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里弗岱尔回来，蕾蒂将蓝色螺丝起子往厨房柜台上一扔，没理会开关背板，直接走进浴室喝酒，一连好几杯（回来的路上，即使她心情糟透了，也没松开那把螺丝起子，当它是棍棒或令牌什么的，就这么一路紧握着带回家。那把螺丝起子到现在还跟着她，收在房间某个抽屉里）。她坐在地板上，拉起T恤从头剥掉，心想她有多不开心、多没人爱又爱不了人、举止怪异，现在又多了项“暴力”。她直接对瓶吹，一口，两口，然后停下来。电话不时响几声，这时，她要不灌一口酒，要不扭开水龙头，让水声盖过电话铃声。她瞪着油漆斑驳脱落的天花板。电话终于不响了，她仰头又是一口。
她考虑留个遗书。家族里选择自杀的人，没一个留下遗书，令蕾蒂觉得他们有些“失职”；若说失职太严重，至少他们错失了留言的机会。
蕾蒂总是想象，当那一刻到来时，她不会不解释一声就走。不过几年前，有位演员服药自尽，留下一份谦和有礼、令蕾蒂十分欣赏的遗书。“亲爱的世界，”他写道，“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觉得好无聊。”从那时候起，蕾蒂总会幻想自己也留下同样简练、坦白的宣言，一行大胆、无懈可击又简洁到一张卡片就能解决的句子。但此刻，她想起这件事，突然明白（如果她够诚实的话）她遗书的那行字句会是，“亲爱的世界，我之所以离开，是因百老汇大道与二四二街交叉口的闪亮五金行，不愿履行退换货条款所致。”因此，等到她昏过去，脑袋重重撞上浴缸边缘时，她对自己造成的、外表可见的伤害，远超过她对里弗岱尔那可悲老板的伤害，她早已摆脱原本那份遗书的概念了。
几个钟头后，蕾蒂醒来，头痛欲裂，口干舌燥。她嚼碎一把阿司匹林，再用几杯气泡水冲淡嘴里的药味，并洗了洗脸。
蕾蒂依循哥萨克族来袭前的犹太传统，她把那天剩余的时间用来打扫公寓、打包个人物品。她未竟的大学学业留下不少文学书籍，光那些书本就装满一个纸箱；《读者，我嫁给他了》挤在贝克特的《无名氏》旁边（名言“我不能继续，但我会继续”即出自本书）。她把箱子摆在楼梯间，希望大楼某一户（他们全是移民家庭）会替他们的孩子挑几本书，也许还会觉得她人不错。
日光逐渐隐没，她停下来欣赏落日余晖，欣赏天真的大自然遭工业掠夺、交织而成的姹紫嫣红与鲜橘。夕阳很美，某种带着毒药、魅惑的美，颠茄浆果色，宛若漆器或皮革亮黝黝的黑；叫人无法抗拒的血红，犹如邪恶继母送上的红苹果。一抹不自然的自然景象，色彩危险又绚烂，她原本无意凝视良久，却又舍不得移开目光。后来她甩甩头，转头不看窗外，如此方能继续取物、弯腰、装箱这一连串琐碎举动。几个星期来，她头一次这么活动，脊柱两侧的肌肉震惊于她的突然召唤，刺痛抗议。
她把第二个纸箱拖进楼梯间，这箱装了好几盒爱尔兰燕麦、几包糙米和几罐撞凹的迷你浓汤罐头。她在箱子侧面写上“自由取用”。
瓶身凹陷的坎贝尔全鸡星形通心粉浓汤，一人份。瓶身凹陷的豌豆火腿浓汤，一人份。不过就几星期前，小薇曾拿起其中一瓶罐头汤，和德芬一同取笑蕾蒂浪费钱；“我宁可倒掉一大锅馊掉的汤，”她说，“也不愿花钱买这些，昭告天下（或只是结账员啦）我绝望且孤独的存在。”
蕾蒂没把小薇的捉弄放在心上。即使现在回想起那个傍晚的场景，蕾蒂仍微微一笑。艾迪·格洛那晚要工作（去协和神学院拖地），所以只有我们三人，跪坐在蕾蒂家的日式蒲团上，膝上搁着木餐盘。这盘子是她和乔·哈泼在日本商店“吾妻桥”买的，因为觉得木头摔不破，餐具组应该能用上一辈子。当然，这些盘子确实不会破也没缺角，但是，用木盘子吃东西，还是有种指甲刮过黑板的不适感；还有，由于蕾蒂会用某种蔬菜油维持木器色泽，因此总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馊味，最后就是得小心木屑。
那晚蕾蒂没煮汤。小薇为了找伏特加（后来蕾蒂告诉她，“酒在浴室”），翻腾食物柜，意外挖出这些一人份罐头汤。蕾蒂只做了意大利面，再撒上卡夫牌蓝吉士，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道料理，从小她就常做给小薇和德芬吃。
