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以二分维度双向诠hegemony（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既披露了以常识为外衣的资产阶级文化霸权之隐蔽性，同时又构想了霸权的反向维度，即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现实生成路径。在葛兰西看来，意共低估了法西斯文化霸权的思想侵蚀力，而自身的文化领导权力量薄弱，对内无法凝聚意共党员的共同革命意志，对外不愿与其他阶层积极联合，无法有效团结大众，因而导致了最终的溃败，痛失领导权。
无产阶级政党怎样才能对抗资产阶级乃至法西斯文化霸权？葛兰西的答案是培育共产党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采取在市民社会的教育、传媒、宗教、生产机构等多个阵地里进行“阵地战”的隐蔽文化战争模式，凝聚广大民众的集体意识和革命意志，最大限度地接合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尽最大可能赢得广大工农群众对于共产党的积极认同，培育党的文化领导权，对抗资产阶级文化霸权。
葛兰西的理论设想并非完美。他过度强调文化、意识形态，在不自觉间陷入一种立场游移的唯心/唯物主义。他所设想的阵地战策略也有一定的空想性质，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有机知识分子群体身上体现了一种精英主义思维，暴露出他对大众革命主体地位的轻视。事实上，葛兰西的理论更适用于已经获得政权、需要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执政党。对于尚未获得政权的政党而言，这个理论则过于理想化。
瑕不掩瑜，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葛兰西在教条主义、宿命论大行其道的20世纪30年代以卓越的批判精神超越了机械唯物主义，开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先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
第一，他从文化视角展开对领导权的研究，促成了领导权建设的立体化和完整化，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论域。第二，葛兰西充分肯定“意识形态”的积极物质性力量，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虚假意识形态”的单纯负面批判，促使无产阶级政党有意识地构造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借此链接不同利益阶层，发挥现实的物质力量。第三，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向市民社会延伸的根本变化，在资本主义向福特主义演变的重要节点上适时地革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国家观，赋予市民社会以及阵地战策略显著的领导权建设意义。第四，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承载了“劳动群众—专业技术精英—科学技术专家—有机知识分子”之间的跨阶层身份链接，回归生活生产世界寻找智识领导权的源发路径，以层递方式阐明了劳动群众与智识先锋集团之间相辅相成的共生逻辑。第五，葛兰西对于阶级联盟的强调体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现实出发、不迷信教条、不盲从权威，敢于直面现实矛盾、独立判断、大胆批判的革命勇气和思想深度。第六，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适用对象拓展到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而不仅仅局限于无产阶级政权分析。这种扩展突破了固步自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给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深刻启发，杜绝了对于“命定的”社会变革的盲目期待，促使人们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找夺取领导权的切实路径。
但是，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与巩固不能仅仅遵循从文化到文化的形而上学路线。它受到经济、政治、军事和话语领导权的联动支撑，各种权力立面相互制掣、相互依托。无产阶级政党要获取、巩固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必须营造强大的话语网络，强化言说能力，生产并推广切合大众政治心理需求、能够影响大众政治判断的价值话语，消解资本主义话语逻辑。
在葛兰西之后，哈贝马斯试图论证如何通过程序性的话语生产、话语协商来形成公允的法律，实现社会团结，形成社会共识。但是他的话语伦理学是一条历经“理性—道德共识—主体间性—公正话语—交往理性—社会规范”的封闭式自我循环链，以过度乐观的个体理性、集体理性预设为出发点。此外，他的思想隐含精英主义交际主体观，忽视了话语弱势群体的话语资格困境。
