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魁明听到这里，也叹了一口气，说，真是可惜呀，恨不能见他一面。心就活了，就把冯家骏留下了，用心地教他。双音吹奏法说来神妙，亦不过“吹、打、吐”，但这扑打唇舌之处，其中又有种种细微的变化，张魁明毫无保留。张魁明不光教，也和冯家骏互换箫法，一老一少在张楼村住了一个多月，很快乐。据说，这次交流张魁明也获益很大，但直到离开，冯家骏也没能完全掌握双音的技法。没学会，不是不用心教，而是太难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冯家骏将张魁明独创的箫曲记了谱，然后二人一起离开了张楼村，一个返合肥，一个回北京。那年张魁明不过四十九岁，冯家骏二十多岁，既然结了缘，天下太平，就留缘于他日吧。没想到，这一别，却再也没有相见。
张魁明的这支箫。教也没处教，学也没法学。都说他从来没有师父，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但我在张楼村走走聊聊，却听说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张魁明学箫还是有师父的。他的师父就是村北口一棵大柳树。这棵树就长在河堤下，树干粗壮，两人不能合抱，有人估算，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是有灵的。
说，张魁明十八岁时刚瞎了眼，内心苦闷，一到夜里，就好一个人走出村去坐在大柳树下吹箫。偶有人经过，他会把箫停下来，枯坐着，枯坐着，不言不语，就像个庙里的泥塑，泥塑般地睁着眼，好像在瞪着你，你会下意识地避开他。人远了，那箫音又会响起来。神灵授艺，是忌讳凡人偷听的。
在我想来，盲人的白天和黑夜是一样的。喧嚣了，就是白天，安静了，就是深夜。安静了。竹竿打到村中的土路上的“突突”声才会分明。这一天有月亮，那一天没有月亮，但都会有风。无论四季，风总是清凉的，村间夜风，也总是清香的。当盲乐师摸索到柳树下，拍一拍树干，会在最合适的树根下坐下来，一时间，一切也都沉静下来了。然后，不知多久，会有一个音符从沉静中跳出来，又一个音符跳出来。一天里听到的所有的声音都化为了音符跳出来，杂乱的，模糊的，胆怯的，先先后后地跳出来，争先恐后地跳出来。但是，它们跳出来后是乱的，是不成队伍的。这没有关系，张魁明从背后将箫取出来。这就是他的指挥棒，魔棒，在这溪月一湾的柳荫下，枯坐的少年正在冥想中指挥他的士兵，他的士兵里，牲口的叫、哭打孩子的声音、唢呐的一个高调、鸟鸣、风吹动屋角的铃铛、老生在念白、刻萝卜倒水声、澡堂里谈成买卖的生意人在笑、街上的吵嚷、县长来了行人急忙的回避声、柳条儿打在人脸上的声音、虫儿在叫、一得意踩疼了的小草，在脚下沙沙的呻吟着……但这些，仍然是乱的，是不听指挥的。当一切越来越乱的时候。唯有天才盲乐师的心能越来越静，越来越静，在极静中，仿佛听到了老柳树在叹息，这叹息声是对他的嘉许么？盲乐师的唇在一支洞箫上反复地吹、打、吐，唇舌扑打间，他的士兵终于就列，声符终于成行。大柳树下周而复始的春夏秋冬，寒尽不知年。它所庇护的盲乐师终于完成了他的世界。
张魁明后来走江湖。外出的多，在家的少，但每次一回来，都要到大柳树下坐一坐，吹一吹，就像让老师检查作业。但张魁明最后一次回老家，却没能再摸一摸他的这位树师父。
那次回乡是在1961年。那三年，甚荒唐。托福啊托福，张楼村在那三年里唯一出生并存活下来的孩子就是张魁明的孙子。但就算是他家，挨到1960年底，在乡下也实在过不下去了。大儿媳妇带着小孙孙来合肥投奔他。小孙孙有一周岁了，张魁明给他取小名，叫“饿”。
剧团里发两个人的口粮。养活四个人。老人家少吃点，还是可以的。但他不放心一人落在老家的大儿啊。忍了几个月，实在忍不住，向领导报告，要回家看看。领导说，老张，不要吧。
当时，张魁明身上已经有病了，忧从中来，病便不见好。又拖了几个月，病严重了，声音也塌了，没法演出了，便又向领导打报告，说一定要回家看一看。
张魁明回到亳县，在县文化馆里住了两周，还是要回老家去。大儿子说，爸，咱别回吧。县文化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无精打采，谁也拦不住老头儿。
说这次是张魁明最后一次回乡。那他平常回乡是个什么样呢？他名声大。是个大人物，小吉普车一到村口，就是前呼后拥，到家屋里一坐。来不及洗脸。就一拨一拨地来人见他，问长问短，听他说新闻，说合肥，说北京，说毛主席；他脾气好，对谁都好，平常村里走一走，成堆的孩子们往他身上扑，瞎乎叔，讲个故事吧；瞎乎叔，吹个小曲吧。张魁明那一张好嘴啊，可不光是在乐器上磨的。也是走江湖磨的，说书算命，哄人逗乐，那也是一绝，他在老家最自在，百无禁忌。大人敬他，小孩爱他。总而言之，这就是张魁明的张楼村，张楼村的张魁明。
可这次回来，一切都不一样了。吉普车进村，狗都不叫了。一直开到家门口，连个打招呼的人都没有了。张魁明堂屋里坐好，大门敞着，但从上午坐到下午，从下午坐到晚上，没有人来扣门。他不言不语，不饮不食，大儿说，爹，歇吧。张魁明不答理。二儿说，爸，歇吧，张魁明不言语。又过了不知道多久，终于屋外一个软软的声音在说，张先生在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