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生留下不少谜团、许多的空洞和皱褶。其中，最难索解的是：她既然抗婚，以至于出亡，为什么后来会重新找回王恩甲，并且与他同居？
其实，绝境里的萧红，想到王恩甲是很自然的事。虽然王家已经解除了婚约，但是从王恩甲个人对她的态度来看，她有理由相信，一定可以接受自己。作为择偶，王恩甲当然谈不上是理想的对象，可是有哪一个男人值得自己为之委身呢？初恋的失败对她的打击是沉重的。也许她不再看重生命的肉身形式，而有了近于自暴自弃的念头；也许她自觉到了经济上的依赖性，需要在前“未婚夫”那里找到合法的身份来麻痹自己；也许从她作出决定的那一刻起，头脑里已是非常地清楚：从屈辱中图生存！
她怀有一个明确而隐秘的动机。
北京！北京！去北京明明白白是一条自我奋斗的道路，当时败走了，不妨从头再来。社会如此肮脏、恶毒，到处都是齿轮，要摆脱被压榨的命运，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出路。
萧红追求的是独立自主的人生。当她不得已向社会——男权中心社会——作出妥协时，选择的是同居的方式。在男女之间，同居是一种最合理也最简单的结合方式，它只需接受心灵的契约，甚至只需服从个人的意志，而不受法律的束缚。同居之前，肯定有过一场不太轻松的谈判，核心仍然是读书问题。可以猜想，萧红会提出在经济上支持她到北京读书，或者一起到北京读书作为同居的交换条件。王恩甲当然同意了。
实际上，王恩甲使用的是缓兵之计，他根本不想说现他的诺言。萧红发现自己受骗了，于是决定南下。
1931年2月末，李洁吾意外收到陆振舜拍来的电报，说萧红已乘车来京。他约莫计算了列车到达的时间，赶到车站接车，没有接到，立即返回二龙坑。耿妈开门见到他，报告说萧红已经回来，放下行李就去学校找他了。他又赶回学校，萧红果然坐在宿舍里等他。
李洁吾眼中的萧红，样子变化太大，穿着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狸子皮里的皮大衣，颇有点阔小姐的派头。她还携了一瓶白兰地酒和一盒马蹄莲花，说是特别送给他的。
可第二天，萧红就病倒了。
李洁吾几乎天天前去看望，帮助做点杂务，或者随便聊聊。谈及别后的生活，萧红似乎不大愿意多谈。这时，陆振舜又来信托他照顾萧红，希望能够帮助萧红继续上学。专就入学一事，他告诉萧红，以自己的经济状况无力应付，建议等陆振舜来北京以后再说。萧红虽然着急，也只好同意了。
一天傍晚，李洁吾和萧红坐着闲谈，听见有人叩门，接着耿妈进来说：“有人找小姐。”
萧红走出门去，不料那个人已经闯了进来。萧红脸上立刻露出惊愕的神色。而那个人进屋之后，随即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一言不发。萧红跟在他的背后，伸了伸舌头，做出个怪相。完全像一幕哑剧。李洁吾正猜疑间，萧红给他介绍说：“这是王先生。”
李洁吾向那人点了点头，自我介绍说是萧红表兄的朋友，听说萧红回来了，特地来看看的。那人仍然不说话，像一个哑巴。
僵持了一刻，李洁吾告辞出门，萧红没有送行。
李洁吾后来一连几次造访，都发觉屋子紧锁着，里面没有一点声音。最后一次，耿妈听到有人叩门，出来告诉他说，小姐和那个男人出去了，并且说，那个男人就是“小姐的未婚夫”。
到了三月底的一天，萧红突然跑到学校找李洁吾，说是生活上有了困难，问可否帮她想想办法。李洁吾搜遍了全身的口袋，凑不足一元钱，便全数交给了她，接着问她的生活怎样，上学了没有。她黯然回答说：目前这一切都谈不到了……说完便走了。
过了几天，李洁吾再次进城看萧红。耿妈说，萧红已经回东北去了。
