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学习老八路的作风，给房东扫了院子和大街，又将水缸打满了水。霍队长不愧是常年搞农村工作的，担起水来，肩膀着实，甩臂匀称，步伐也格外轻盈、快捷，不像我们，肩难着担，脚步歪斜，时而一高一低，时而又把水洒一地。
这里的人们农闲时吃两顿饭，一是习惯，二是也节约粮食。工作队进村后，不单办伙食，而是吃百家饭。不过，这百家可不是泛指，也不是什么人家都可以去的，而是根据阶级斗争这根弦来确定：只去贫下中农和中农家里，不去地、富、反、坏家，也不去上中农和地主富农子女家。由于人数较多，八名工作队员分为两拨儿：队长、郑美群、黄教授我们四人一拨儿；副队长吕志林他们四人一拨儿。我们这拨儿第一天派在大队书记马永清家。上午九点，当霍队长领着我们走到马永清家门口时，这位大队书记急忙从屋里出来迎候。他个子比较高，体形却很瘦，长长的刀条脸上又积满了胡须，与他那个又矮又白又胖的老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虽然他家已有六个孩子，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男孩，老婆的肚子居然又大了起来。据霍队长说，马永清老婆是走道（改嫁）过来的，原来那家是上中农，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那个男人得病死了，才找了打了半辈子光棍的马永清。说起这个女人，可有着超群的本领：不怀孕则已，怀上就是双胞胎，而且都是小子。她在原来那个家生了两对双胞胎。嫁给马永清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这一次才怀孕五个多月，就比人家怀了七、八个月的肚子还要大，看来又是一对淘小子。我们进屋时，地上早已站着四个半大小子，炕上两个墙角里还各放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家伙。我们盘腿坐在炕上，两个小家伙既不哭也不闹，而是充满了好奇地看着我们这几个陌生人。主人做的饭是大蒸饺，这也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这里的白面很稀缺。后来吃到嘴里才知道是红薯面的。不知是女主人孩子多忙不过来，还是习俗如此，对这里的卫生实在不敢恭维：不仅饭桌上一层油污，碗是黑乎乎的，就连蒸饺子用的竹箅子竟然也满是尘土，很可能放了大半年都没洗过一次，当我们用筷子夹起一个蒸饺时，箅子上就出现一个白白的饺子印儿，再看饺子底下，则沾满了黑黑的一层灰尘。霍队长好像没有看到这些，夹起蒸饺放到嘴里就吃，一边吃还一边称赞好香好香。老教授和郑美群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筷子，迟迟没有动作。我猜想，俩人和我一样，都被这场面镇住了。霍队长仿佛没觉察到我们三个人的表情，随手给我们每个人碗里夹了一个，一边夹还一边说趁热吃，趁热吃。我们这才意识到，这不是吃一顿饭的问题，弄得不好，细细追究起来，很可能会牵扯到与贫下中农有没有阶级感情的大问题。更何况，这顿不吃，下顿要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摸着饭碗，中间六、七个小时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补肚子的。于是，都不约而同地学着队长的样子吃起来，一边吃也一边说好吃好吃。女主人当然高兴了，本来就很小很小的两个眼睛笑成了一条线儿。她得意地用手指着我们说：你们城里人啊，平时吃惯了大鱼大肉，这回到咱乡下换换口味，怎么会不好吃呢？下次来，我还照这个样子给你们做！
饭后从马永清家出来，我和郑美群都忍不住议论起来。郑美群问，马永清和他老婆是怎么结合的？我怎么看着他们不像是一家人呢？我直言不讳地说，他们俩能有爱情吗？没有爱情能白头偕老吗？黄教授没有答话。霍队长哈哈笑了：就你们这些大学生事多，什么情呀爱啊，总是说的文绉绉的。你们看他们家有那玩艺儿吗？能凑到一起搭伙过日子就行了！我问黄教授有何感想和高见。黄教授一脸严肃地说，我倒不关心他们俩有没有爱情；我担心的是，这么多孩子，他们怎能养活得了？
霍队长说，今天中午召开一个社员大会。在这之前，我们工作队先开个碰头会。我去大队部找生产大队的队长下个通知，你们先回房东家。黄教授和郑美群说要在村里转转，好熟悉地形地貌。我说前后两条小街，站在高处一眼就看遍了，还有啥转头？黄教授说，那你先回去吧，我们随后就到。
