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可以一百次被打倒，但他定会一百零一次站起来。联合公司的惨败并没有使瞿建国怀疑股份制的可行性，相反，他却悟出了联合公司惨败的症结所在。他决心更大规模地搞股份制，“咬定青山不放松”，他认定只有搞股份制才能发展当时的农村经济。
这里应该大书特书的是，当时担任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江泽民、朱镕基同志高瞻远瞩地关注着上海农村经济的发展，他们对于新生的股份制尝试给予了莫大的支持，可以这么说，没有他们的支持，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瞿建国。
此时，瞿建国依然是孙桥乡副乡长兼乡工业公司经理，这是个响（口当）（口当）的金饭碗。况且，由于孙桥乡是全市十一个亿元乡之一，市府特奖给乡里“交通牌”四吨大卡车一辆，喇叭一按，响遍四邻，名利皆在啊。
瞿建国打定主意——下海。
没有资金怎么办？瞿建国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发行股票，将行将倒闭的“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盘过来，改为民营股份制企业，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最大的隐患——政企不分、产权不明这个痼疾。
就在这时，国务院下发了党政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文件，这就意味着一边是金饭碗，一边是大海，何去何从？
胆识皆备的瞿建国思谋再三，毅然决定辞去公职，孤身人海！
消息不胫而走，引起轩然大波。当时和他联手搞企业的一帮人摆出一副卫道土的架势，说霍建国“搞这一套在社会主义农村根本行不通”，更有甚者说他是“为了实现个人野心”。
在众口讨伐之中，瞿建国找到了当时的县委书记、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孟建柱，细述了离开乡政府、投身股份制的原由、设想和规划。孟建柱眼睛一亮：“现在不正需要这样胆识俱备的弄潮儿来掀起农村经济发展的高潮嘛！”他当即表示了理解与支持，并问有什么具体的困难需要协调？瞿建国浓眉一扬，把窝在心中好多年的事向县委书记一吐为快——早在八十年代初，他与别人合伙承包村里的厂子，并与村委会签订了合同，规定如完成产值一百万，每人提取二万；如完不成，他们愿意赔偿。结果产值是完成了，但却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予以批评，检讨书写了好几份，最让他伤心的是盼了好几年的入党申请刚刚要批准却被搁置起来。最后他激昂地说；“我是痴心不改。党要入，事业要搞，共产党是要让人们过富裕日子的。党的事业需要人才，但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更不是扶持出来的，人才是在实践中竞争出来的。无论是战争中的将军还是运动场中的冠军，都是在竞争中产生的。”
语出惊人，孟书记肃然起敬。
瞿建国回到家，院子里正里三层外三层地聚集了不下四、五十人，清一色的父老乡亲，有老一辈的爷爷奶奶们，有长辈的伯伯叔叔婶婶阿姨们，有平辈的兄弟姐妹们，还有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
瞿建国吃惊了，拨开人群直往屋里疾走，一边走一边惊问：“怎么啦？怎么啦？……”直到看见妻子儿女正和乡亲们在说话，才算定下心来。
几个奶奶辈的颤巍巍地挤过来，把瞿建国簇拥在中间，晚风吹拂起她们的白发。
“建国，你领着乡亲们干，好不容易让我们富起来，怎么又要离开我们了呢？”
东邻阿奶说得尤为动情：“建国啊，我已一大把年纪了，等我闭了眼睛你再走吧。”
叔伯辈们则表达了另一种担忧：“好日子才开头，你怎么舍得要走呢？”
“闯世界风险大着呢，何必冒这个险呢？”
“建国，你输不起啊！弄不好就是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还是稳一点吧。”
乡音乡情，故土故人，瞿建国怎不感怀伤情。
瞿建国心头也沉重啊，公职是辞掉了，但这股份制搞得成吗？毕竟是上海市郊第一家啊。假如失败了，的确是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啊。
乡里德高望重的三大爷来了，后面还跟着一大帮各族的长辈。三大爷手里捧着一坛老白酒（上海农村一种用米酿成的酒，略甜微酸，爽口）。
“建国，过来。”三大爷将建国唤至堂屋，一脸的严肃、郑重，“乡亲们劝你拦你，是他们对你的信任和爱护，也是表达他们对你带我们致富的感谢。但你是干大事业的，应该到更大世界里去闯，干大事的人最要紧的就是不要怕失败。所以，我们今朝来送你一句话，我和他们（指着跟随他一起来的各族长辈们）所有的家产都是你失败后重新再干的资本，你若听懂这句话，就一起把这坛酒干了，放心干你的大事去。”
瞿建国抹着夺眶而出的泪水，大碗大碗地喝着酒。谁言扛南无豪情啊！从此，他就在心中许下了厚报家乡父老乡亲的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