“我才不在乎超市结账的人怎么看我。”蕾蒂对小薇这么说，但根本不是这样：她在乎整个世界对她的看法，连无能的大学男生和讨人厌的五金行老板怎么看她，她也在意。“可是，”她补充，“你知道这些浓汤罐头，令我想到什么吗？男人。所有我遇见、认识的男人。不包括艾迪，我们都喜欢艾迪，我讲的是乔和他那堆朋友，还有一进诊所就喜欢调情吹牛，好像我不知道他们有牙结石、有蛀牙或智齿烂光什么的。就连我老板也包括在内。我敢说，这些人都有毛病。这个性别的人就像撞凹的浓汤罐头，这里碰坏，那里有伤，不得不降价出售，逼得你不得不猜想：罐头上的凹痕单单只是因摔落撞击所致、让我们捡到便宜，还是罐头里生了肉毒杆菌之类、可能害死你的玩意儿？所以我觉得，何必冒险？最好的奖项又是啥？食材廉价的大锅汤？与其如此，干脆别喝汤，我是这样想的。”
“你才二十六岁，”小薇说，“也太早放弃喝汤了吧？”
德芬摇头，“谁说的？我才十九岁，可我对什么汤都没兴趣。”
“可不是吗，宝贝。”小薇说，“我无意冒犯，不过，这样太不正常了。我的意思不是你们应该就这么冲出去、捧起撞见的第一碗汤就这样灌下去。你们应该等待，等到出现你们喜欢的再喝；但至少前提是，你们得想喝才行吧。说真的，你们应该渴望喝汤才是。想象自己捧着汤碗咕噜咕噜，或端着马克杯徐徐啜饮，或用汤匙一勺勺直接从汤锅舀进嘴里。”
“我吃沙拉就好。”德芬说。
后来，蕾蒂花了整个周六下午，再加周日整天，也就是七月四日当天，才全部打包完毕。她拥有的东西不多，所以很惊讶竟花了这么长时间整理。但其实都是她得去酒铺要纸箱的关系。因为她突然有股冲动，想把平常塞在抽屉里的衣服，她每一件黑T恤、每一件黑衬衫、每一条黑色牛仔裤，全部拿出来，像高档古董店售货员般，全部重新折一遍。箱子全部装满后，她决定将纸箱一个个整整齐齐、按形状大小码好，充作某种既坚固又脆弱、高度及腰的隔间墙。
全部收完后，蕾蒂脱掉黑T恤和牛仔裤，换上早先搭在沙发上的黑洋装。套上人字拖，她进厨房，拉开塞得满满的杂物抽屉（她把外卖餐单、银行送的小磁铁、捆绑花椰菜的橡皮筋全扔进来）拿出遗嘱。她年纪轻轻就有份像样的遗嘱，这是有姐妹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好处——完善的遗产规划。可是她压根没有房产遗产好安排呀？“是没错，但万一有天你被公交车撞了呢？”蕾蒂和乔刚分居不久，小薇和她讲道理说，“要是你的遗嘱执行人状告市政府，求取数百万美元赔偿，最后还赢了官司怎么办？难道你不想替自己做主说句话，表明这些钱要给谁或不要给谁？”
“但你也没有遗嘱呀！”蕾蒂指明这点。
“因为，假如你死了，而且没有孩子也没预立遗嘱，法律会将所有财产都判给你的配偶。”小薇说，“我是不介意啦。但你应该认真考虑。”
说真的，蕾蒂其实并不在乎。就让乔继承她的兔耳朵电视机吧。该死的，就让乔在她遭遇想象的公交车事故后，连同房产一块儿接收其他遗产吧。但小薇不依。“他想继承，先等我死了再说。”小薇隔天晚上就带着文件来找蕾蒂，整整十页，但整份文件也只有两段话称得上重点。第一段是：“我愿将身后剩余、遗留的全部财产均分，遗赠给在世的姐妹们。”第二段是：“我同意并要求，即将与我结束婚姻关系的乔·哈泼，不可撤销这份遗嘱。”除了这两句，其余都是老派样板文章罢了。
蕾蒂自签完名后，便没再瞧那文件一眼。但现在，鉴于它即将生效（或小薇说的“期满”），再折成三折塞进皮包前，蕾蒂粗略读过一遍。她想删掉与乔有关的那段文字，因她和乔不是即将结束婚姻关系。他们的婚姻关系已经结束，尘埃落定。既然如此，为何要让他成为她故事的一部分呢？
然后，她也希望能删掉“剩余、遗留”那句话，换成比较像自己口吻的字句。比如，“我愿意把有的、没有的，全部留给小薇和德芬，虽然我并不清楚她们到底想不想要这些东西。”
“剩余，遗留。”小薇拿文件给她，蕾蒂喃喃念道。那天傍晚，小薇自豪地像个送妈妈自制母亲节卡片的孩子（而她则是那种收到这类礼物，会欣喜若狂的母亲）。“这种字眼听来不是比较像人死掉以后，剩下的东西吗？骨头骨灰什么的？舍利子？”
这话令小薇很不爽。“只是法律术语。”她原以为会得到对方的感激与赞美，而非负面评论。
“为什么不直接写白话文就好？”蕾蒂问。
“天哪，蕾蒂！”小薇喊道，“连花大把钞票要我们写这些玩意儿的客户，都没认真细读，你这又是何必呢？反正这几天快把名字签一签就是了。”
当时（现在也一样）她签的是莉莉·亚特。没有法兰柯（老爸），也没有哈泼（她先生）。这个随遗嘱诞生的名字，感觉是新组成的，有点像化名。蕾蒂签名时，自觉像在伪造文书。
“好啦，现在你可以死了。”蕾蒂放下笔，小薇说道。
遗嘱见证人是隔壁的韩国妈妈与她的成年女儿，三人闻言沉下脸。她们的英语听力比口语能力高出许多，不太喜欢小薇的幽默。她们用笑容安慰蕾蒂，吟唱似的说了一句韩文，听来像“明斯特”吉士的明斯特。
“万——岁。”韩国妈妈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意思是，你会长命百岁，活上几万年。”
