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注定躲不过这场事。即使他仍在徐州拾破烂收尼龙袋子啤酒瓶，这场事发生之后双成一定会托人把他喊回。即使仅仅为了想象中的他手头那点积蓄，双成也会认为让人往徐州跑一趟是值得的。两年前，双成的媳妇小朵儿因为受不了双成的虐待而上了吊（两个月之后，他又娶了一个黄花闺女）。从此，我二叔就对他的小儿子彻底绝望，一咬牙，带着我二婶“谷水仙”到了县城，在谷水河的一个拐角处租了一间小屋，在一条环城马路边摆了一个小摊，干起了卖炒花生的营生。当时二叔的口袋里仅有二十块钱，这是他卖了一只旧架子车底盘换来的。加上他欠的外债，我二叔当时的全部家产是负三千八百八十元。这样的口袋永远比装满了金银珠宝的口袋沉重得多。万般无奈，他去找了我的表哥刘大卫。据我二婶说，二叔在表哥那扇巨大的镀锌防盗门前转了十来个来回，才一咬牙举起右手敲了敲门。里边立刻传出狼狗的狂吠声和我表哥的酒气十足的叱骂声。二叔在表哥那里没借到钱，不然二婶就不用再跑到我家去找我的女人秀了。对于表哥的行为，我无可奈何。表哥十年前从一支野战部队转业，分到县化工厂当了保卫科长。三年后他辞去了工作，贷款在城西南角建了一座农药厂。这是他人生辉煌的一步。这一步在又一个三年之后把他送人百万富翁的行列。因为推销产品，他和本县所有的乡镇一把手都混得很熟，这为他赢得了“路路通”的美名。我表哥曾请我吃过一顿饭，那时百万富翁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梦。我的一部小说在省里得了一个奖，我从合肥领奖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洗去身上的灰尘，表哥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说要请我吃饭，半个小时后在前门大酒店见面，他请客。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他让我把秀也带去，我会更加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哥俩是表兄弟，他的奶奶是我爷爷的妹妹。自小玩到大，我没占过他一分钱的便宜。我这么说没有一点夸张之嫌。我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在他家玩，我尿湿了裤头，便向他借了一条。第二天，他到我家玩，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在厕所里用水把裤子搞湿，然后向我妈借了一条我的裤子，一走了之。刘大卫这一次真的为我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那间摆放酒席的屋子里从始至终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人是站在我们身后斟酒端盘子的小姐。这使我不得不相信今天我和他一样是戏的主角。表哥一向不关心文学，对小说更是不感兴趣，那天在席间问得最多的却是小说。他问我在小说里有没有骂人。我说骂了，真的骂了，透过字里行间都能看见我的因为骂人而涨红的脸。表哥说听说县委朱书记对你不错，你这样骂，不怕朱书记生气吗？我说朱书记是文化人出身，县里出了个文化名人，他喜欢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想到挑刺。况且，这种骂怎么可以理解成那种狭义的骂呢？这一点，沾点文化气的人都会理解。这话说罢不到一个月，一篇署名刘大卫和刘小昆的稿件被省报采用，是写县里的创建工作的，其中有不少内容与朱书记有关，把朱书记说得一朵花似的。刘小昆就是我。我父亲希望我成为昆仑山那样巍峨的人，但又怕给我增加心理负担，所以干脆叫我小昆。对于表哥的挟名人以自重的小聪明，我无话可说，一是吃了人家的嘴软，二是文章写得也不错，除了有可能落得个拍马屁的美名外，对我不会有其它的影响。朱书记是分管创建工作的。表哥把报纸连同一张请柬一起送到朱书记面前，恭请朱书记光临农药厂，检查指导农药厂的文明创建工作。三天后，朱书记莅临农药厂检查指导创建工作与表哥亲切握手话沧桑的录像在电视台播出，随后一篇内容很丰富的文章在县报登出，并配了三四幅黑白照片。表哥大大地风光了一把。当时正值农药销售旺季，县城里不久就诞生了一个百万富翁，那就是表哥刘大卫。这些事虽然令我看不起他的为人，但并没完全消除我对他的幻想。