萧红那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李洁吾根本无从了解，也无由猜测。即使是陆振舜，萧红虽然以一定的方式继续与他保持着某种联系，却也不复如先前的单纯而密切。有些在萧红看来是要紧的事情，譬如与王恩甲同居的事，她是不想说出的。至少对陆振舜是如此。对于一度相爱而不能相守的人，她未必至于采取决绝的态度，但已不复怀有希望的热情。爱的创伤最深，最难忘却。
如果说头一次来京，曾经有过敞开心扉的时候，这次却是完全关闭了自己。无人可以诉语。
北京之春，对萧红来说，整个的是一出哑剧。大幕沉沉，虽然看见出场的人物，但是看不到场次，剧情的进行是不清楚的。寻绎起来，大致是：王恩甲的“蜜月”还没有度完，他想不到一个山穷水尽的萧红居然还会出走。萧红走后，据说他抄到萧红留下的一个通讯地址，于是随即跟踪而来。看来这是一个乖觉的人。对于萧红，他明显地改变了策略，除了继续实行经济封锁之外，积极开展“亲善外交”。他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痴心汉子的模样，诉说自己反被抛弃的苦衷，以赚取萧红的同情。两个青年男女的初次结合，青春的欢乐将掩盖许多生活内容，甚至轻易地便可以更改一个人的认识。何况，被爱的感觉对萧红来说是多么重要，可以肯定，它大大地满足了她一直遭到伤害的自尊心。这样，她终于作出退让，随王恩甲而去了。
致命的是，这时候她怀上了孩子。
高原也是在这早春时节，和同学一起来看萧红的。他的印象是：萧红没有在哈尔滨时期那样的红润健康了，小雀斑不见了，孩子般的稚气也没有了。
无论人，还是住处，都一样的萧索。
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
一只受伤的鸟，朝南绕了一圈，又重新在这里坠落。这时，她的伤痛加剧了。
旅馆完全地把她和扰攘的社会隔开了。没有熟悉的面孔。没有通讯，没有探询和慰安。萧红唯一靠的是一份《国际协报》，来了解身外的世界。随着日子的推移，王恩甲恶俗的面孔愈来愈清楚，而自己的肚子也愈来愈粗大了。她觉得沉重、气闷，于是开始吸烟，据说还吸上了鸦片。
吸烟的习惯形成以后，很难革掉，萧红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也不曾彻底放下可爱的烟卷。英国有一位作家在小说中这样说到香烟的作用，“它是孤独者的伴侣、单身汉的密友、饥饿者的食粮、悲伤者的解药、失眠者的睡眠、挨冻者的火炉。”对于萧红，这里说的都是合适的。
据说东兴旅馆的老板与王廷兰关系密切，所以王恩甲过去常在这里过夜。两人同居七个月，住宿费都是赊欠的，王恩甲有时还向老板借钱用，这样累计起来便多达六百多元。王恩甲对萧红说，他要回家拿钱来还账，从此杳如黄鹤，一去不返。
王恩甲的行为十分可疑。此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父亲跟随马占山抗日被杀，家庭失去了经济支柱的缘故；也有可能出于报复，把萧红玩弄后，再推向绝境。无论是何种原因，萧红在这里已经沦为“人质”。
王恩甲走后，老板停止了对萧红的伙食供应，把她赶到楼上顶头的一个堆放杂物的散发着霉味的房间里去。实际上，她被软禁起来了。
每天，她不得不挺着一个大肚子到街上买面包。周围是账房先生、茶役、妓女和别的旅客，当她路过时，随即投来轻蔑的、怜悯的，各式怪异的目光。她努力抵御着，做出矜持的姿态。只要听到茶役经过门前的脚步声，她会疾速地将面包塞入衣袋，掩饰自己的穷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