那个星期天，蕾蒂离开公寓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整理这几年断断续续写下的日记，将这些填满每日流水账的小开本线圈笔记本，扔进黑色垃圾袋。
印象中，在最近的某本日记里，她曾把那段与汤有关的对话重誊下来。她考虑先暂停手边的工作，找出那本笔记重读，确认她有没有记错。不过她要求自己不准屈服于怀旧、喜好或任何可能扰乱她稍晚计划的胡思乱想，因此，她将垃圾袋甩过肩膀，离开了公寓。
子夜刚过。她步伐沉重地向西行，穿过湿气浓重的夜，黑色塑料袋紧紧黏在背上。站在水泥破碎、钢筋外露的哈德逊河堤边，蕾蒂用力将垃圾袋甩出去，尽可能甩得愈远愈好。虽不是非常远，但也够了。她看着袋子缓缓下沉。
扔掉日记这份重担（单纯就是指重量）令她感觉松了口气。日记内容其实没什么分量，横竖也没写过不可告人的秘密。她鲜少记录真实事件，但也没扯谎；她只是避重就轻罢了。和已婚牙医上床？谁和已婚牙医上过床？她之所以把日记本扔进河里，不只是为了防止别人得知她不光彩的人生，同时也是为了不让人嘲笑她略去不提的部分。
她想起去年，老妈也是跳进这条河寻死的（她怎么可能没想到）。联络她的人是小薇。当时蕾蒂还愿意接电话。
“妈不在家里。”小薇说，“她已好几个星期没出门，现在却突然不见了。”
“那就好好喘口气吧。”蕾蒂说。
“我们以为，她和你在一起。”
“和我？她何时走过四条街来看我了？”
当天稍晚，小薇又打给她。
蕾蒂原本不打算选择和老妈用同样的方式死去。她几乎马上就想好要怎么结束生命了：她想在河滨大道那栋大楼的地下室（洗衣房）上吊自杀。她也不是不能在自己住的公寓里上吊，这样一来，姐妹们绝不可能是第一发现者；但蕾蒂有私心，她不想死在蟑螂老鼠堆里。那栋楼的地下室干净多了。
虽然对于要死在哪栋公寓地下室，她天人交战了一番，但要用什么方法，她倒是相当干脆。蕾蒂对绳结很有一套，这几年，她用绳子编过好些个样式复杂的壁饰、盆栽吊篮，简直一头栽进绳结热。
离开河边，一路上没见着几个人。精彩专业的国庆烟火已燃放完毕，现在她只听见附近西班牙哈林区零星传来的甩炮声响。明天就是这个长周末的最后一天，这段不愉快的假期也将告终，届时报上铁定充斥着莽撞男孩意外炸伤另一群莽撞男孩、恣意烧伤无辜猫咪的报道。她很高兴自己终于不需要再看任何一篇这类报道了。
蕾蒂来到我们这栋大楼时，时间已是星期一凌晨。她用她保留的备份钥匙进门，走进停在一楼的电梯。她想也没想，完全是肌肉反射，就按了我们住的楼层，因此，直到电梯门开、她听见从我们家大门底下流泄而出的芭菲·圣玛丽时（时间不早了，但音乐还是很大声，震得砰砰响），她才意识到，本该下楼的她竟然上楼了。
有那么几秒钟，她呆立在电梯里，心烦且拿不定主意。当金属门缓缓合上，她既未顺其自然，也没按下B钮（地下室），反倒伸手一挡，门又开了。
她走进走廊，站在门口踏垫上，这方小小的抹布型地毯，已搁在这儿超过三代，纤维磨光、颜色也磨掉了。她不确定接下来该怎么办。于是她做了个决定：把手探进皮包，摸出钥匙，再一次开门进来。她任大门半掩，站在玄关，就这么站在那里，就像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似的。
另外，小薇和德芬则摆出一副她们正在等她来的模样。虽然时间不早了，但两人都在厨房，还没睡；小薇穿着宝石红的GAP上衣和热裤，德芬则是一身外祖母风格的印花洋装，两人都没穿鞋。
“嘿，”小薇说，“你来啦。”
德芬靠着冰箱，正在啃裸麦粗面包做的花生酱三明治。“要不要来一点？”她问，凑向蕾蒂，递出手中的三明治。“我咬了一口，但我不饿。”
“不用了，谢谢。还有，花生酱不要沾到我的头发。”
这话就这么从她嘴里冒出来，与她这周末做的其他举动同样令她吃惊。她竟会担心她的头发，那一头恐怖又乱糟糟的头发。但实情是，那天晚上，蕾蒂稍微用心打理过头发，因为她希望自己被发现时，多少看起来还算体面。届时她可能脖子断了，吐出可比巴仙吉犬的蓝舌头，眼球暴突，地上搞不好还有摊可怕的脏污（为此她感到抱歉）；但至少她穿着漂亮洋装，头发也细心用皮发簪固定好，绿松石耳环轻轻摇荡。
她带着歉意对德芬说：“因为这个三明治抹太多花生酱了。”
德芬笑笑，“很干啦，不会掉下来。”她用屁股顶门，将大门关上，又咬了一口。
蕾蒂将皮包扔在走廊的古董椅上，走进客厅。“你拿我的专辑出来放？”她问。
“是你自己没带走的。”小薇反驳，“苏格兰不是有句古谚吗？就法律而言，这张老唱片十有八九已经是我的喽！”