我真想不到他会拒绝二叔张了半天嘴才对他说出的借二百块钱的请求。大卫对我二叔说，表叔你看见了吗？我虽然家大业大，却是手里没一分活钱的。这叫大有大难，小有小难。我二叔的脸腾地红了。他感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自己这样做是给别人添了麻烦，让别人不好意思。我二叔像挨了训的孩子一般逃离了表哥的散发着毒药味的豪宅。秀把刚领到的工资分了一半放到二婶手里，说二婶这是我和昆的孝心。秀告诉我，当时泪水在我二婶的眼里打转，转了一会儿，还是落到了脸上。秀说昆你告诉我做农民真的那么苦吗？我说二叔是一个有福的农民，因为他还有借钱的地方。二叔的花生摊终于摆了出来。他很满足，在刚开始的两天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工作，说早知摆花生摊是这样舒服，他早做了。其实他也明白，如果儿子孝顺，女儿在身边，他就会认为摆花生摊是一件非常辛苦甚至屈辱的事。我的大堂兄双功娶了一个小商人的女儿，叫小花。半年以后他们用做小买卖的方式过起日子来，赚一分也认为是利。他们认为“大”这个称号只能表明一个人的出处，是没有一分商业价值的。后来，为了双成以及堂妹的事，他们与二叔吵了几回，索性连大也不叫了。双成长大成人后，一直占据着村里无赖的头把交椅，为我二叔挣得一些名声，也好歹为我的做过数任公社、乡镇党委书记一生清白如水的父亲抹了一点黑。双成结婚之后开始反思我二叔对他的教育，认为二叔那些言传身教是他在农村一直贫穷的根源，诸如与人为善，做人凭良心，等等。我要么是流氓头子，要么是街头的乞儿，他向全村人这样庄严宣布。他毫不犹豫地向前者进军。他养成了两个嗜好，一是和二叔干架。一是打老婆出气。前年他添了第三个嗜好——找不是自己女人的女人睡觉——之后，一切便变得不可收拾。我没事时便到二叔的花生摊前站站，看他怎样卖花生，怎样和买花生的过心眼，怎样从贴身的衣袋里一遍遍地把钱袋取出，一毛一毛地把零钱找给买主。有一次我去时，正巧看见一个税务所的征税员走开。见了我，二叔特别兴奋，抓了一把花生往我的衣袋里塞。我笑问，是不是今天大发了？二叔红了红脸，指指征税员的背影，说，这是个好同志，刚刚收了我二十块钱的税。我惊愕地张大了嘴，说，你才卖几天？总共不到十天吧？二叔又红了脸，说，刚才听他说，按理，我得交一百多呢！正说着，一辆从河南商丘开往安徽蚌埠的汽车在身边停下，车门一开，从车上下来两个痞子打扮的打工仔，一高一矮，脸色土黄，刚犯了大烟瘾似的。称斤花生，其中一个说。二叔便撇开我，动作笨拙地拿起秤盘。一斤，二叔从袋子里摸出一只小塑料袋，把花生小心翼翼地装进去，递到高个手里。高个掂了掂，问，是一斤吗？二叔点点头。高个冷笑了一声，说我来称。秤杆在高个手里一转，立时秤砣绳压在了九两的印上，只不过尾巴翘得老高。这怎么说？高个问。给他砸了，矮个说。高个摆摆手，把花生扔回摊子上，说，我不踢你的摊子，我要看你怎么赔事我。二叔抓了一把花生放进那只塑料袋，说，照你这样称，我能舍本。高个一挥手臂把花生碰翻，说，你这老奸商，你说应该怎么称？二叔的脸立刻赤红如血。这时周围已围上来好多人。车上的乘客也全下来了，有几个女乘客从地上拾起高个碰落的花生，边吃边看热闹。你到底打算怎么办？高个的声音越来越高。在此以前我一直冷眼旁观。我和我二叔一样是善良的人，别人没把我们逼急之前，我们只会防御，或者，保持沉默，期待事情会朝着好的方向转变。二叔那种老实人的难堪对我是个极大的刺激，如果非要等到高个动手我才做什么，我就不是二叔的侄子了。你看呢？我向高个说，你看应该怎么办呢？高个一愣，说，你是谁？我笑笑，说，你当然不知我是谁，但我一说你就知道了，这个卖花生是你堂爷爷，我是他的侄子。你说我会是谁？我是你爹。高个一愣，还没来得及说话，矮个已一个勾拳向我摆过来。我身子一撤，右脚尖虚点，同时左手一抄一抓一拉，矮个的五个手指已齐齐地到了我的左腋下；我右手前递，一个燕子穿云，从矮个腋下穿过，然后一翻一扣，右手五指牢牢地抓住矮个的脸面。矮个一个纵跳，愣是带着我的手指逼到我眼前，同时抬起右腿。我急忙右脚实踩，左腿跟上，膝盖一顶，正好给矮子提供了一只板凳，然后两手用力朝矮子不舒服的方向一按一推，矮子以腰为轴心在我的腿上做了一个漂亮的后滚翻，“啪”一声倒在我面前，在尘土地上留下一个深深的人字，激起一阵狼烟。我正要抬腿去踩，二叔从后边抱住了我的腰。高个和矮个趁机爬上汽车，溜走了。二叔放开我，一边收拾给打斗得狼藉一片的花生摊，一边咕哝，秤高秤低的事，值吗？我不满地问，刚才你受的就不是气？二叔说，习惯了，也就不想恁些了。气不是饭，要是饭就好了，我这辈子就不要干活了。我无言，看着二叔在风中飘扬的霜白的枯发和他的干黢的粗糙的脸，还有二婶呆立的已走形的身躯，一时悲从心来。
