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1）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原文】（2）
唐诩问：“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
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
“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王阳明毕竟不是生在普通人家的孩子，说他生在大明王朝第一流的官僚家庭也不为过。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辛丑科状元，到正德元年（1506年）已经担任礼部左侍郎，成为内阁辅臣候选人之一。
王华，字德辉，号实庵，晚年又号海日翁，曾在龙泉山的寺庙中读书，故后人尊称他为“龙山先生”。
天顺六年（1462年），十七岁的王华以三礼参加院试，辞章优秀。阅卷的官员不相信如此干净漂亮的文字出自一个乡间少年之手，于是对他进行复试。复试中王华一挥而就，所作文章依旧不凡。阅卷的地方官员不禁大为感叹，认定此子他日必大魁天下。
从此之后，王华名声大噪，远近富户大族都备下厚礼，登门邀请王华教育自己的子弟。
成化初年，浙江学政张时敏在对余姚的一帮士子进行仔细考校后，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他说：“谢迁与王华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将来都是状元的料，前途不可限量。”
果然，谢迁后来成为成化十一年的状元，日后终成一代名辅；而王华则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只是遭遇刘瑾之祸而未能实现自己的志向。
宁良当时是掌管浙江一省民政的布政使，他想要为子弟挑选一位好老师，于是便请浙江学政张时敏推荐。张时敏说：“浙江士子之中，学业优异者不在少数；若只是为子弟的举业择师，可推荐的也不少；若论学品兼优，最堪为人师表者，非王华莫属。”宁良欣然采纳了张学政之言，礼聘王华为师。
宁良的老家在湖南祁阳，王华受聘后便被安排住进了宁家的梅庄别墅。宁良出仕前曾在这里读书，当时别墅里还有数千卷藏书，这让一心好学的王华大喜过望。王华白天用心授课，晚上则博览藏书。虽然他在当地待了三年多时间，但从来没有进过城。如此刻苦勤奋，学问自然愈加精进，于是被人戏称为“五经司令”。
当时在祁阳士子中，嫖妓酗酒之风盛行。王华虽然孤身在外，但是他从未放纵过自己。在他结束聘期要回浙江时，当地士子为他在江边亭楼设宴饯行。
宴席一直持续到后半夜才结束，所有人都醉醺醺地离开了，只剩下王华被安排在楼中留宿。待王华进入楼中，刚要宽衣就寝，恍惚间就发现两个美貌的年轻女子坐在帐中。他虽有几分醉意，但仍能自我克制，可他刚要转身退出，发现门不知何时已被死死锁住。
两个女子向他走来，王华作势将她们推开，可对方扭着腰肢又黏了上来。读书的种子平日里只知道读圣贤书，从未经历如此不堪的场面。情急之下，王华破窗而出，卸下一块门板掷入江中，然后跳上门板，连夜渡江而去。那帮等着看好戏的人不由得投来惊异和赞叹的目光……
成化十七年，王华高中状元，被授为翰林院修撰。没过多长时间，他又被皇帝任命为每日进讲的日讲官。每次进讲，他都要高声朗语，言辞贴切。当时负责向皇帝进讲的官员有好几位，有的在进讲前会不眠不休准备很长时间，生怕没有做足功课出了差错。
明朝的官员俸禄是很低的，如果没有灰色收入，很难应付在京城做官的开支，尤其是交际方面的开支。一个京官要想在京城混得顺风顺水，需要付出的往往是俸禄的数倍或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低品级的京官大多是没油水可捞的职位，而支出又相对较高，所以京官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得很清苦，整日巴望着被外放的机会。
王华在物质方面没有过高的要求，生活十分节俭，且应酬往来极少，面对清苦的生活也能安之若素。好在朝廷不时给些额外的奖赏或补助，这样王华总算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十一岁的王阳明被父亲带到了京城，并在他的严厉监督下接受儒家传统教育。通常情况下，伴随着这种教育的是先生的戒尺和家长的棍棒。父亲王华告诉他，这样的教育对个人和国家都是很有必要的。王阳明虽然心怀不满，但也只能接受。
父亲王华像是看管犯人一样督促王阳明做功课，这让王阳明叫苦不迭，也让他无限怀念和爷爷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在王阳明的作息时间表上，除了睡觉和吃饭，其他时间都要用来学习。他的生活就是背不完的四书五经，写不尽的八股文章。王阳明能够感觉到，父亲看自己的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怀疑。焦虑是因为他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让父亲无从把握，而怀疑则是因为他不相信王阳明能够自觉地学习，成长为一个令他满意的读书人。
王阳明虽然置身于父亲王华所营造的紧张的学习氛围中，不过有爷爷在旁宠护着，还是有机会忙里偷闲。与父亲王华相比，爷爷王天叙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显然要宽容许多，他既可以接受一个坚守传统儒学的儿子，又可以接受一个天马行空、不按常理出牌的孙子。
在不多的空闲时间里，王阳明为了让小伙伴们都跟自己玩，便省下自己的果品、点心，拿给伙伴们分享。王华得知儿子此举后，也不免大为赞叹，如此年纪就能克制私欲以遂其志，实在难得。
