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呢,高服良的知青婆姨刘迎春是该有那美丽的光晕。
我从高服良的嘴里知道,他的知青婆姨已经不再年轻,而且穿戴得有点土气……可在我看到她的时候,还是看出她的别样来,那是在陕北看到的北京留守知青所特有的品质,那种特有的品质已深深地化入他们的血脉中了。
我到碾子湾采访,是做了些前期准备的。
我知道插队落户到陕北的北京知青,大返城后,还有一部分留了下来。刘迎春是其中一个,像她一样留下来的,至今还有230多人。
他们怎么就不回去呢?
我对这个问题有着十分的好奇,我问高服良的婆姨刘迎春了,她却不给我开口,一直地微笑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还有甚好说的呢。刘迎春不给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还问别的问题,刘迎春依然不愿意说。我就拿出记者缠人的办法,缠着高服良来问了。高服良说他们不走自有不走的理由。就像刘迎春,她是割舍不下我和娃娃呀。此外还有陕北这片深厚的土地,以及无处不在的陕北信天游。
从北京来到陕北插队落户,别的知青是怎么想的,刘迎春不知道,但她从在北京召开的动员会上,看见大家高举着拳头,高呼着口号,是下了决心,都要在陕北的黄土地上插队落户了。但是刘迎春不这么想,她热爱北京,祖祖辈辈都在皇城根下生活,让她彻底离开她的父亲母亲,离开她的哥哥姐姐,她觉得那比割断她的血脉还要让她难受,她愿意听从毛主席的号召,到陕北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后回到北京来,参加工作是一码事,与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是又一码事。便是坐上了西去的知青专列,大家一路歌声,一路憧憬,充满了激情和梦想,恨不能一步踏进陕北的黄土地,刘迎春也都很不合群地想着她的心事。
刘迎春想,我才不要在陕北农村把根扎。
但有一个事情来得太突然,来得太不可思议,来得太荒唐了。这叫刘迎春日后想起,总会心惊肉跳,总会伤痛难抑,总会叫苦不迭。
那是刘迎春插队在碾子湾的第二年冬天,傍晚下了一场雪,起初下得还小,像是老天感念人的困厄,慷慨地向人间筛着细面粉一样,纷纷扬扬地染白了陕北的坡坡梁梁,沟沟坎坎,便是流淌不息的碾子河,也在飘雪的傍晚封了冻,染上一层薄薄的雪粉……刘迎春和同来碾子湾插队的知青,跟着碾子湾的社员,都在半山坡上整修农田。这是陕北农村的一项传统活路,到了冬季农闲时节,大家也不能闲着。扛着老镢头和大铁锨,还有扁担和笼筐,下到挂在坡梁上的田里,撵着夏、秋季节遭遇水毁的地块,照着原样儿修起来,是该补埂的,就担土补埂,是该填坑的,就担土填坑……好像是,那个年头,全国都在学大寨,改造旧山河,建设新农村,碾子湾响应号召,还在一条荒沟里,按照规划,堆土筑坝……因此,插队下来的刘迎春和他们一帮知青,无分男女,就都像是一只只活兽,忙碌在荒寂的沟坡上。
大家干得太苦了。嫩嫩的胳膊,干得红了肿,肿了红……身材娇小的刘迎春,挖土让老镢头把手拧出了泡,拧烂了;挑土让扁担把肩膀压肿了,压破了……他们战天战地,他们苦不堪言。
而且没有娱乐,不像在北京城,再不抵总有电影看,总有戏曲听,兴致好了,逛一逛王府井、大栅栏,或是游一游颐和园、什刹海什么的,总是非常方便。插队在碾子湾,能有什么娱乐呢?恐怕只有高服良的黄铜唢呐和信天游了。
就在落雪的那天傍晚,浑身酸痛的刘迎春他们,邋里邋遢地回到知青窑上,却都不往窑门里进,大家站在窑院里,有人伸着手,有人伸着舌头,小心地接着散碎如银的落雪……与知青窑院隔着一堵矮墙的高服良,也许与北京知青一般,受了雪的鼓舞,把他的黄铜唢呐拿出来,站在他家窑院前的石碾上吹奏起来了。
刘迎春记得清楚,高服良那天一连吹了几首陕北的信天游,其中一首就是她也学会唱了的《三十里铺》。高服良在深情吹奏着的时候,刘迎春便轻声地跟着唱: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好了个三哥哥,
他是奴家的知心人。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四妹子今年一十六。