我回到房东家时，吕志林他们四个人也吃完饭刚回来。房东家的姑娘小霞，马上给我们烧好了开水送过来。这姑娘有十七八了，不仅人长得精神，性格也开朗，整天笑呵呵的。听她妈说，这姑娘长这么大也没像现在这样光荣过：工作队进村百里挑一选中了她们家当队部，而且又是霍队长亲自住，还带着两个女大学生，招惹得许多姑娘媳妇都找这样那样的借口来串门、观看，甚至平时在队里干活也不时有人向小霞送来羡慕的目光。小霞找出茶碗，把水一碗一碗倒上。这功夫，霍队长、黄教授和郑美群也脚前脚后回来了。霍队长说，我们今天是工作队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昨天晚上大家都见面了，我就不多介绍，今后很快就会熟悉。我先讲讲这个村的自然情况。这个村是一个大队四个小队。全村共有415户，2238口人。其中，贫下中农253户，中农112户，上中农38户，地主6户，富农5户，坏分子1户，没有右派。从公社和工作队分团掌握的动向和我们进村后了解的情况看，这里的阶级斗争非常严重和尖锐，大小队干部“四不清”的问题也普遍存在。关于阶级斗争，最突出的问题是地富分子变天之心不死，比如地主常万禄，在田间地头经常向一帮子小青年讲述当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哪年哪月去过天津、北京、上海，开过哪些眼界，现在却连唐山都去不成了。许多社员，特别是贫下中农，同地主、富农划不清界限，平时还三叔二大爷地叫着，分不清敌我。这里，我要说一件事，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刚才在马永清家吃完饭，黄教授和小郑你们俩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你们自己知道吗？黄教授和郑美群都惊讶地回答：犯了一个大错误？没有啊。霍队长说，你们俩在后街是不是帮一个老太太抬了一口缸？黄教授和郑美群回答：是呀，我们看到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在地上推口缸累得汗流浃背，就帮她抬到家里，怎么，这事办的有错吗？霍队长问，你们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什么人吗？她是地主常万禄的老婆，也就是一个地主婆。我们帮贫下中农担水、扫院子，贫下中农说我们有阶级感情。你们去帮一个地主婆抬缸，贫下中农会怎么看？全村人对工作队又会怎样评价？瞠目结舌的黄教授没有回答。我却不得不佩服霍队长情况明、信息灵，刚刚发生的事情，她就掌握了真相和动向。郑美群显然沉不住气，她很有些激动地问：照这么说，今后在大街上碰到什么情况要办什么事，还得先问问对方是什么成份？如果我们还是碰到这么一家，房子突然着火了，一问却是地主，而且是大地主，我们还救不救火？不救，就眼睁睁看着大火着起来吗？霍队长没想到郑美群会提出如此尖锐和难解的问题，她又气又严肃地回答：郑美群同学，你太幼稚了，也太天真了！我们是“四清”工作队，阶级斗争这根弦必须时时刻刻绷得紧紧的，不然就会犯政治错误。副队长吕志林也明确表态：霍队长批评的对，时刻划清敌我界限，这是我们每个工作队队员必须遵守的原则。霍队长接着说，有关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我们把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还会揭发好多。下面再简要说说干部“四不清”问题。据公社分团领导介绍，这里的大小队干部几乎都有多吃多占问题。账目，特别是工分账，也比较乱。总之，虽然底数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基本情况是掌握的。为了便于工作，我们初步分下工。我、黄教授、徐小妹和郑美群四个人负责一队、二队，老吕你们四个人负责三队、四队。大队的情况我和老吕共同负责。今天中午的社员大会，主要是宣讲党中央的十条。
初春的中午，天是晴朗的，风是和煦的，直射的阳光把大地照得暖暖洋洋，以致街道和院落里存放了一冬的积雪和薄冰，也开始静悄悄地融化。
大队部的院子里，社员们早就到齐了。男人们你一群我一伙，依在墙边，蹲在墙角，时而互相挑逗，时而又嬉笑对骂；女人们则人手一个小板凳，挤坐在两棵大榆树下，一会儿窃窃私语，一会儿又抿嘴浅笑。另外还有一行人，男女几乎对半，年纪最小的也在三十六、七以上，并排站在两侧的墙根下，既不说话，也不走动，更没有欢声笑语，神情也极为呆滞。吕志林悄悄告诉我，他们都是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向来是不能与这边的社员们为伍的。