“我不是要把它要回来。”蕾蒂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很高兴你喜欢她的音乐。Mi shit es su shit（西文：我的就是你的）。”她左右瞧瞧，“艾迪呢？”
“累瘫了，在睡觉。”
“我另外再做一份三明治给你。”德芬说，“涂果酱的。我觉得你好像瘦了，看起来糟透了。”
“尤其是她还把头发往后梳。”小薇附和，“扎太紧了，看起来像大力水手的奥莉薇。”
“呃，她没那么瘦啦。”德芬说。
我们转移阵地。德芬一口气端了两份三明治、两个杯子、一瓶南方安逸香甜酒到客厅去。这表示，她得把自己那一份三明治咬在嘴里，再把酒瓶夹在腋下。
“这时候喝什么香甜酒？”蕾蒂说。
小薇耸耸肩，“既然我们在听芭菲的音乐，那就得像贾尼丝·贾普林一样喝南方安逸。”待三人坐定（啃三明治的坐沙发，小薇坐地上），小薇说，“德芬说得对，蕾蒂。你看起来真的很糟。”
“我知道。我压根不觉得你们说我像奥莉薇是在称赞我。”
“瞧瞧你的眼睛。好像哭过？”
“你又知道我哭过了？”
“呃，因为你不下厨，所以我知道，绝不会是剥洋葱的关系。”
“谁说我不下厨。”蕾蒂反驳。
“煮意大利面不算下厨。”
“我常常在煮需要剥洋葱的料理好嘛。”
“所以，你剥了洋葱？”
“没有。”专辑播完了。我们听见唱针抬起，回到同一面的第一轨。“有人今天在漆我家外面的走廊。”蕾蒂说。音乐同时开始，歌词描述镇上有个性感美人，全镇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以前，我们三个常常在蕾蒂房里，一起跟着唱片大声唱，扭腰摆臀，拿体香剂罐子当麦克风。“‘胡奇酷奇’是什么意思？”德芬曾问过，“什么叫性感过头？”
“真的？”小薇说，“你们那抠门的贫民窟员外，竟愿意粉刷走廊？”
“味道呛死了，害我一直流眼泪。”
“那你晚上在这儿过夜吧。”小薇说。
“说不定喽。”
“干脆待个两晚。要不永远住下来好了。回家来吧，大家都搞不懂，你为什么不回来。”
蕾蒂顺着走廊，望向始终紧闭的主卧室。我们称之为“亡者之室”。我们的外祖母受不明疾病折磨多年后，在那个房间溘然长逝（我们都怀疑是癌症，但在外祖母那个年代，“癌症”两字是不能说出口的）。外祖母过世几周后，外祖父理查德也在那间房撒手人寰。虽然从技术上来说，他不算死在房里面，而是死在房间外面：他打开窗户，爬上窗台，摇晃个几分钟后往前一栽，跳下去了。当各层楼邻居看见外祖父经过他们窗前、纷纷惊恐尖叫时，我妈在走廊对面的房间写数学作业。
老妈也像她父亲一样，理论上并非死在那个房间，不过她溺死在公寓对街的哈德逊河时，那个房间碰巧是她的房间。
“不知道呢，”蕾蒂说，“有时候，我是真的考虑搬回来，可是，总觉得好像会闹鬼什么的。”
德芬点头，“那还用说。”
蕾蒂的自杀计划就这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清晨四点，和衣而眠的她在老家床上醒来，感觉一切又充满希望。她踩进人字拖，梳整长发，走向公寓大门。开门前，她稍停了一下，短暂瞥了瞥客厅：昨晚啃了一半的花生酱三明治，还搁在茶几上，一旁地毯上躺着南方安逸空酒瓶。她听见小薇、艾迪和德芬轻轻打呼的声音。蕾蒂凝视窗外，看着公园与哈德逊河，再将视线下移来到乔治华盛顿桥；桥上如项链般的装饰灯在暗淡两年后（因为节电措施），为了庆祝国庆再度亮起来。
不过，等她一下楼来到洗衣房，蕾蒂一刻也没拖延，直直走向住户放置清洁剂纸箱的生锈货架；架子上有公寓门牌编号，大楼管理人用汽水旧木箱收纳榔头、铁钉、电线、破布等东西。箱子里还有几把十字头螺丝起子，现在蕾蒂认得了。
有个装布绳的箱子令她颇感兴趣。她没选粗麻绳，而是挑了一条看起来比较干净、坚固，不会擦伤手指或划伤颈子的白蜡绳。在整箱布绳中，这条白蜡绳过度整齐的收存方式，特别引她注意：绳子一圈一圈绕成扁圆，像枚悉心缠绕的琼麻餐垫。
蕾蒂脑中唱起歌来：一卷漂亮盘绳就像一段旋律。然后，她开始质疑歌词：是旋律吗？还是回忆？或其实是一个漂亮女生就像一段回忆？这会儿她又感觉一阵回忆袭来，想起她和乔·哈泼比较幸福的那段时光；约莫从她刚进大学那年起到她一时昏头决定嫁给他为止。以前，他们偶尔会在城市岛租小船，她想起他盘绳索的方式。盘吉士条，意思是把固定小船的缆绳仔细盘好。这行话是他教她的。他不敢相信，她的航海知识竟如此贫乏。“纽约客总觉得自己心思细腻复杂，”他说，“殊不知，你们也是某种程度的城市乡巴佬。”