人人都说咱们二人天配就,
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
刘迎春唱得是很投入的,投入得连一块插队的知青喊她她都没有听见。而这时的雪下得大起来了,细细的雪粉,突变得像是一片片纷飞的柳絮,无声而轻轻地飘落着,在雪地里吹奏唢呐的高服良也变成了一个雪人了,可他没有停下吹奏的唢呐,还有刘迎春,也没有停止她轻声的歌吟……名叫汪秀清的知青伙伴,把地上越积越厚的雪花踩得四处飞溅,她跑到刘迎春的身边,拽了她的胳膊就走。
与娇小的刘迎春相比,汪秀清是高大的,如果可能,汪秀清轻轻松松能把刘迎春装进她的肚子里。她把刘迎春只是一拽,就几乎把刘迎春拽翻在雪地上。
汪秀清拽着刘迎春说:叫你做饭你还装听不见,你是想饿死我们吗?
口大气粗是汪秀清说话的一贯作风,特别是对刘迎春,好像还更过分,透着一种根正苗红者的霸道和蛮不讲理。这好像还不能怪汪秀清,在那样的年代,出身工人家庭的她,不想蛮不讲理都不行。
刘迎春的家庭出身就要差一些,她的父亲和母亲,解放前虽不是财大气粗的资本家,却也经营着一个服装门店,在大栅栏里是很有些名气的,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家,为家里人添置服装,总会想到她家的门店,坐着黄包车,一路小跑地到她家的服装店量体定制。刘迎春听说过,她家的门店前,一年四季都有拉洋车的脚夫,川流不息地到她家门店前来,又从她家门店前去……刘迎春没有见过那样的阵势,但她却因为那个阵势的繁华,在过去许多年后,背着个“资产阶级臭小姐”的恶名,人前人后大受欺侮。
汪秀清只那么一拽,刘迎春就很知错地回了头,朝着汪秀清红了一下脸,便失急慌忙地向她们兼做厨房和卧室的窑洞跑去了。
怎么能够忘了做饭呢?
把自己饿着不要紧,刘迎春哪里敢把他们知青组的伙伴儿饿着呀?
锅灶连着炕,是陕北农村生活的一大特色。大家住在窑洞里,潮湿是一定的,挨着窑口的隔墙,盘起一面大炕,紧挨着大炕,再盘起大锅连着小锅的炉灶,在炉灶里烧火做饭,烟气从炕洞里走,热天刚好驱走阴湿,冷天又刚好烘热大炕,如此一举两得的好事,我不知道,除了陕北农村,还有哪里有这样的创意?这太取巧了,巧得真是让人服气呢。
入了窑门的刘迎春,往灶口喂了一把柴,点着了,又从水瓷里舀着水,端着盆子淘小米了……晚上,刘迎春给大家做的是钱钱饭煮土豆。就在她脚忙手忙地给大家操持晚饭的时候,她听见高服良的唢呐声渐渐地低了,哑了,烟雾蒸腾的窑洞外面,变得空落落的,唯有越下越大的积雪。
像往常一样,刘迎春把饭刚做熟,等得喉咙眼伸出手来的知青,一窝蜂地围上来,秋风扫落叶般只一圈子,就把锅里的汤饭扫除一空,留给刘迎春的,就只有锅底粘着的一层糊糊了……这又有什么呢?“资产阶级臭小姐”活该如此,别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刘迎春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觉得她就该比别人多吃苦,多受罪,插队农村,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好早早洗脱她“资产阶级臭小姐”的气味。
吃罢了晚饭,知青伙伴爬上炕去,拉开被窝钻进去,埋了头,你一声呼噜,她一声轻鼾,不一会,就都睡着了……沉重的农业劳动,把人都熬得筋疲力尽,挨枕头就会是一场大睡。刘迎春也困乏了,但她还要洗锅洗碗,还要准备来日清晨的早饭,因此,她困得哪怕眼皮直打架,还要坚持下来,把她要做的事全做完了,才能歇了脚,爬到热烘烘的炕上去睡觉。
也是因为下雪,刘迎春把她要做的事儿,一样一样都做好了,抬脚已经上了炕,却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来,又从炕上下来,热了一盆水,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用毛巾沾着水,小心地,一点一点地擦洗着……插队在陕北的碾子湾,不是在炎热的夏天,大家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为自己的身体搞清洁的,这让北京知青刘迎春太不习惯了。
刘迎春不习惯,别人呢?别人就习惯了?