在男人群和女人堆儿的交界处，一个男人不小心踩了一个女人纳的鞋底儿，那个女人噘嘴瞪眼地喊：你损不损啊？还没上鞋帮的底子就让你那双臭脚踩脏了？那个男人也不示弱，火气方刚地回答：谁让你挡道来？今天踩鞋底还是轻的，明天我还要踩脚呢！人们听了，哈哈大笑。一个老太太评论说，你们俩呀，整天吵什么？不兴互相让着点！
大会开始时，霍队长把工作队成员一一向大家做了介绍，然后讲明了工作任务，最后还宣讲了工作纪律。宣讲十条的任务给了祝林。吕志林告诉我，因为祝林是北京人，平时一口京腔，话说的标准，又是大学生，文化也比工农干部高，不让他宣讲谁宣讲？社员们虽然早就知道了工作队的来意，但对全国的形势却不清楚，所以会场秩序很好，大家听的也非常认真。
祝林的普通话果然讲得标准，也非常好听，一字一板，字正腔圆。十页文件宣读完之后，不知是中央文件说出了社员们的心里话，还是祝林宣讲得太棒了，或是二者兼而有之，社员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马永清夸赞说，工作队真有人才，宣讲的和话匣子里的声音一个样。这时候有个女人从男人堆里站出来说，没文化不会说就别说，话匣子里的声音多了，县里开三干会时咱方县长那声音好听吗？一口唐山味，拉腔侉调的。人家祝林那声音是标准的北京话，国家发布什么大事儿用的都是这个调儿，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夏青是一个师傅教的，全中国人人都愿听！我仔细打量一番这个女人，年纪大约二十三、四岁，细高个，鸭蛋脸，身材苗条，长相标致，脖子上还系个红头巾，一举一动都流露出几分与众人不同的风韵。她是全村唯一一个没和大姑娘小媳妇挤在一起的女人，而是坐在男人群里有说有笑。听吕志林说，这个女人叫常雪梅，是大队团支部书记，也是马永清的小姨子，前年嫁到这个村的，男人在石家庄一家大药厂上班。我问她是什么文化，吕志林说，初中生，弄不好，可能还没毕业。
由于时间已经到了各家各户做下午饭的时候，霍队长宣布宣讲结束，社员们可以走了，但大小队干部和四类分子分别留下。霍队长领着多数工作队员给大小队干部们开会，吕志林和我给四类分子训话。
吕志林很清楚我长这么大也没给什么人训过话，更不必说是阶级敌人了；他一个人上阵，让我在一旁观看。训话伊始，先是点名：常万禄？队里立刻有一个人喊：到！常刘氏？到！……被点名的都是夫妻俩排在一起，只有坏分子宋振家是一个人，老婆早死了。点完名，吕志林声色俱厉地说：刚才宣讲的文件你们都听到了吧？让你们同社员们一起听宣讲，就是多给你们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文件的第三条就是专门说你们的：（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吕志林一口气重复宣讲了阶级斗争的九种表现，然后又说，从今天起，你们要按照文件要求，对照检查自己，有什么问题赶快交待，早交待早主动，晚交待就被动，拖到最后是没有好下场的！听到没有？列队的人们立刻训练有素地喊了一声：听到了！我站在一旁观察这些人，尽管情绪都是低落的，但低落的程度又有区别：那个被吕志林第一个点名的常万禄（人们习惯称之为常老二）和一个中等个、背部有点驼的富农脸上流露出的愁容更为明显（后来我打听到那个富农叫田树林）。我本来想认真琢磨琢磨这两个人，没想到吕志林突然说：现在，请工作队的徐小妹向你们训话。我一时有些慌张，不知讲什么好。即便如此，常万禄和田树林仍然不敢抬头看我一眼。我沉思了一会儿，十分严肃地说：毛主席讲过一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当前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归根结底，是爱谁恨谁的问题。你是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人民大众呢，还是恨共产党、恨社会主义、恨人民大众呢？前者，是我不是敌，是朋友不是专政对象，是好人不是坏人；后者，那就是敌人，是专政对象，是坏人。你们好好对照一下，下次认真交待。吕志林听了，有些不解，因为十条里没有这些说法。他哪里知道，作为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几乎能倒背如流，里边的句子自然也能信手拈来。而十条，我前后才读过两遍，一时还引用不好。吕志林呢，又没有理由说我讲的不对。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有些不快地宣布：散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