拉克劳与墨菲也把话语作为一种孕育文化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在他们看来，文化领导权建设是一种在开放性空间中培育“话语等同链”的过程，话语符号作为“漂移的能指”，为话语溢出、话语场扩大和话语接合创造了弥合空间，是左翼政党链接不同政治立场的泛“普遍性”前提。但是，拉克劳与墨菲抹杀了阶级存在的事实和经济要素的作用，片面夸大了话语的建构功能，曲解了葛兰西思想。
本书同样以话语为切入点，尝试性地提出了“WWWH话语领导权理论”，试图从话语主体、内容、场域和策略维度构建政党与大众共享政治话语权、巩固文化领导权的现实路径。所谓话语主体（Who）包括以抽象主体性、话语实践连贯性为特征的领导集团，作为边界守护人的领导中介（有机知识分子）和以话语资格和话语动力为主体性生成前提的被领导者（大众）。话语内容（What）因话语主体身份而有所不同，领导集团话语有内政、外交话语之分，领导中介在面对执政者、大众和“无机知识分子”时话语内容也有所区别。大众政治话语则应该以表达、抗议、监督、选择为主题。话语场域（Where）包括传统媒体话语场和新媒体话语场。在传统媒体话语场，领导集团需注意“搭场”“割地”，以“个人署名”的方式传播执政话语。在新媒体话语场，执政者则需要积极驾驭各种新型话语渠道，以开放姿态对话大众。话语策略（How）也因主体身份有所区分：执政者需注意评价性多声词汇以及人称代词的使用，领导中介与被领导者则要充分利用明喻、隐喻、双关、委婉语等各种话语修辞。
为检验WWWH话语领导权理论的适用性，本书以中国政府“互不干涉内政”话语和瑞士政府“中立”话语为例，比较分析话语主体地位、话语内容、话语场域开发程度与话语策略使用情况分别对两国政府的国际文化领导权有何影响。分析结果为，中国政府在“互不干涉内政”话语的对外言说过程中国家身份言说不足，对于国际政治“潜规则”的解构力度不够，在话语内容维度上先逊一筹。就话语主体地位而言，中国政府较好地保持了抽象主体性与话语连贯性，但是作为重要话语主体的中国有机知识分子由于话语资格与话语动力问题在国际话语场上“失声”现象严重。中国政府当前正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两个方面着手开拓国际话语场域，但是话语能见度仍然不高，尤其在自主话语平台“搭场”、领导者“个人署名”式发言以及多形式新媒体应用上还有待提高。在话语策略方面，中国政府注意使用“收缩性多声”，却忽略了“扩展性多声”的使用；大量使用“我们、他们”，但仍然不习惯使用“你、我”的短距离人称代词。由于在话语主体、内容、场域和策略维度上都有所不足，中国政府的国际话语领导权受到较大影响。
对照瑞士案例，在话语内容方面，“中立”话语折射出国家身份断裂与瑞士政府隐蔽破坏国际规则的问题。就话语主体性而言，瑞士政府保持了抽象主体性和话语连贯性，但是言行不一，凸显了原WWWH 理论中“话语连贯性”规范的解释力不足，应改为“话语与实践连贯性”。作为话语主体，瑞士有机知识分子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无机”知识分子。瑞士大众具有话语资格和话语动力的双重主体性保证，但仍然无益于国家文化形象，暴露出原WWWH话语理论的另一个不足，即大众“话语辨别力”维度的缺乏。瑞士政府忽略了英语国际媒体，且忽略了“扩展性多声”策略，人称代词的使用比较呆板。对WWWH四维的忽视进一步损害了瑞士国际形象，致使其国际话语权微弱，文化领导权无从谈起。
最后，本书进一步探讨了政党或政府在获得文化领导权之后还需要防范的文化领导权之三重异化的可能性。如果一味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忽略市民社会建设，那么该政治集团的核心政治思想就无法穿越“反霸权边界”（CHB），只能导致文化领导权异化为独裁霸权，最后被其他先进政党夺取文化领导权。我们把这种异化称之为文化领导权的第一重异化。
反之，如果“执政党—强制性国家机器—市民社会机构—个人”之间的意识形态传播链条得到良性衔接，执政党有可能获得阶段性的文化领导权，此时 CHB 会自然遁形，收缩为半开放的“防御性理性边界”（PRB）。PRB介于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以权力理性和文化理性为戒尺，双向防御可能来自政治社会的独裁霸权以及来自市民社会的无政府主义乱象，避免文化领导权的第二重异化。
在国际政治文化交往中，为了避免文化领导权的第三重异化，还必须强化“反吞噬二重边界”（ADBs）的防御作用，避免霸权国家对于他国的文化领导权吞噬。ADBs 包括“大众认同”的第一重反吞噬边界（ADB1）和“良性政治社会建设”的第二重反吞噬边界（ADB2），两者共同确保了本国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与他国进行政治、文化、经济等交往的过程中不至于流失国家文化特质、丧失政治交往身份。从CHB到PRB再到ADBs的三个阶段构成了本书的“弹性边界三阶论”，该理论是一个探索如何防范文化领导权异化的三阶理论，是在国际交往语境中对葛兰西思想的一种尝试性延展。
综上所述，本书沿着“走近葛兰西、辨析葛兰西、走出葛兰西”的理论路径，在葛兰西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延展，尝试性提出了“WWWH话语领导权”理论和“弹性边界三阶论”，并结合中瑞外交话语实践的对比提出了策略性建议。笔者在当代国际交往语境中引入葛兰西思想，是一种“西为中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尝试，力求为当代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