥回山东住了两天，就来北方找我。临近大泽地了，边防战士要他出示边境证，他拿不出来，人家就不让进。哥说，一个来回要五千公里，就让进去吧，他得见妹妹。边防战士无比坚定地说，你见妹妹是大事，我们保卫国家的安全也是大事，请走开。哥软缠硬磨，也没用，就怎么来的，又怎么回去了。第二年，也就是我十三岁那年，哥又来了。那已是腊月底，马上就要过年了。按说，哥应该从新疆直接回山东过春节，可他没有，他拐了一个大弯，从乌鲁木齐坐了近一个星期的火车，来到了大泽地。哥进了村，就打听村里人我在哪儿。大脚婶，一个经常和我娘斗嘴吵架的老婶子，对哥说，你往西走吧，最西边那户人家就是。扔下话，哥看见那个大脚婶急慌慌地走开了。哥不知道，大脚婶是给我养父养母报信去了。可是那天，哥还是找来了。村里的几个娘们儿、爷们儿，还有一些年轻后生，把哥堵在篱笆门外，在屋子里，我听见他们对哥说，人家崔小一家搬走了，不在这村住了。然后，他们你一言我一句地推说兰朵不在家，在外地的远亲家呢。而在屋内，养母对我说，“兰朵，好好藏在屋子里，别出门，有坏人来了。”“谁呀？”“别管了，一个骗子。”
养母嘱咐好我，就出屋了。我上了炕，透过窗户往外看，我心里那个急呀，“这坏人怎么还不走啊，怎么还不走。”
过了好长时间，众人才陆续散去。养父养母关了篱笆门，到了屋里。我问，“坏人走了没？”养母说，“走了，没事了。”
傍晚时分，养父估计我哥差不多走远了，就打开了篱笆门。门一开，我哥就从附近草垛里窜了出来。哥冲进屋，冲着我说，“我是刘同林。”我看看，并不认识他，在我的印象中，哥是模糊的。我嘴里嘀咕，“刘同林，刘同林是谁？”
这时，养父拽着哥，生生地把哥拖出了屋。然后，养父回屋，把门关了。
起先，哥站在院子里，天黑的时候，就离开了。第二天一早，有个老伯来敲门。养父开了门，老伯说，“你家兰朵的哥，昨天夜里住我家了，我留下了他，都是老街坊了，有些话也不怕你们不愿听，人家孩子大老远来了，依我说，该让他们兄妹见一面。”老伯还说，“我看兰朵这孩子，是个好孩子，不会扔下你老两口不管的，你想啊，要是日后，等兰朵明白过来，知道你们不让她见自己的哥，能高兴吗，还愿供养你们吗……”
吃过早饭，养父养母合计来合计去，然后嘛，一个在家做饭，一个去老伯家领哥。
约莫半小时后，哥跟在养父身后进了屋。
哥进屋说，“我是哥，我是同林。”
我看看哥，我说：“同林是谁呀？”
“你哥啊！”
“我哥是谁啊？”
“我就是你哥！”
那天，我怎么看，都觉得眼前的人不是哥。其实，那些年来，我每当看到村里的姐姐妹妹们，要么有哥，要么有弟，我心里就羡慕得不得了，我想，人家都有哥哥姐姐，我怎么什么也没有。当然，我也知道，山东老家有个哥。可我忘记了哥的模样，我就在心里一次次地想象着哥的样子。我想，我的哥嘛，肯定和别人的哥不一样，他应该很高、很帅，应该跟当时电影《小花》里的唐国强一个模样，甚至比唐国强还要高、还要帅。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又矮又胖的人，居然说是我哥。
我想不通，也想不透，我很漠然。
“想不想跟我走？”哥问我。
“不想——”
“你说啥？”
“没说啥，我不走。”
这时，养母端上桌几个刚刚做好的小菜，还有一大碗面。可是，哥吃了几口，就吃不下去了。那碗面，哥一口也没动。哥的眼圈红红的。
哥放下筷子，直起身，对我说：“不走就不走吧，回去我对爸说，你挺好的，他就放心了。”
第二天，哥走了。一群村里娃跟在哥的身后，吵吵嚷嚷地，就像送走一个走村窜巷耍把式的江湖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