想来与刘迎春是一样的。也是不习惯的。
刘迎春没有注意,就在她热了水擦洗自己时,缩在被窝里的汪秀清,便是人在梦里,也敏感地知觉到了。她把头从被窝里伸出来,眨了眨眼睛,这就看到一团雪白的刘迎春,搅起一片暖暖的水汽,擦洗着她曼妙的身体……汪秀清不知道她是该愤怒,还是该羡慕,她从炕上爬起来,一步跨到炕脚底,连鞋也不穿,走到刘迎春跟前,绕着她转了一圈,一言不发地退到窑垴里去,去找撒尿的夜壶去了。
把夜壶提进来,端出去,也都是刘迎春做的事,今天晚上她忘了。
汪秀清找不见夜壶,就问刘迎春:夜壶呢?你把夜壶放哪儿了?
刘迎春听汪秀清一问,这才想起忘了提夜壶,就说:你等等,我马上去提。
刘迎春嘴里应着,撂下擦洗身子的毛巾,就去炕边拿她脱了的衣服,准备穿了去窑门外提尿壶,汪秀清却扑过来,把刘迎春已经披在身上的衣服扒下来,推着刘迎春,让她光着身子出门去提尿壶。刘迎春抗不住汪秀清的力气大,被她推着,一直推到了窑门口,把门打开来,把她推出了窑门,推到满天银白的雪的世界里……刘迎春无奈了,去窑门前的矮墙边提尿壶,冷冷的风吹在她裸着的身上,她不觉得冷,冰冰的雪刮在她裸着的身上,她也不觉得冰,她只想着赶快提起尿壶,赶快回到窑里去……可是她回不去窑洞了,汪秀清在把裸着的刘迎春推到冰天雪地的窑院后,反身回到窑里,“哐当”一声把窑门从里边掩起来,插上门栓,喝醒睡在热炕上的伙伴,隔着窑门狂呼乱喊。
汪秀清呼喊:来贼了!来贼了!
伙伴们不知所以,跟上也是一通呼喊:来贼了!来贼了!
那样的喊声是凄厉的,而且还有一点儿狂悖,在大雪的晚上,从碾子湾的女知青窑洞里传出来,很快传到隔不很远的男知青窑洞里,一起插队到碾子湾的男知青,听到女知青的狂呼乱喊,没有不起来相助的理由,他们从被窝里爬出来,没有谁把衣服能穿整齐,一个一个,抢着从窑洞里跑出来,向着求助的女知青窑洞那边跑……他们看见了刘迎春,正不知所措地站在雪地里,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向她跑来的一伙男知青,她哭了,瑟缩着身子向窑院一边的碾子旁躲去,提在手里的尿壶,在躲向碾子的时候碰了一下,“哗”的裂成了一堆碎片。
男知青愣住不动了……还有打开窑门没走出来的女知青们,也都看着躲在石碾一边的刘迎春不喊不叫了。
他们谁都没有想到,高服良也受了惊动,从他的窑院里拐出来,睁着他的一又大眼睛,恼怒地看着愣在大雪里的知青们,冷冷地看了一眼,就脱下他身上的翻毛皮袄,大踏步地走到碾子旁,把还蓄积着他体温的翻毛皮袄,裹在刘迎春光裸的身上。
我来碾子湾采访,高服良没有给我说这件事,在我后来了解到这个事实后,向他求证时,他只说,知青们苦哩,弄出个恶作剧,你能说他们啥呢?啥啥都不能说吧。
我愕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