她认为，他不介意她是驽钝的纽约客。她晓得他喜欢教育她。“你也许会好奇我何必自找麻烦。”他头一次在她面前盘吉士，使其像条毛茸茸的蛇，栖靠在自个儿尾巴上，躺在码头晒太阳时，他这么说道。
坦白说，她并不好奇。她始终凝视远方泛白的地平线，试着分辨那一条条会移动、围绕太阳的柔和白色线条，那衬着画布般的天空的太阳。但她还是用心听他说明。她知道这是他的工作。她不介意，她喜欢学习新事物。
“这是讨海人的传统。”他指指盘好的绳索，“方便下一个人使用的贴心举动。”
他这话说得一副好像来自历史悠久的讨海世家，而非保险经纪家族；好像每年夏天都驾驶游艇出海个一两回，就自以为是美国海军之父（约翰·保罗·琼斯）或大力水手卜派。十五岁那年，他爸妈逼他从当地公立学校，转到新英格兰的一所男子预科学校。那种强迫你上教堂、必须穿制服（海军蓝外套配推销员领带）的学校，还会强调该校学生申请到常春藤名校的傲人纪录。他就是在这间学校学会驾船的。不过，后来他告诉蕾蒂，他发现他竟和室友发生性关系——他吓坏了，来年立刻转回老家康涅狄格，在日渐衰落的工业城市边陲的一所男女合校完成高中学业。
那是他在那晚对她吐露的可耻秘密。他难以启齿（与同性室友上床），羞愧到连嘴唇咬破了都还说不出口。乔告诉她的那晚，两人在哥大小小的巴纳德校区勒曼厅屋顶上抽大麻。他快速吸了一口，吞入，吐出，摆好姿势。然后就这么说出来了。他说他从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说的时候还掉了几滴眼泪，不单是因为丢脸，同时也因为感到释怀。坦承秘密时，他的门牙狠狠撕裂下唇，鲜血沾上胡须，将那几撮胡须染上湿黏的桃花心木色。她觉得一切都要怪那几小滴眼泪、几滴盐水、几滴血红素，害她在那晚决定接受他的求婚。
他伸手环住她肩膀，求她保守秘密。“答应我，你永远不会告诉别人。”他说。
“当然不会。”她答，“我要对谁说？”
他斜睨她一眼。他们俩都非常清楚她会找谁说。
“我妹她们才不在意咧。不是有很多男生都实验过吗？”
“我不是在实验。”他咕哝，“我是在做我必须做的事。”他神情坚决但忧惧，就像在回忆上战场的那刻。“那不是同性性行为，”他说，“那是监狱性行为。”
蕾蒂拎着白蜡绳来到长桌，住户通常在这儿折叠刚从烘衣机拿出来的干净衣物。她拉开金属折叠椅坐下（她打算几分钟后，站上这张椅子），动手盘绳子，但这回不是盘成扁扁的绳圈，而是立体、三度空间的绳结，一道宛如响尾蛇从笼中直立探头的绳结；这个结不仅完美，同时也带有目的性和功能性。
待一切准备就绪，她瞧瞧手上的作品，心满意足。但脑中又止不住地想：没有绳子是好事（No noose is good news）。
我们的父亲，也就是先前提过的纳坦·法兰柯，生于德国慕尼黑的学者家庭。如同家中其他成员，父亲也是高学历出身，能流利使用多种语言。他喜爱语言的程度，与其他小男孩爱狗、爱玩溜溜球的程度不相上下。他喜欢玩赏语言，喜欢玩幽默的文字游戏。他曾告诉蕾蒂，英语是最好“玩”的语言，其次才是法语。意大利语也不错，特别是用在吟诗作赋时，因为每个字都押韵；最糟糕的则是他的母语德语。事实上，他对蕾蒂说，他再也受不了听见这种语言，甚至听人说“gesundheit”（健康）都令他脸色发白。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知道没人喜欢双关语、文字游戏这一类的。我们为此致歉，但我们就是忍不住玩文字游戏。这全是纳坦·法兰柯的错。
父亲也是名化学家。他是因这个关系认识亚特家的。不过，早年我妈一家离开德国时，我爸还待在德国，直至无法脱身。他是个没有能力判读情势数据的科学家（当时他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最后落得进集中营的下场。我们不晓得是哪一个难民营，因为他们鲜少讨论或提起这件事。
不过我们确知的是，“二战”之后，他搬进难民营，后来才设法进入美国，找老朋友——我们的外祖父理查德·亚特帮忙；不过，由于当时外祖父已从“亡者之室”跳窗自杀，最后他只找到了我们的妈妈。
这就是他们相遇的故事。
在纽约，父亲只能在第七街的犹太人小区找到工作：做服装零件生意。他卖纽扣按扣、搭扣扣眼、盘扣与安全别针。他常带一些停产的样品回家给蕾蒂玩，她则把它们变成一个个小家庭。压花印有船锚的短外套黄铜扣是爸爸，包覆蕾丝的扣子是妈妈，一般衬衫领口的小白扣是小宝宝（这种白扣多属装饰，无实际用途但颇可爱）。
