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林
摘要：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中国传统司法中县官判案依据有持续的论争，而背后的问题意识却值得反思。从档案出发，可以看出清代县官审理民事案件有其基本的思路，最终目的是使紊乱的宗法关系得到修复，以稳定当地的社会秩序。之所以如此，实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使然。如果认为衙门主要是依法断案，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论证。
关键词：清代；县官；审理民事案件；基本思路；《南部档案》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法学界尤其是法律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传统司法的论争，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县官判案是否依法还是情理法的问题。为笔者始终不得其解的是，这场讨论的背后是在回答一个怎样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意识又是如何产生的？是不是得出的结论是依法就能说明传统社会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掘地三千，去问问我们古代的县官，他们当年判案是否有受依法还是情理法的困惑。有学者指出，西方的一些研究者由于缺乏相关的背景体验，多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他者”的例子来使用，在他们的考察里，实际上中国从来都不是主题，他们研究中国“与其说是为了中国，不如说是把中国当作一个陪衬”。当今学人在研究是否依法还是情理法的问题上，是不是站在现实的角度去帮古人思考他们从未思考过的问题呢？无论如何，笔者坚信，“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去”，强调“地点感”和“时间序列”的重要性是我们研究法制史最起码的原则。
“地方之要，首在狱讼”，案件审理是吏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南部档案》出发，去重现清代县官审理民事案件的基本思路。
（一）凡民间调解系统或两造言明已经将纠纷调明，衙门一般不再干预与追究
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一文，在对汪辉祖“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四句的分析后认为，“在堂外通过亲友和睦解决纠纷，大家不伤感情，那最好。但是，上了公堂，就只好凭公办事，依法断案，使是非分明”。但《南部档案》的案例表明，对于上了公堂的案子，只要民间调解系统或两造言明已将纠纷调明，不管所告事本身的是非曲直，也不追究他们是否真的已经调明，一律尊重他们的选择，宽免深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南部县衙门的一则堂谕鲜明地表达了衙门的这种态度。“据两造人证供称，伊等控后，经凭家族集祠理明，以后永敦和好，再不兴讼。查此案衅起，口角细故一时气忿具控，实由乡愚，妇女无知，既经理明了息，家族免伤和好，尚属能明大义，自可宽免深究，但以后即当两相亲睦，永不滋角，各结完案。此判”。
（二）在诉讼过程中，只要民间组织申请销案，一般皆准
与上面思路相一致的是，在诉讼过程中，只要地方基层组织申请将案注销的，衙门一般也不会再去审理案件，而同意他们的请求。
嘉庆年间，金兴乡十甲乡民罗睿先与八甲李思翠之女结婚，婚后生一子。子三岁时夫死，后李氏堂兄李经于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十五日以罗家罗智先等恃强逼嫁图产为由将罗智先、何以清等告上衙门，双方就是否招赘、是否图产等问题互呈状纸，争讼不止。后十甲罗元奇、敬明章以“恳赏息稍、以全和好”请求稍案。恳状称“两造俱不愿终讼，恐伤审究之雅。经蚁等集理之下，查明……伊等依议悦服，甘愿具结杜讼。……姑念乡愚无知，时届春耕，从宽免究，赏准息稍，以全李氏名节，以免构讼”。随即得到衙门销案的批准。