半个月以后，二叔和二婶一起来到我家，说要到徐州去收破烂，尼龙袋、废纸箱、啤酒瓶之类，见啥收啥。我问二叔为什么不摆花生摊了。二叔摇摇头，说，再摆下去，恐怕连秤杆子都得舍出去，连那张尼龙袋也会给舍掉。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每天卖掉十五斤花生，可以赚四、五块钱。如果会耍秤杆子，也可能赚到六、七块，甚至十来块，但他耍不来。二叔说我是不做奸商的。这话令我的妻子秀笑了起来。秀说二叔你还是商呵？我瞪了她一眼，说你说二叔不是商是什么？二叔红红脸，说我真不是商哩！我做不来商人，我到哪里都是农民。这话我承认，对于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农民来说，要想不做农民，恐怕是无法实现的。二叔每天赚四、五块钱，一个月能赚将近一百五十块钱。工商、税务、卫生、防疫、城建这些部门最大的特长是嗅觉灵敏。花生的香味很快便把他们招了去，他们并不在意花生，而是在意花生的价值得以实现时所换得的钱币。二叔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用于应付这些人，他很想让他们都满意而归，但是他发现自己的力量太小了，于是，他很难为情地部分满足了他们，这令他们很不高兴。二叔也无法高兴起来，他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在等着自己。在这之后。又去了一个他不想见却必须得见的人：城南“挪动天”。“挪动天”的目的只有一个，收保护费。二叔怕官，但他更怕不是官的，给予的自然更丰厚些，但他的丰厚对于“挪动天”来说简直太微不足道了。“挪动天”有一种受辱的感觉，说自己出道以来从未有过要求得不到满足的事，而二叔打破了他的从未有过。“挪动天”说他希望下个月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出现。二婶说这些事还能赔着笑脸往后推，但老家来了人，却是无法推的。二婶说他们在谷水河拐角处租的那间小屋每天平均去两位客人。本庄或邻庄的乡亲进城，到晌午了便想起去唠唠家常，顺便吃顿饭。这种淳朴的民风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二婶说我每天得三斤面条一锅大馍才能填饱大家的肚子，一个月不到，从家里带来的一百多斤面粉就已吃尽了。这时，二叔从衣袋里摸出一张纸。我不用看也知道，那是一年前二叔为别人担保从秀信用社贷出的一笔三千元的款子的借据。二叔每年都要领几个人到我家，和秀说贷款的事。多则三千五千，少则一千两千。秀不肯灰了二叔的面子，每次都尽力而为。有一次，为了让二叔满意，秀甚至自己买了东西去给主任送礼以求得到软，是我二叔的外号。我二叔作担保经手贷出的钱，十笔有八笔难要。我和秀结婚后，每年的十二月份，都可在我们老家的十里八乡的土路上见到我的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的匆忙要账的身影。人们这样招呼我：昆儿，回来啦？又是给“老软”擦屁股吧？没办法，我只好苦笑着摇摇头。二叔把想贷款的人引到家里时，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诸如：孩子得脑膜炎了，医院立等着这边付钱那边好下针管子；张三夏夜在外边睡觉，被汽车轧了，如果不赶紧交钱，那边人家就把氧气管给拧上了，等等。秀虽是豆腐心，有时也会刀子嘴一次，于是这些事我父亲偶尔会知道一点。父亲在说，二叔你别为这操心，快六十岁的人了，安个好同志，刚刚收了我二十块钱的税。我叔说，可我安稳得了吗？我抱着土坷垃亲了一辈子，现在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趁现在还跑得动，跑几年。不然，到时想动也动不了。你婶子跟了我一辈子，我不能让她老了绝了指望。那两个小畜生我不指望，你再是亲侄子，我也不好花你的钱。我不出去咋办？昆儿，我死前不挣几个活钱，到时连出殡都找不到人抬哩！我把那张借据从二叔手里抽过来，说，二叔，要是凡东叔家人还不了，这借据就是我的，你放心去吧！
这时我听见一声痛哭从我身后传来。扭头看时。二婶已在秀的怀里大雨滂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