进集中营前，父亲是个心思细腻的犹太人，出来后变成愤世嫉俗的无神论者。星期六早上，他会带蕾蒂和小薇去中央公园动物园。这事，小薇完全没印象（当时她还在襁褓中），但蕾蒂依稀记得。蕾蒂是小薇和德芬与父亲家族的唯一链接。她是唯一记得父亲长相的人（浅蓝色眼眸，长得和我们完全不像），也是父亲双关语的传承者。她曾模仿父亲模仿中央公园北极熊的模样：我们的父亲和北极熊懒懒地左摇摇大脑袋、右摇摇大脑袋。“一副他随着北极熊秘密音乐摇头晃脑似的。”蕾蒂表示，她与爸爸笑到直不起腰，“熊熊”控制不住。他们都觉得，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事吧。
蕾蒂有张父亲的名片，放在梳妆台的某个抽屉里（就是她放橡胶蓝螺丝起子的那个抽屉）；这张名片因拿进拿出而变软、掉棉絮，在那几无用处的联络信息底下有行字：
纽扣按扣，扣起你我好感情。
因此，当蕾蒂表示，我们的父亲给她一大堆扣起感情的小东西，却扣不起他与她的感情，不告而别，这话绝对不只表面上这么简单。当小薇表示，父亲之所以抛下我们，是因他的名字正念倒念都一样（纳坦英文拼法为Nantan）来去无差，或因他的德国姓氏少了字尾e（他也许是离家寻找那失落的字母），又或者他抛家弃女根本无关姓名，而是抵达纽约前，待在难民营数月的经验使然，她也不敢妄下断言。
后来，当我们每个人摘掉他的姓氏，决定从母姓（小薇约莫在结婚时，蕾蒂在分居后，德芬则是一成年立刻采取行动），德芬反复宣称，改姓其实没啥大不了的，只是做个小改变（“alter”-ation），不能因双关语而有所责怪。如果我们总用刻意的语气“坦白说”（frankly），您可不能翻白眼，因为那正是抛下我们的人的名字。他坦荡荡扔下我们，也摆明了不关心我们，搞不好你甚至能这么说：咱们的老爸法兰柯“frankly”，不在乎咱们母女的死活。
好啦，好啦，不说了。父亲的戏份最多就这些，关于这个人，我们已无话好说，也不知他后来去了哪里。去出差——这是老妈给蕾蒂的说辞，至于另外两个，则是年纪太小不会问；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就连小朋友都知道，大人出完差总要回家的（而且还带着礼物），因此老妈只好和盘托出令人不甚满意的事实（至少她断言是事实）：她根本不晓得他去哪儿了。有一天，他出门上班后就没回家，隔天也不见人影，同样的情况一再重复、重复、重复，直到最后，她不再期望他会回来。她报了警，毕竟这是好公民该做的事，或至少她说她做了。警方这里搜搜、那里查查，表示他应该并未遭遇不测；鉴于他已是成年人，他去哪里，人在何处，原则上警方也管不着。
即便如此，蕾蒂还是年年追问老妈。没多久，小薇和德芬也加入行列。于是老妈只好端出各种可能性：说不定他驾船回德国了；说不定他还在纽约，只是娶了别的太太，生了更听话不啰唆的女儿（不会每天唠叨要爸爸送她们上床）。他也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你们又怎么晓得，警方有没有弄错呢？警察也不永远都是对的。又或者，你们的爸爸可能在某处生活，有一天突然决定回来。（谁知道？）也许就在我们不抱期望时，他就选在那时候走进大门回家来。
“你们喜欢哪个答案？”她问，好像他的命运能用多数投票决定似的。
毫不讳言，我们是抱着渴望父爱的心情长大的。但一年年过去，我们也过渡到另一种心态：没有谁比我们三个做过更多心理治疗，造访那些无效、只会要你开心、整整四十五分钟“只聊我！就是我！”的机构，但说真的，如果要说父亲这件事，我们根本不需要治疗。在我们童年时期的某个时间点，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孩童版的“悲伤五阶段”——否认、愤怒、交涉、沮丧与接受，还有疯狂至极的阴谋论：
某天傍晚，他出办公室后不慎滚下楼梯，结果失忆了！
因为他说德语，所以被中情局吸收当间谍，潜入柏林围墙另一边，成为无名英雄！
由于感染具高度传染性的恐怖疾病，他别无选择，只好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现在，他在能看到我妈和蕾蒂房间窗户的隔壁巷子，租了间公寓。每天晚上，在我们入睡后，他会用强力夜视望远镜偷看妈妈，还有挤在蕾蒂房间的我们仨。
然而在所有臆测中，我们觉得最有可能、至少最常想到的答案，是老妈杀了他。有天晚上，小薇神秘兮兮地笑着提出这个想法，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喜欢想象、揣摩的娇小母亲，这个孤单寂寞、遭人抛弃又无家可归的女人，如何完成整起案件、如何处理尸体。三人瞄了瞄走廊尽头的焚化炉，以发现新大陆的敬畏眼神，望着那个方向。