据说，王阳明小的时候就有了做圣贤的想法。虽然这时他的圣贤理想还不够真实，但是可以看出，他为自己谋划的人生路径迥异于大部分同龄人。也许有人会问，在王阳明的内心世界里，他所认为的圣贤到底有着怎样的面目呢？
《传习录》第一篇就是“新民”与“亲民”之争，或许可以为我们的认知打开一个缺口。
王阳明与朱熹在“新”与“亲”上各执一词并非文人之间的炫技，是两人在政治价值取向、为政理念上存在着差异。王阳明作为后辈，并没有冒犯朱熹的意思。心学不是凭空而来的，更不是王阳明独自开创的，在一定程度上，心学只是对儒学道统的一种继承和开创。
作为王阳明的首席弟子，徐爱心有疑惑，他问王阳明：“《大学》一书，‘明明德’确实很重要，可是为什么又要强调‘亲民’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在儒学中，修己和治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比如说像我父亲这样一个人，如果有一天从风光无限的京官生活一下子跌落尘埃，生活的困顿且不去说它，最难忍受的还是世人的白眼，尤其是来自那些不明底细的故交旧友的非议。到了那时，生有异才有什么用？笔绽莲花又有什么用？也只能以文章为游戏，自轻自贱了吧。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如果再无一点儿精神的空间，那真要把人给生生闷死。修禅，遁迹山水，都是为了解脱。说是万念俱空，一丝不挂了才去潜心禅修，但实际上还是对现实俗物眼不见心不烦的逃避。‘明明德’是要倡立天地万物一体的本体，也就是关注我们的精神世界；‘亲民’（关怀和爱护民众）是天地万物一体原则的自然运用，也就是在追求精神世界的同时，更要实实在在地去接地气。”
他同时还说：“明明德必须要体现在‘亲民’二字上，只有亲民才能彰显出光明的德行（明明德）。比如我们爱自己的父亲，同时也要兼爱别人的父亲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亲。做到这一点后，我们心中的仁德才能真实地同自己的父亲、别人的父亲以及天下所有人的父亲成为一体。只有成为一体，孝敬父母的光明德行才能完全彰显。”
朱熹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的是“存天理，灭人欲”，他的善政理想就是，君王个人或辅助君王的人都应该洗涤身心，成为有德之人。不仅如此，他们作为统治者，还要使被统治者也成为有德之人。
王阳明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同时又是天底下最高级的动物，因此要特别关注人自身的病痛苦难，要重视人的自由性和主体性，否则的话，为政者就没有是非之心。
王阳明确信，如果这个世界每一个个体都能推己及人，由远而近，将恻隐之心投注于每个人，那么这个世界就可以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生命时时欲飞，然而在道德的重扼下，却总是飞不起来。有时看似轻盈地将要越过去，还是会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拽着，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
人来到这个世界究竟应该怎样活？走什么样的路？立什么样的志？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阳明一生都将在这几个问题上打转转，而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用黄宗羲的话说：“以心学教天下，示人作圣之路，改变了理学将心物分为二的错误路线，让人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
在《传习录》中有一篇关于立志的篇章，王阳明的弟子唐诩问：“立志就是要时常心存善念，就是要为善去恶吗？”
王阳明认为，人心存有善念之时，才是最能体现生命本质特征之时，所以善念对于人心而言本该是人心的常态，所以没有必要刻意去存善念，所谓的“立志”并不是要人心去开疆拓土，去创建善念，而是持守此天理不失的“守成”之道。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只是立志到熟处而已。精神、道德、言行举动，大多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间的人和万物都是这样的。
生命不管处于何种阴暗崎岖的境地，都能感受到云遮雾掩背后那一丝良善之光在向你招手，而人的主观克制之力可以在瞬间引导良知重现，而不是让你在阴霾之中越陷越深。生命的本性是阳性的，是积极向上的，所以存此良善之心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而在修持此心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收敛”二字，也就是谦虚、谨慎、不抛弃不放弃、不好高骛远。而与之相反的状态是发散，发散就是指一个人始终处于激进的、亢奋的状态，结果导致用力过猛，步子迈得过大。
祖父王天叙曾经对他说过一段魏晋文人的故事，嵇康有一次问孙登，人这一生应该有什么大追求才算圆满。孙登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你懂得火吗？火烧起来会产生光，但是火的燃烧却不需要用光，在这个因果关系里，用光是果。同样的道理，人活着并拥有才华，但才华也不是人活着的前提条件，在这个因果关系里，用才是果；用光看，首先要有木材来生火，用才呢？那得要洞明事理，要懂得自保之道，如果人都死了，才高八斗又有什么用呢？”
孙登实际上是借用这则火的寓言，交给朋友一个人生的妙方，火、光、薪三位一体，火为主体，光为附属，薪为根本，火得薪而燃，光得火而亮，无薪便没有一切，或者才是王道。