宣统三年（1911年），宣化乡民赵成美等具告甲长赵其和等伙霸祭祖会业，抗交私吞。经衙门准理后，保正贡生刘继尧、保董贡生刘作宾、监生李叔沣、家族赵其志等人便向衙门具禀，申请销案。称因此案被准后，两相应候，“念两造系属一族，不忍同室操戈，邀集理明，确查其和并无吞公作奸等情，实由成美等挟嫌起衅，众劝理息，永敦和好，且两相均愿了息，具结完案，不得翻悔，但事关准理，生等不敢起灭自由，为此禀恳作主，将案注销，以省拖累。”递禀之后，衙门并没有追究谁是谁非，批道：“果已理息，着即饬令两造投具息结，以凭撤票销案”。同年，发生在金兴乡因一起蓦抬枋料的诉讼案，也由于保董、族长的具禀而允准销案。
再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二十九日，北路老鸦岩李怀喜等在其佃租的田里挖田内沙泥。此时赵朗荣之妻王氏路过，李怀喜等不小心把泥沾在王氏衣服上，两相口角。至三月二十日，出外买牛的王氏之夫归家，再次向李怀喜等理问，又发生口角。李怀喜等便赴城控案。其后保正赵三合、甲长赵文忠具禀，禀称双方均系近邻，不忍兴讼，治酒取和，恳请将案注销。衙门批道：“既据查明，并无剥衣夺物情事，已经尔等从场理息，两造立约和好，应准注销控案，以省讼累”。诸如此类的民事案例在档案里的记载尚多，不再列举。
（三）将一些诉讼判归家族或乡保调解
对于一些告上衙门的琐碎事或者案情不清的，县官还会交由宗族组织或社会基层组织去处理，而不是交由衙役去调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升钟寺杜洪才称，杜洪喜、杜作仁、杜洪金、杜洪秀、杜崇政等刁恶非常。籍杜洪秀小女十二日染寒病死亡，杜洪喜想尽办法支使杜洪秀将其小女尸体移至杜洪才家痞赖，大言吓诈，敲诈他钱财二十四串。之后洪秀玩法逞刁，吆喝洪喜纠同杜崇政、杜元德、杜洪清等乘他投保不在家，掳夺其家财物。杜洪才妻唐氏与他们理论，被殴，眉头、两背、膊均被打得青紫。告上衙门后，县官批道：“呈称杜洪秀之女实系染寒身死，并无别故，然则与人无尤，杜洪秀何得移尸尔尔家，籍死图搕？如果属实，殊属不合。惟词出一面，碍难凭信。仰该管保正查明禀复，再行核夺”。此类裁决尚多，不再举例。而这种情况，据笔者的考察，在清末更为频繁，以至从部分差票中得知，差票不是交给差役，而是交给其所管的保甲。保甲接到此票，即速告知被告。这其实是让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人”完成衙门的部分职能。换句话而言，是衙门部分事务的权力下放。
对于上述事实，黄宗智也有论及，他指出，还有些案子，知县可能觉得值得考虑，但案情又太轻，不必亲自过问，因此发给下属处理——或交乡保办理，或让衙役跟乡保一道处理，或让土地或债务纠纷中原来的中人处理。宝坻档案118件中，有6件，县官未亲自过问，而让衙役及乡保自行调查、处理。淡新档案中有31件。但这些案件没有一件获得解决。而从《南部档案》记载的情况来看，并非完全如此。县官作出这样的批词之后，有的案件就此结束，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一起霸伐案，衙门批道：“呈称杜洪金等霸伐逞凶，如果不虚，因属不合，惟既据身受殴伤，何以复不请验，所控亦难凭信。着即投凭该管保甲理落息事可也”。之后此案没有再继续。
（四）往往会忽略两造所述情节，也不一定核实案情
在诉讼档案里，我们时常会看到诉讼双方经常会各执一词，所叙情节也各不相同。但衙门在判决时，并不一定要去详细分辨谁是谁非，也不一定要去核实案情。下面以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一起诉讼案为例予以说明。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十九日，东路金兴乡二甲廪生罗云瑞以“窝娼逐逼”控告李炜、李何氏、李猪儿、何广平4人，控词如下：
情生妹幼配冒监李炜长子李玉林为室。李炜藉办盐务，赴渠冒贡，勾宿名娼何氏，绰号猴儿，亏厘六百金有案。后将何氏窝留伊家，蹧毙嫡妻。估逼生妹称姑方遂。何氏悍虐，打堕生妹童胎，畏恶哑忍。又于去冬估掳妹衣物，惨将生妹逐出。生父在场教读，当往理问。何氏纠同李猪儿、何广平男妇抓殴，生父登时跌毙宋文违店内。幸伊亲族文生李葆森、李文忠、宋钧陆帮资归殓。时生在省处馆，未知。今春生弟送信在途，亦故。生后闻信，匍匐回籍，途遇生妹夫妇无衣。惨生父遭殴毙，生弟亦亡，生妹无家可归。难甘泣恳唤究，伏乞大老爷台前施行。
上述控词所言的基本事实有以下几点：1.其妹幼配李玉林为室。两家为亲家关系；2.李玉林其父李炜勾宿名娼何氏（事实上与之结婚），并蹧毙嫡妻；3.何氏悍虐，打堕罗云瑞妹童胎，并将其妹逐出；4.罗云瑞之父为其女被虐待之事，往问何氏，便被抓殴，并跌毙于宋文违店内；5.惨境：其妹夫妇无衣，生妹无家可归。父遭殴毙，弟也亡。