让我们澄清一点：老妈并未杀害老爸。即使我们三不五时拿来讨论、开玩笑，我们晓得，这么做也就只为了一个目的：自娱娱人。想象父亲已死、而母亲是杀人凶手，对我们来说带有宣泄情绪的意义；想象他偷看我们入眠，满足的用意大过遐想（但说真的，后来这念头令人愈来愈毛，也害德芬开始做噩梦）。然而，想象某天深夜，我们娇小、丰满、像只丑小鸭且命途多舛的老妈，拖着一名男子走向焚化炉，也许有人会说，这个画面具有疗愈作用。
关于纳坦·法兰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提到他），其实他到底有没有返回德国，或组成另一个生活条件更优渥的家庭，或被分尸送进焚化炉，这些压根不重要。就眼前来说，最实际的一点是：因为父亲年纪比母亲大得多（与她父亲年纪相仿），因此，就算他离家后还活着，现在肯定也已过世了。
所以，不管各位或我们最喜欢哪个版本的老爹故事，结局都一样。或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细节，但我们保证，他不会出现在往后任何一段故事里。建议您干脆忘记这号人物。我们向您保证，诚如有人曾向我们保证一样，忘掉最好。
现在回到地下室，回到“没有绳子是好事”，回到蕾蒂站上折叠椅、兀自苦笑，犹如踏上舞台、希望对观众传达心境的那一段。她想我们的父母也坐在观众席，看见他们回她一笑，笑容温暖，带着鼓励。她常常想象（或梦见）他们一个头也不回、另一个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她。现在她发现，她正想着自己也同样一声不响、头也不回地离开小薇和德芬。只是两者唯一的不同点是，小薇和德芬并不需要她。小薇有艾迪，而德芬有小薇和艾迪。
也许我们的父母也都想过同一件事：女儿不需要我们，她们有彼此。又或者，蕾蒂这时又冒出新念头，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要抛下我们的意思。或许他们是要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诚如蕾蒂此刻的举动。也许从头到尾都没人抛弃她，只是暂时迷了路而已。
DNA犹如面包屑形成的轨迹。自杀则是救赎。蕾蒂心中胀满为自己感觉到的悲哀，然而就是这份自怜、这股澎湃的情绪，令她热泪盈眶。
为避免情绪化，她再次审视出此下策的理由，转移注意力。她孑然一身。她孤单寂寞。她每天都陷在“不愿和任何人共度余生、却受不了一个人过日子”的两难困境里。再者，她和一个似乎并不喜欢她的牙医搅和在一起，这事要是被牙医的妻子发现了（派蒂，那名女子叫派蒂），可能令她万分痛苦。惩罚自己伤害派蒂，这应该足以作为她出此下策的理由。
更别提她还用螺丝起子，残忍伤害了一名大屠杀幸存者的鼻子。
然后还有别的。她根本没能力照顾好自己，似乎连接电话、越过车多的十字路口、买个简单的五金工具也做不好。公寓里有蟑螂，电源开关背板和她一样半死不活。还有，她肯定是酒鬼无误（换言之，她得戒酒），如此，人生有什么好活的？
虽然理由千百种，数也数不完，但没一个有意义、有道理，她又再一次回到这个结论。人生还有其他大小事，某些无法言喻、只能感觉的事，驱策、敦促她活下去，但其中独独有一个理由特别强烈，强大到乔、牙医、牙医的妻子与五金行老板都无以与之相提并论。
她后悔了。她希望此举是出于哀恸或内疚。她希望这是发自内心、衷心赎罪的行为。但这些和她此刻的作为不完全有关，与她正在进行的不是同一件事。
我们心里都有过同样的挣扎：该如何解释我们一心想做出最让人觉得可悲的行为（说好听是可悲，说难听是自私，但终归无法理解）的这种渴望？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是每个人在出生那一刻被交付、在离开人生这座监狱时（如果你认为人生是监狱），必须交还的号码牌。
又或者拿地平线尽头的天光来说吧。有时我们以天光描述阳光，且是每天只短短出现一下子，不是金色，而是宛如贝壳内珍珠母散发的银色光芒，这道光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来自天际线外，徐徐渗入直至覆盖整座苍穹，犹如一床诱人钻入其下的乳白薄毯。谁也说不准它何时出现。这道光每天都在不同时间出现，大多时候，它的稍纵即逝令我们轻忽漠视；然而，有些日子我们确实瞧见了，光芒亦徘徊不去，但我们却刻意忽视它，或多少看了几眼，最后撇头不予理会。
