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堂真的说下来了。高明堂能说下来，并不是高明堂有多大面子，而是事情恰恰凑巧。过罢年，大家都蜂拥着到城里打工，偏偏就忽视了甩在城市之外的偏远矿区。也有不去城市到偏远矿区打工的，但那都是只奔个体开办的小煤窑找活儿，国有大矿倒很少有人问津。人们不是不愿到国有大矿找活儿，实在是没敢高看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三没关系，人家国有大矿不会收留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大矿也缺人，尤其是井下那些又苦又脏又危险的活儿，正式职工根本不愿意干，都拱手让给了农民工。年头里，采煤队的一个农民工出事故，腿断了，回了家，开工后队长正发愁没人接替，恰巧高明堂找来，说了高喜子的事情。队长一听高明堂推荐的这个人年轻力壮，又下过窑，就答应了。高明堂把电话打到村里，通知高喜子快些过来。高喜子背着铺盖来到矿上，高明堂又带着他办了一切应该办的手续，第二天，高喜子就欢天喜地下井了。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队里指派高喜子由高明堂负责，算是师徒结对。给他们的活儿就是运料，凡是工作面上需要的，都要运过去。运的当然是搬得动的东西，比如锹镐工具之类，比如梁柱坑木之类等，要把那些物品搬运到工作面，得爬一个坡，坡不长，也就五六十米的样子，但却陡，搬运着东西，必须四肢着地慢慢爬行才可上去。干这样的活儿，虽说靠的是气力，但技巧也很重要，像运较长较重的梁柱，就不能扛着爬。扛着爬坡，肩头的梁柱会撞到顶板，费多大力也上不去。那些个笨重的长东西，得夹在腋下，猫着腰，一边爬，一边拖。高明堂把诸如此类的技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高喜子，高喜子如法一试果然见效，就更加敬重高明堂，就想着怎样报答高明堂。打篮球的时候，他提一个扎，放在最好的地方，让高明堂坐上去，看他打球；高明堂有了烦心事，他就拿上横笛，陪高明堂坐到宿舍后边的山岗上，悠悠地吹；高明堂要洗衣服了，他拿上洗衣粉，跑过去，帮着高明堂洗；开饭时间到了，他先为高明堂排队，有时干脆就给高明堂买回来；回老家的时候，他再忙再紧，也要到高明堂家里看看，看看有什么活儿没有，只要有活儿，不管是地里的还是家里的，他逮住就干；平常，有人背地里说高明堂坏话，他总要站出来，或替高明堂辩护，或替高明堂还击。高明堂呢，也以一个大哥的姿态，处处护着他，尤其在井下，高明堂生怕他碰着磕着，有了难以搬运的大件，就不让他动手。可高喜子哪能让大哥多辛劳啊，就争抢着搬。队里规定，一个月只要上够25个班，就可以休息5天，等于休礼拜天。所以过个半月二十天的，高喜子总提醒说，明堂哥，你回家多住两天吧，我一个人就行了。高明堂回家后，两人的活高喜子一人都干了，即使高明堂在家多耽搁了两天，高喜子也乐呵呵地把活干好，待高明堂回来，他再休班。高喜子惦记着高明堂，总是休不完假就跑回来上班，两人不但从不计较得失、互谅互让，而且配合默契，一点也不耽误工作，在别人的眼里，他们比亲兄弟还亲。
忽然有一天，不知从什么地方传出一个说法，说队里用不了这么多人，要减人了，后来又说，不是减人，是换人，那些正式的职工，都堆积到井上，堆积到舒服的岗位上了，他们不干活、不吃苦、拿着高工资还老是扯皮捣蛋生事端，矿上准备把他们往井下一线压，让他们把农民工替换了。消息在农民工的嘴里嚼来嚼去，嚼得人心惶惶。高喜子找到高明堂讨主意，怎么办啊？才来几天还没尝到啥滋味就要被撵走？高明堂以大哥的口气说道，甭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该咋上班还咋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