而他的朋友嵇康却对此不以为然，用一句“才多识寡”便堵住了朋友之口。等到被拖到洛阳东市砍头时才真正明白，但一切都晚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向行刑者提出最后一个要求，取过心爱的古琴，对着日光下自己的影子在高台上再弹一曲《广陵散》。
其实对于一个年轻人，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有各种可能性。这时候，摆在王阳明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一心扑在科举这件事上，像父亲王华那样当一个状元；二是加入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圈，潜心修习辞章之道，成为像李梦阳、何景明那样文名遍天下的大家。
而这两条路，都算是人生的正道。所谓正道，不过是全力求取现实世界的荣华。不过王阳明对于现实的荣华看得并不是那么重，功名对他的吸引力是什么？无非是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当精神世界遇到堵塞的时候，王阳明想到了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圆满并不比精神的圆满来得更加容易。人生在世，本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每天被俗物裹挟前行，像一粒尘埃飘来荡去，没完没了地寻找着来处与归途。辗转不得，强求不得，唯有将此心专注一处方可得。有时候，做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总是会比一个寡淡漠然的人来得疲惫。而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自己最大的敌人不是这副招摇过市的臭皮囊，而是皮囊之下那颗不让自己平静安分的心。
王阳明一心向往做一个英雄，虽然跟在父亲身边受到诸多束缚，但少年人心性未定，顽劣得像个猴子。他经常将自己想象成为将军，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投身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经常带着一大帮顽童玩带兵打仗的游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犹如战阵之势。
身为翰林院修撰的王华是一个古板老套之人，这让王阳明心生困顿烦闷之感。
王华常常担心儿子将来会成为顽劣之徒，辱没了王氏家风。可是他的爷爷王天叙却不这么认为，他的耳边还时时回响，数年前，那位相面先生为自己这个孙子所下的美妙预言。
王华是状元郎出身，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经常教育王阳明：“书读得好就能当大官，就像你父亲我一样，中了状元。这些都是读书的功劳。”
王阳明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老子中了状元，儿子不一定都能中状元。即使儿子中了状元，孙子也不一定能够中状元。再说，报效国家，进取功名，也不一定只有读书一条路。
王华看着眼前的王阳明也只能长吁短叹，他恨不得两个耳光将他打醒。王华强压心头的怒火，耐心地做儿子的思想工作：“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天下第一等事是当圣贤吗？你听说过一天到晚喊打喊杀的圣贤吗？再说我大明王朝从来就是重文轻武，有志向的少年郎都是通过科举成就功名。”
王阳明不为所动，他反驳道：“儒者患不知兵，孔子有文章，也有武功。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辞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这是读书人的耻辱。”
在王阳明看来，历史上那些文人，也并不见得比庸常之人高明，十之七八为世间功名所累，一有风吹草动，就耐不住心中的寂寞。且不说他们的信仰，就是最平常地活着，也不知路在何方。
远的不说，就说本朝被称为读书人种子的方孝孺，愚忠至死，也难逃文人悲剧命运的轨迹。再说王阳明心中的大英雄于谦，在王阳明看来，于谦已经超出了文人的纯粹性，有着侠之大者的一面。
方孝孺成全的是大义，而于谦为的又是天下苍生。人，是要有些信仰才能支撑着自己活下去，就算成就不了大义，还可以为天下苍生。大义也好，苍生也好，哪一个才是自己想要得到的圆满？王阳明敬奉的英雄于谦不是苍生的代言人吗？最后却也落得个鸟尽弓藏的悲惨结局。人生于世，路究竟在何方？个体于宿命而言，难道只能有一种选择？
是像孔子那样，上半生如圣贤，下半生如丧家犬。还是像老子那样，留下一部《道德经》，骑着青牛从此遁迹人间。又或者做个夜夜买醉、不知今宵酒醒何处的柳永，直到落个“且去填词”的下场，难道才能被迫脱离苦海？两千年来，无数的文人都这么做过，刘伶醉酒，阮籍狂狷，李白放歌，放浪形骸的人生真的就是理想中的快乐人生吗？
如果让王阳明自己选择，他还是愿意跟从庄子的脚步，把“道”作为人存在于自然的最高形式并加以推崇，他认为对于“道”的观照，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而圣贤之道并不是苦行僧一样持戒守律，搞得自己了无生趣，不然和谈玄说佛有什么分别？
生命就是在这喋喋不休的追问中慢慢酝酿发酵，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聪明或是愚笨，美貌或是丑陋，面对现实世界的复杂，精神世界的困顿，仰望星空之时还是要问——到底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