但还有些时候，我们移不开视线。“老天，今天地平线的光实在有够炫。”三姐妹中的一人会这么说，然后另外两人表示，“可是你不喜欢。”接着前者会说，“是啦，今天我是不怎么爱，不过谁知道明天会怎样？”于是三姐妹共同得出“明天的事，又有谁说得准呢？”的结论，再添满饮料。
蕾蒂踢掉人字拖，站上铁椅。她将绳子绕过一根水管，以固定行李牌的方式打了个结，再将蜡绳另一端绕过自己的颈子。蕾蒂两腿发抖，但她每个步骤都做得很好。没错，她还在哭，但并非啜泣抽噎；她知道自己还在哭的唯一理由，是她感觉到流淌的泪水，黏黏痒痒的。“没有绳子是好事”会是她最后的双关语，也是最终的愉快经验。圆滚滚的温热泪水滑下脸庞，滴落下巴。
两只光脚丫不断冒汗，与折叠椅的金属座贴在一起，因此她晓得，等会儿往前跨时，她得多用点力，才能拔起被吸住的脚底。决定行动时，她得连这个也一并纳入计算。
这应该就是奥运跳水选手跃下前一刻的感觉吧。观察跳板、游泳池及自己的身体状况，摆好最完美的姿势，最后只剩达到最佳心理状态（禅定的状态），纵身一跃的笃定和勇气，然后才有能耐开始数：“一、二、三，跳！”
她似乎站上去好几个钟头了。有时数到一，有时数到二，但始终无法数到三，更别说跳了。她只觉得头好晕，晕到她开始担心自己可能因其他毛病丧命，与心脏有关，像是中风或动脉瘤破裂之类的。可是，她不想那样死去。她希望能照计划进行。
最后是强烈的荣誉感及对家人的忠诚，使她得以顺利数到三，说跳，促她抬起脚（虽然只有几公分）先右，再左。当她的脚趾只踩到空气，脚跟顺势踹开椅子。
这时她想起毕福。
她原本打算把那只狗的裱框相片，归还牙医诊所的。她完全忘了。照片还在她皮包里，而皮包搁在楼上（我家玄关）。
就在铁椅向后倾覆，左脚跟即将感觉不到椅面那慢得不可思议的瞬间，她明白自己必须停止正在进行的事。她必须处理那帧照片，必须将它放回架子上，她可不要身后还得承受羞辱。况且，牙医可能终其一生，都会说她偷照片是因为太想要他、想要到寻死的铁证，这也不是她的目的。
于是她伸手乱够，想抓住什么以防止身体继续下坠，但什么也抓不到，也没有坚固的物体可供踩踏。她无能为力、无计可施，救不了自己的性命。她就要死了。然后就在那电光石火间，却也是她此生最长的一刻，在她即将两腿一踢、魂归西天前，她明白她错了：自己根本不该现在死，但这份顿悟无法改变结局。身体完全落下，绳索毫不妥协，彻底绷紧。
她压根没算到，大楼管理员多年玩忽职守。当然也没意识到，她固定绳子的水管几乎称不上水管，充其量是根管状生锈物。这根管子一承受她全部的重量，随即应声断成两截。蕾蒂重重落下，幸好没直接下地狱，而是跌在水泥地上；由于她着陆姿势不正确，遂听见左小腿骨清脆地啪一声，惊吓与疼痛令她放声尖叫。同一时间，那“所谓的水管”流出大量冷水，像狂泻的瀑布般兜头浇下。
为了顺利抵达电梯口，蕾蒂得将自己拖出那一摊迅速成形、虽浅但冰得叫人手脚麻木的人工湖；这座湖没有鱼，但充斥着五颜六色的烘衣机棉絮以及迷途的破袜子。进入电梯，她得抬手够住扶把，使出她细细的前臂所能挤出的所有力量，将自己往上带，单脚站立，再按下通往我们家楼层的电梯钮。
大门被敲得砰砰响。睡得迷迷糊糊的德芬起身开门，发现蕾蒂瘫在门口脚垫上，浑身湿透、全身发抖、扭得像条虫，湿答答的发丝掺杂大片铁锈，脖子上还缠着一条绳子；白蜡绳沿着地板拖曳，活像湿透的皮带。德芬觉得连她都快要发抖了。她一如往常慌张恐惧，不过已经比几个钟头后的她冷静多了，因届时她将在清晨五点跳上出租车，前往里弗岱尔，按照蕾蒂写给她的地址和防盗密码，闯进牙医诊所归还一只狗的相片。在复原蕾蒂犯下的罪行的过程中，德芬无法控制地狂发抖，因为她很确定牙医在结束第一次度假后，会提早进办公室，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结果她没撞见他，德芬顺利脱逃。回到等着送她折返的出租车上，蕾蒂请司机载她去圣路克医院。
“成功了！”她报告蕾蒂，后者躺在走廊加床上，等病房空出来。小薇和艾迪坐在床脚滚轮旁的地上，小薇将头靠在艾迪肩上，两人继续打盹儿。
蕾蒂因止痛药而昏昏沉沉，脖子擦伤处红通通的，小腿绑在固定板上。她抬眼望着德芬，即使耗尽气力也要开口说话。
“将来有一天，这事铁定会让我们笑破肚皮。”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