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国门洞开，洋货倾销，中国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的传统受到极大破坏，沿海尤烈，加之城市扩张，妇女就业问题突出，而产业转换及商业竞争的加剧，招工也是一个问题。如《玲珑》1934年第36期以读者（黄蔓云）来信的形式，提出《女招待是卑贱的职业吗？》，认为活要有人干，做女招待是天经地义。《玲珑》1935年第32期以《一个（北平）女招待的自述》（何麟凤），提出同样的问题，认为自己的能力也止于此，而受社会鄙视，实不公平。所以，《玲珑》1934年第8期陈碧霞的《关于取缔女招待》，认为与其取缔女招待，不如“严厉对付雇主”。而《女声》1934年第5期萍的《取缔歌舞团与女招待》则说：“在大学生尚且失业的北平社会，（取缔女招待）叫她们白白地饿死吗？”
相对而言，广州的情况就要简单得多。1925年5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阿翔的《廿年来广州茶楼进化小史》说：“民国九年，各茶楼多用女招待。”表明1920年以前，服务业已广泛使用女工，而海外汉学研究显示，在缫丝、棉纺等产业，更是早已大量使用女工；坊间以1920年代初广州平权女子茶室开女侍先河，殊为不然。然而，在那些新兴工厂中如何使用女工，是没有多少人去理会的，而在茶楼酒肆使用女招待，则惹起轩然大波，这一方面有风俗习惯的道德调适问题，在广州这样先行开放地区，更重要的是它动了店小二们的奶酪。
在1920年前后广州茶楼试水女招待的时候，店小二们也还跟着起哄，妇女组织一出面较为轻易就把问题解决了，赢得了口碑。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矛盾变得日益突出。如《旅行杂志》1937年第2期有一篇《粤汉铁路旅行记》说：“广州市男女职业的纠纷，现在还是个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其中尤以茶楼酒肆的招待一职，纷扰最大。原因是都市上集中的人口本来已经很多，欲谋一业，颇不轻易；近年以来，茶楼酒肆，多雇用女子充当招待以广招徕，群见女子招待，果然顾客有如逐臭之蝇，生意顿然兴盛，于是群起效尤，将男子纷纷解雇，另择年青女性充任。”《市政评论》1935年第15期《广州女招待的职业慌》也说到了这一点：“广州全市各酒楼茶室，近数月来，因营业清淡，先后雇佣女招待，但原有男茶役工友，竟被淘汰，生活顿受影响”。这下可真动了“店小二们”的奶酪了。很显然，这完全演变成了男女劳动纠纷。广州的茶楼，由于长期发展，在老板这边，建立了“公会”组织，在工人这边，建立了“行会”组织，而“行会很严，内部组织坚密，在社会上颇具势力，被解雇的男工，既感失业之痛，即尚得幸免的，也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遂结合反对店东雇用女招待。二十三年夏，茶楼酒肆，因雇用女子招待，致遭男性搅毁者，日有数起；一般顾客，亦大觉有危及自身之势，避不敢往。乱扰数月，无法调解，后规定男女工比率，不得越出范围，始渐告平息。”《广州女招待的职业慌》说得更具体：“经向社会局请愿，由社会局与各酒楼茶室磋商，议定雇用职工办法。”
但是，此时女招待已坐大成势：“惟全市女招待，认为所定办法，纯系庇护男性工役，苛刻女工，遂经联合，于上月二十六日，假妇女协会召集临时紧急大会，决定齐赴社会局大兴问罪之师。”真是牛气。再看其言行，让今天的女服务员都汗颜：“至社会局时，径入会客室，要求局长出为接见，当由秘书邝承泽代表局长向全体女招待解释……语未终了，当时呼打之声不绝……拍台敲窗，一场大闹，并提出口头请愿之两种要求，第一取消订各酒楼茶室雇用男女工役之办法，第二力争男女平权，并予特殊之保障，否则仍有手段对付。”僵持两个多小时之后，惊动了国民党“广州市委”（市党部），“特派委员会黎醒亚至该局调处，女招待始退出，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广州女招待的职业慌》）“现在茶楼酒肆中，男女招待均有，即是那时规定的结果。”（《粤汉铁路旅行记》）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做到男女劳动平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